一九五〇年，腊月十七。
北风像刀子一样剜进益平县的大街小巷，把县政府的木牌子吹得咣当响了一整夜。
杨本善把脚搁在火盆边，翻着那本翻烂了的《洗冤集录》，煤油灯把他的影子钉在土墙上，黑黢黢的一大团。他已经六十七了，眼睛不济事，看书得凑到灯芯跟前，烟气熏得他直流泪。
他原是民国二十一年进的县警局，那时候叫“检验吏”，老百姓叫“仵作”。民国换了多少任县长，他记不清了，只记得日本人来的时候跑过一回，后来又回来，再后来国军跑了，共军的队伍开进来，他还是坐在老位置——太平间隔壁那间小屋，等着有人喊他去看死人。
“杨叔！杨叔！”
门板被拍得山响。杨本善认得这个声音——县公安局的通讯员小刘，才十七岁，陕北口音还没改过来。
他拉开门栓，冷风裹着雪粒子扑了他一脸。
“又出事了？”
小刘喘着白气，棉帽耳朵耷拉着：“东门外井里，捞上来一个。李局长让你赶紧去。”
杨本善没多问，抄起他那口旧藤箱，跟着小刘踏进风雪里。
益平县东门外那口井，老百姓叫它“苦水井”，井水又咸又涩，只能洗衣浇园，没人吃。可偏偏这口井近两年格外热闹——民国三十七年捞上来一个，去年冬天捞上来一个，加上今晚这个，三年里第三个了。
他们到的时候，井台周围已经围了一圈人。火把被风吹得东倒西歪，把那些看热闹的脸照得忽明忽暗，像一群从地底下钻出来的鬼。
县公安局局长李怀仁站在井沿上，三十出头的年纪，脸被冻得铁青。他看见杨本善，从井台上跳下来，一把攥住他的胳膊。
“老杨，你来看看。这个案子……邪门。”
杨本善很少听李怀仁用“邪门”这个词。这个从延安来的干部，不信鬼神，不信风水，连中医都不太信。他说“邪门”，那一定是真的邪门。
尸体已经被捞上来，摆在井台边的一块门板上。是个男人，四十来岁，穿着灰布棉袍，外面套一件黑马褂，头发梳得齐整，看起来不像寻常百姓，倒像个账房先生或者铺子里的管账。
但让杨本善愣住的，不是这身衣裳。
是那张脸。
死者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笑。两只眼睛半睁着，瞳孔涣散，但眼眶里似乎凝着一汪东西，在火把的光里泛出红褐色的光泽——不是血，是某种更深沉的颜色，像陈年的锈迹，又像干透的朱砂。
杨本善蹲下来，凑近了看。他的鼻子比眼睛先认出了什么——一种他只在三年前闻过的气味，从死者的耳孔和鼻孔里幽幽地渗出来。
那气味极淡，却极具穿透力，像一根冰针钻进他的鼻腔。
是苦檀子。
他猛地站起来，往后退了一步。
“老杨？”李怀仁皱眉。
杨本善没回答。他转过身，慢慢走向那口井。井口已经结了薄冰，他趴在井沿上往下看，火把的光照不到底，只有黑漆漆的深洞，和一股从地底涌上来的、暖烘烘的腥风
井壁上，有人刻了字。
不是新刻的，是被苔藓和井水侵蚀了多年的旧刻，笔画已经模糊。但杨本善认得那两个字——不是因为看得清，是因为他二十年前就见过。
“阴”“德”。
一正一反，刻在井壁两侧，像是在互相照镜子。
“李局长。”杨本善直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雪，“这个案子，我要从头查。”
李怀仁盯着他看了几秒：“你认识他？”
杨本善摇摇头。他没说假话——他不认识这个死人。
他认识的是这个死法。
二十年前，也是腊月，益平县西门外土地庙，一个货郎死在供桌前。嘴角上扬，眼含锈色，七窍有苦檀子气味。
那个案子，不了了之。
但杨本善记得，货郎死的前三天，有人看见他在街上追着一个十三四岁的丫头打，骂她偷了他两个铜板。
那个丫头后来不见了。
而那口苦水井壁上“阴德”二字，是道光年间一个举人刻的。传说那位举人年轻时家贫，母亲病了没钱买药，有个过路的道士给了他三吊钱，说“积点阴德吧”。举人后来做了官，回到益平，在井壁上刻下这两个字，提醒自己多行善事。
一百多年过去，字还在，举人早就烂成了骨头。
而益平县的人，好像把这两个字给忘了。
杨本善拎着藤箱往回走，雪下得更大了。他走得很慢，不是因为老，是因为他心里压着一块东西，沉甸甸的，像当年那个丫头最后看他的那一眼。
那天他路过西门外，看见那丫头蹲在墙角，浑身上下都是伤。他本想过去问问，可衙门里来人喊他去验尸，他就走了。
等他第二天再去，墙角空了。
这世上最长的债，不是钱，是良心。
而良心这东西，欠得越久，利息就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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