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阳光像一把烧红的铁砂，从榕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撒在我眼皮上。我翻了个身，长椅的木板硌着胯骨，一条腿掉在外面，凉鞋磕在地上。有什么东西在舔我的手背——湿漉漉的，带着热烘烘的腥气。我睁开一只眼，一条黄狗正拿鼻子拱我的掌心，尾巴摇得像要起飞。
“走开。”我把手缩回怀里，声音哑得像砂纸。黄狗歪着头看了我两秒，兴味索然地跑了。
我盯着头顶的芒果叶看了很久。叶子绿得发黑，边缘卷着，一动不动。这座城市没有风，连空气都是懒的。我花了好几秒才想起自己在哪里——三联公园，第三张长椅，从东门进来左手边，靠近公厕和自动贩卖机的那张。选这里是有讲究的：公厕有自来水可以洗脸，贩卖机旁边总有人丢半瓶的矿泉水，运气好还能捡到没吃完的面包。夜里保安不来这边转，因为路灯被榕树挡住了，黑黑的就是安全。
我又闭了一会儿眼。脑子里像有一锅煮糊的粥，咕嘟咕嘟冒着泡。梦里的事记不太清，好像有人在追我，又好像是我在追别人，总之跑得喘不上气。醒来后背全是汗，T恤粘在身上，像另一层皮。
坐起来的时候腰椎响了一声。三十七岁，腰已经不行了。蹲久了站起来眼前发黑，变天的时候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我用手撑着椅面，慢慢把身体摆正，两脚踩在地上。地面是水泥砖，被太阳烤得发烫，凉鞋底薄，热气往上蹿。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指甲长了，缝里嵌着黑泥，左脚小趾的指甲盖不知什么时候磕掉了半个，露出粉色的肉。
那双凉鞋是去年在救助站领的，别人捐的旧物，左脚比右脚大半码，走快了会掉。我学会了一种走路方式，脚趾微微蜷着，像爪子一样勾住鞋底，走得慢，但稳。
裤兜里还剩三块钱，两个钢镚儿一个纸币。纸币皱得像菜干，我把它摊在膝盖上压了压，上面印着的一元钱三个字都褪色了。另外还有一个打火机，红色的，塑料壳，捡的。我摁了一下，火苗蹿起来，又摁一下，灭了。还能用。烟是没有的，有火没烟，就像有锅没米，更让人心痒。
我站起来，把裤兜翻了个底朝天。没有烟，没有手机，没有身份证。身份证去年丢的，补办要回老家，回老家要路费，有了路费也不一定回得去——回去干什么呢？那个村子，那条土路，没有挣到钱没有脸面见父母面前。
十六岁。正好是读高一的年纪。班主任姓周，戴眼镜，说话慢吞吞的，找我谈过三次话，说我脑子不笨，就是太懒，作业不交，上课睡觉。最后一次她看着我，说了一句我到现在都记得的话：“你现在不吃学习的苦，将来就要吃生活的苦。”我当时怎么回的？我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心里想的是，生活的苦我早就吃过了，还差这一口？
现在我躺在公园长椅上，太阳晒着屁股，没有工作，没有家，没有明天，也没有昨天。昨天是模糊的，前天也是，一周前的事要想很久才能记起来。时间在这里像水一样，流过去就流过去了，不留痕迹。唯一能标记日期的，是广场舞大妈们的音响。周一到周五是七点开始，周末是六点半，音量更大，曲子也更热闹。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十六岁那年我没有从学校跑掉，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大概上了大学，在某个城市的写字楼里上班，格子间，电脑，空调。下班了去健身房，或者跟同事喝酒。周末睡到自然醒，窗帘一拉，床单是干净的，冰箱里有牛奶和鸡蛋。也许结了婚，也许没有。但不管怎样，不会在公园里醒来，不会被黄狗舔手，不会担心今晚睡哪里。
但这些想法就像蚂蚁一样，爬一下就过去了。因为想多了难受。难受了你又没办法改变什么，那想了有什么用？不如不想。不如去垃圾桶里翻几个瓶子，攒够了钱买一瓶最便宜的白酒，喝完了睡觉。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没有过去，没有将来，甚至连现在都没有。
那是最好的时候。
我把三块钱塞回兜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裤子是深蓝色的，看不出脏，但其实已经穿了快两个月。上一个冬天在桥洞里过的，铺了两层硬纸板，盖的是别人扔掉的棉袄。棉袄是女式的，粉红色，拉链坏了，我用绳子在腰上捆了一圈。那个冬天最冷的时候零下五度，我缩在桥洞里，听见风从桥洞这头灌进去，从那头冲出来，呜呜地响，像有什么东西在哭。我抱着自己的膝盖，把脸埋在粉红色的棉袄里，棉袄有一股酸臭味，但我不在乎。冷到骨头里的时候，连臭味都显得温暖。
后来春天来了，桥洞不能住了，因为涨水。我从那个城市走到这个城市，怎么走的，走了多久，记不太清了。中间搭过货车，睡过火车站，在救助站住过三个晚上。救助站的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了，他们查了系统，说没有我的信息。我说身份证丢了，他们说补办要回原籍。我说没钱，他们说可以帮忙联系家人。我说没有家人了。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给我打了一份饭，菜是土豆烧鸡，米饭管够。我吃了三碗。第二天早上他们让我走，说最多住三天。
我就走了。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都只能住三天。救助站是，看守所也是。看守所的床比救助站的硬，但被子更厚。我住过六天，因为偷了一辆自行车。不是偷，是借。那辆车没有上锁，停在路边，我骑了三天，骑到没气了就扔了。车主报了警，监控拍到了我，警察在另一个公园找到了我。我问警察要判多久，警察看了我一眼，说你这连治安案件都算不上，教育教育就放了。教育了一个小时，无非是那些话，要靠自己的双手劳动，不要有侥幸心理。我点头，嗯嗯嗯。走的时候警察叫住我，递给我一个面包，说以后别再犯了。
我没再犯过。不是因为听了教育，是因为那辆自行车骑起来太累了。偷都偷得这么辛苦，不如不偷。
公园里的晨练的人渐渐多了。一个老头穿着白色的对襟褂子，在远处打太极，动作慢得像在水里走路。一个胖女人牵着一条白色的狗，狗比她还胖，走几步就喘。胖女人停下来等狗，看到了我，目光在我身上停了一瞬，然后迅速移开。那种目光我太熟悉了，不是厌恶，不是同情，是一种什么都没有的目光。就像你看路边的垃圾桶，你知道那是一个垃圾桶，但你不会真的去看它。它就是背景的一部分。
我站起来，把长椅上的报纸叠好，塞进裤子后面的口袋。报纸是用来垫着睡的，不然椅缝会硌得后背全是印子。我捡的是一周前的晚报，头版是某条地铁线开通，配了一张大照片，领导剪彩，笑得灿烂。那条地铁线我没坐过，也没有钱坐。我在这座城市快两个月了，没有坐过任何公共交通工具，不是不想，是没钱。一块钱也没有。三块钱我要留着买水，夏天不喝水会死人的。死在这个城市里没人知道，会被当作无名尸体处理掉。火化了，装在一个小盒子里，写上编号，放在某个角落。过几年连编号都忘了，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走到公厕，拧开水龙头，先喝了两口，然后用水洗了脸。水是凉的，从很深的地下抽上来的，带着一股铁锈味。我把头伸到水龙头下面，让水浇透头发，凉意从头皮渗进去，沿着太阳穴往两边扩散。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是个人了。有头，有脸，有身体，会冷，会热，会饿，会渴。但也就那一瞬间。等我把头抬起来，水顺着脖子往下淌，流进领口，湿了一片，那种“我是人”的感觉就没了。剩下的只有湿。和黏。和痒。
我在公厕门口站了一会儿，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晒得脖子后面的皮肤发烫。梧桐树的影子缩成小小一团，蜷在树根周围。地上的蚂蚁排着队，搬运着一块饼干屑，不知道要搬去哪里，但它们知道。它们有方向。
我没有方向。
不，我有方向。我的方向是自动贩卖机旁边那个垃圾桶。每天上午清洁工会来收一次，在那之前，垃圾桶里会有昨晚的饮料瓶，有时候还有没喝完的奶茶。奶茶不能喝，夏天放一晚就馊了。但瓶子可以卖。一个瓶子一毛钱，攒够三十个就有三块钱，三块钱可以买一瓶二锅头，二锅头比啤酒好，劲儿大，喝一口就能忘掉很多事。
我走过去的时候，垃圾桶旁边已经站着一个人了。女的，看不太出年纪，头发花白了，但背挺得很直，穿着一条碎花裙子，脚上一双布鞋。她在翻垃圾桶，动作很熟练，左手掀开盖子，右手伸进去，一下一下地摸，像摸鱼一样。摸出来一个塑料瓶，看了一眼，丢进脚边的编织袋里。编织袋已经半满了，鼓鼓囊囊的。
我在旁边站了一会儿，等她翻完。翻垃圾桶也是有规矩的，谁先来的谁翻，后来的人要等。这是规矩，没人教过，但所有人都知道。就像公园里的长椅，白天可以坐，晚上可以睡，但天亮之前要起来，把报纸叠好，把地面弄干净。不给别人添麻烦。这是底线。
她翻完了，拉上编织袋的口，直起腰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平，没有敌意，也没有善意，就是一种看到了的确认。然后她拖着编织袋走了，袋子在地上拖着，发出沙沙的声响，像蛇蜕皮的声音。
我走到垃圾桶前面，掀开盖子。里面有一个脉动的瓶子，两个可乐罐，还有一个纸杯。我把脉动的瓶子捡出来，拧开盖子闻了闻，没有怪味，里面还剩一点底子，大约一口的量。我仰头喝了，是甜的，过期的甜，在舌尖上有一点点发酸。可乐罐踩扁了，塞进口袋。纸杯没用了，让它留在那里。
做完这些，我在贩卖机旁边的台阶上坐下来。贩卖机嗡嗡地响，里面的灯亮着，饮料排得整整齐齐，红红绿绿的。最便宜的一瓶水要两块五。我看了看兜里的三块钱，买得起的。但我不会买。水龙头里的水不要钱，为什么要把钱花在水上？
我坐在那里，看着公园里的人来来去去。遛狗的，跑步的，打羽毛球的，跳操的。他们都穿着运动服，鞋子是名牌的，水壶是保温的，耳机是无线的。他们从我面前经过，没有人看我。有一个小男孩倒是看了我一眼，大概五六岁，骑着滑板车，在我面前停下来，歪着头看了两秒钟。他妈妈在后面喊，宝宝快走。小男孩就走了。滑板车的轮子闪着彩色的光。
我想起自己五六岁的时候，也有一辆小自行车，后轮带两个辅助轮的那种。我在村口的土路上骑，骑得飞快，土路上全是坑，颠得屁股疼。母亲站在门口喊，慢一点慢一点。我不听，骑得更快，风把头发吹到脑后，我觉得自己像在飞。
那大概是我记忆里最快乐的画面了。然后就没有了。父亲开始喝酒，喝完就打人。母亲开始哭，哭完就骂我，骂我跟你爹一个德行。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德行，我只知道家里的钱越来越少，饭桌上的菜越来越少，我穿的鞋子总是顶破大拇指。老师说要交资料费，我不敢跟家里说，拖到最后一天才开口。母亲从枕头底下摸出几张皱巴巴的钱，数了一遍又一遍，递给我的时候手指在抖。我接过来，低着头走了。走出门口才敢喘气。
后来我就不上学了。不是交不起学费，是不想上了。觉得没意思。那些数学公式，英语单词，历史年份，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以后又不会出国，又不会当官，学那些有什么用？不如早点出去打工，挣钱，养活自己。这是十五岁的我的想法。十五岁的我觉得自己想得很清楚，觉得自己比那些还在教室里背书的人聪明多了。他们还在做梦，我已经醒了。
现在我知道，十五岁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太阳越来越高，晒得台阶发烫。我站起来，往树荫下面挪了挪。口袋里的钢镚儿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我想了想，还是决定去买一瓶水。不是喝，是拿着。拿着一瓶没开封的水，看起来就不像流浪汉。有时候看起来不像，比真的是，要重要得多。
我走进公园门口的小卖部，把一块钱放在柜台上。老板是个中年男人，光头，穿着背心，正在看手机。他看了一眼那块钱，又看了我一眼，从冰柜里拿出一瓶水放在柜台上。我拿起水，转身要走的时候，他忽然叫住我。
“等一下。”
我停下来。
他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塑料袋，递给我。袋子里有两个包子，已经凉了，皮有点硬。
“早上剩的，”他说，没有看我，眼睛又回到手机上，“不吃也要扔。”
我接过塑料袋，说了声谢谢。声音很小，不知道他听见没有。
我走回公园，在长椅上坐下来，打开塑料袋。包子是雪菜馅的，凉了，但咬一口，雪菜的咸味和面皮的甜味混在一起，很好吃。我慢慢吃了两个，把塑料袋叠好，放进口袋。塑料袋有用，下雨的时候可以套在头上，也可以垫在身下隔潮。
吃完包子，我把那瓶水放在身边，没有打开。阳光下，水的商标闪着光。我靠在椅背上，看着头顶的梧桐叶。叶子还是那么绿，那么密，把天空切成了无数个小碎片。
我想，如果年少的时候学习再努力一点，哪怕一点点，现在会不会不一样？
不知道。
也许会，也许不会。
但至少，不会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睡在不用交房租的公园，靠着小卖部老板剩下的包子活过一天。
我闭上眼睛，太阳照在眼皮上，一片通红。耳边有蝉叫，一声接一声，像是在喊一个永远喊不应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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