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历1995年，秋。雾港市，萤火虫幼稚园。
我的名字是场意外。
据说我妈生我那晚，我爸肖远山正在青海无人区搞勘探，收到电报时，越野车正陷在浪卡子县的泥沼里。他望着远处连绵的沙丘，突然说：“这孩子来得像场浪，咱们就在旅途上叫他浪途吧。”
于是我叫肖浪途。
不是潇洒的潇，是浪迹的浪，旅途的途。
五岁那年秋天，我在萤火虫幼稚园大（三）班，上了人生第一堂哲学课。
课堂内容很朴素：抢椅子。
王老师弹着老式脚踏风琴，十几个孩子围着八把彩色塑料椅转圈。琴声停，没坐到椅子的人淘汰。
第一轮，我跟着人流跑，顺利坐到一把黄色小椅子。
第二轮，椅子少了两把。我提前瞄准，在琴声将停未停时冲刺，抢到蓝色椅子。
第三轮，只剩五把椅子了。
我观察到一个规律：所有孩子都去抢离自己最近的椅子，结果往往三四个人挤作一团，最壮的那个赢。
这不对。
太不经济了。
琴声再次响起时，我没有动。
我走向了教室角落——那里坐着全班最胖的孩子，周牧野。他因为太胖跑不动，第一轮就被淘汰了，正撅着嘴啃手指。
“喂。”我戳了戳他肉乎乎的胳膊。
周牧野抬头，小眼睛里满是委屈的泪花。
“下一轮，”我压低声音，像在传达军事机密，“你听我指挥。琴声一停，你立刻冲向最近那把椅子，坐下，然后抱我坐你腿上。”
他眨眨眼：“为、为什么？”
“规则只说‘坐到椅子上’，没说不可以两个人坐一把。”我露出五岁能做出的最诚恳表情，“而且，我的饼干每天分你一半。草莓夹心的。”
周牧野的眼泪瞬间收了回去。他在0.1秒内做出了人生第一次商业决策——重重点头。
第四轮，琴声激昂。
六个孩子围着四把椅子转圈，像行星环绕即将坍塌的太阳。
周牧野像座小肉山，笨拙但坚定地跟在队伍末尾。
“停！”
王老师的手拍在风琴上。
时间在那一刻被拉长。
我看见：
李小明扑向红色椅子，张小雨从侧面撞来，两人滚作一团。
赵小虎凭借短跑优势，稳稳占据绿色椅子，得意地咧嘴笑。
周牧野爆发出惊人的潜能，以不符合体型的敏捷，一屁股坐进了最后的黄色椅子。
椅子发出不堪重负的**。
然后，在所有人反应过来前——
我走过去，熟练地转身，坐进了周牧野怀里。
全场寂静。
王老师推了推眼镜，从风琴后站起来：“肖浪途，你……”
“老师，”我仰起脸，用最纯真的童声说，“规则说‘坐到椅子上’，没说不可以两个人坐一把椅子呀。而且，周牧野的椅子也是椅子。”
王老师张了张嘴。
她看看我，又看看满脸通红、却紧紧搂着我的周牧野，再看看墙上贴着的《幼稚园行为守则》。
那里确实没写。
最后她笑了，那种大人发现小孩做出超乎预期事情时的、复杂的笑。
“算你们过关。”
那天下午，阳光透过老式木格窗，照在积木区的浮尘上。我搂着周牧野的脖子，坐在那把黄色小椅子上，感受着屁股下柔软的“人肉坐垫”，心里第一次升起一种清晰的、笃定的快乐。
原来赢可以不用抢。
可以合作，可以谈判，可以重新定义规则。
放学时，我从绣着“肖”字的小布袋里，掏出两块草莓夹心饼干，递给周牧野。
他接过，咬了一口，含糊不清地说：“浪途，明天还这样吗？”
“嗯。”我点头，想了想又补充，“但你要多吃饭，长得再壮点。万一以后椅子更少，咱俩得挤一把。”
“好！”周牧野眼睛亮了，“我让我妈每天给我煮三个鸡蛋！”
我们拉钩。
夕阳把两个孩子的影子拉得很长，在幼稚园的水泥地上，像一个古怪的双头巨人。
回家的路上，我牵着妈妈林听澜的手，突然问：
“妈，我名字里的‘浪’，是海浪的浪吗？”
“是呀。”妈妈弯腰，替我整理歪掉的小黄帽，“怎么突然问这个？”
“海浪从来不抢，”我认真地说，“它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妈妈愣住了。
她蹲下来，看着我的眼睛。很久之后，她轻声说：
“对。浪不抢，它只是去它该去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在幼稚园发的图画本上，用蜡笔画了一幅画：
一片蓝色的大海，一道白色的浪，浪尖上坐着一个小人。
小人没有脸。
但我知道那是我。
肖浪途。
在人生的第一次游戏中，我没有学会抢椅子。
我学会了——找到那个有椅子的人，然后和他一起，去看更远的风景。
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五岁下午领悟的道理，将在未来几十年里，被我应用于无数场合：
爱情、事业、友谊，以及所有被称为“人生”的复杂游戏。
窗外，雾港的夜雾正从海面升起，温柔地包裹这座城市的梦境。
而我的梦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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