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冬生这辈子最怕的不是穷，不是打，不是被人踩在脚底下。
他最怕的是冷——不是冬天的冷，是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冷，像有人把一根冰锥子从心口扎进去，一寸一寸地往深处推，怎么都捂不热。
这种冷的源头，是一只手的温度。
一只冰凉的手，攥着他的手指，在腊月的寒风里慢慢失去最后一丝热气。
那一年他三岁，记忆模糊得像被水泡过的字，唯独那只手的温度，刻进了骨头里，刻进了血液里，刻进了往后三十六年每一场噩梦里。
多年以后，当他在深圳的暴雨里钻进墓地的骨灰坛时，当他在凌晨三点的出租屋里发着高烧却没人递来一杯水时，当他在三十六岁生日那天就着一碗泡面咽下所有苦涩时，他都会想起那只手。
那只手的主人，是他的母亲。
她在他三岁那年的腊月二十三，永远地松开了他。
一九八六年，腊月二十二。
皖北平原上的陈家村，被一层灰白色的冻雾裹得严严实实。
天还没亮透，院子里的老枣树上就落满了霜，枝丫硬邦邦地戳着天空，像一根根冻僵的手指。村子东头的陈家，灶房的烟囱已经冒出了烟。
三岁的陈冬生被尿憋醒了。
他从小床上爬起来，光着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冻得一激灵，但没哭。
他已经习惯了——母亲说他是“皮实娃”，摔了不哭，饿了不闹，打针都不带皱眉的。
他趿拉着母亲用旧布缝的拖鞋，迷迷糊糊地往屋外走。
走到堂屋门口的时候，他听见了一个声音。
不是说话声，是一种很低很沉的喘息，像有什么重物压在一个人的胸口上，她拼命地想要把它推开，但推不动，只能用尽全力地吸气、呼气，每一次呼吸都带着一种让人牙根发酸的、湿漉漉的杂音。
冬生停住了脚步。
他认出了那个声音——是母亲的。
他转身走进父母住的屋子。
屋里没有点灯，昏暗的光线从窗户纸透进来，朦朦胧胧的，像隔了一层脏兮兮的纱布。
他看见母亲躺在床上，被子被蹬到了床脚，她的身体蜷缩着，两只手捂着肚子，整个人像一只被踩住了壳的蜗牛，在痛苦中弓成了一个小小的、发抖的团。
“妈。”冬生喊了一声。
桂兰睁开眼睛。
她的额头上全是汗，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嘴唇白得像纸。
但看见儿子站在床前的那一刻，她脸上的痛苦裂开了一条缝，从缝里挤出一个笑。
那个笑很勉强，像是用最后一点力气拼凑出来的，
但它是真的。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母亲会对自己的孩子，在疼得快要死过去的时候，还努力挤出笑来。
“冬生……乖……去找你爸……”
她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又松开，掐住又松开，“让你爸……去叫……王婶……”
冬生站在那里，看着母亲，没有动。
不是他不想动，是他被吓住了。
三岁的孩子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母亲从来都是那个给他做饭、给他洗衣、给他讲故事、在他摔倒后把他扶起来吹吹伤口说“不疼不疼”的人。
母亲在他心里是强大的，是永远不会倒下的。
可现在，母亲倒下了，像一面墙忽然裂了缝，裂缝越扩越大，整面墙都在摇晃。
“快去！”桂兰的声音突然拔高了，带着一种冬生从未听过的尖锐。
那声音像一根针，扎进他的耳朵里，扎进他的心里，他浑身一哆嗦，转身就跑。
他光着脚跑过堂屋，跑过灶房，跑到院子里。
院子里的冷风灌进他的领口，像刀子一样割着他的皮肤，但他顾不上冷。
他跑到院子门口，拉开木门，扯着嗓子喊：“爸——爸——”
陈德厚不在家。
他天没亮就去了镇上。
桂兰的预产期就在这几天，他要去把王婶说的那几味“产后调理”的中药买回来。
王婶说，女人生孩子就像过鬼门关，备上几副药，以防万一。
陈德厚信这些，他不怕花钱，他怕的是万一。
冬生站在门口喊了好几声，没有人应。
冷风灌进他的喉咙，呛得他咳了起来。他咳得弯下了腰，眼泪都咳出来了，但他没有回去。
他站在门口，一遍一遍地喊，喊得嗓子都哑了，声音从“爸”变成了一种含混的、沙哑的气流，像一只被掐住脖子的小鸡。
喊了不知道多久，隔壁的王婶披着棉袄出来了。
“冬生？你咋光着脚站在这里？咋了？”
王婶看见他光着脚站在结霜的地上，嘴巴冻得发紫，赶紧跑过来，一把将他抱起来。
她的手碰到他的脚底板，冰得跟铁一样。
“我妈……我妈……”冬生的手指着屋子，说不出完整的话。
王婶的脸一下子白了。
她抱着冬生冲进陈家，冲进桂兰的屋子。
掀开被子的一瞬间，她倒吸了一口凉气——桂兰身下的褥子上，已经洇了一大片暗红色的血。
那血的颜色不是鲜红的，是那种接近黑色的、让人头皮发麻的暗红，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涌出来的，带着一股铁锈般的腥气。
“德厚！德厚呢？”王婶的声音在发抖。
“爸……不在……”冬生说。
王婶把冬生放在堂屋的椅子上，转身跑出去喊人。
她的声音划破了清晨的冻雾，在陈家村的上空炸开：“来人啊！桂兰出事了！快来人啊！”
陈德厚是被村口老刘家的拖拉机声音惊动的。
他刚买完药，从药铺出来，就看见老刘的拖拉机突突突地从村口方向开过来，后面车厢里站着王婶和另外几个女人。
王婶远远地就朝他喊：“德厚！快上车！桂兰出事了！”
他手里的药包掉在了地上，中药从破了的纸包里洒出来，当归、益母草、川芎，散了一地，黑褐色的，像一摊干了的血。
他爬上拖拉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不是不想说，是说不出。
他的喉咙像是被一只手扼住了，所有的声音都被堵在嗓子眼里，只能发出一种含混的、类似哭泣的气流。
王婶在旁边说了什么，他一个字都没听见。
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声音在反复地、疯狂地回荡——桂兰出事了，桂兰出事了，桂兰出事了。
拖拉机开到门口的时候，桂兰已经被抬到了门板上。
村里的男人们不敢进门，站在院子外面抽着烟，脸上的表情不是沉重，是一种见惯了生死的麻木，麻木底下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惋惜——“才二十八，可惜了。”
陈德厚从拖拉机上跳下来的时候，腿一软，直接跪在了地上。
他的膝盖磕在冻硬的泥地上，发出一声闷响，但他感觉不到疼。
他爬起来，跌跌撞撞地冲进堂屋，冲到门板前。
桂兰躺在那里，脸上盖着一张黄纸。
他伸出手，想把黄纸揭开。
他的手在发抖，抖得厉害，伸到一半就缩了回来。
他不敢。
他怕揭开之后，看到的是桂兰闭着眼睛的脸。
他宁可她还在疼，还在喊，还在用那种尖锐的声音叫冬生去找人——至少，那些声音是活的，是有温度的，是还在这个世上的。
“桂兰……”他跪在门板前，声音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像被什么东西撕裂了，“桂兰，你看看我……你看看我啊……”
没有人回答他。
堂屋里站满了人，但没有一个人说话。
所有人都在看着他——看着这个男人跪在妻子的遗体前，哭得像一只被遗弃的、断了腿的老狗。
他的哭声不大，但很沉，沉得像一口钟被闷在水里敲，每一下都震得人心里发慌。
王婶把冬生从椅子上抱起来，用手捂住他的眼睛，不让他看。
“冬生乖，别看，别看你妈。”
冬生扒开王婶的手。
他看见了母亲——躺在门板上，脸上盖着黄纸，一动不动的，像睡着了。
他还太小，不知道黄纸下面意味着什么，不知道那些暗红色的血意味着什么，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跪在地上哭。
他只知道，母亲不理他了。
像平时午睡一样，不理他了，等他睡醒了就会理他。
“妈。”他喊了一声。
没人应。
“妈！”他又喊了一声，声音大了很多。
王婶抱紧了他，眼泪吧嗒吧嗒地掉在他的肩膀上。
“冬生，别喊了，你妈听不见了。”
冬生挣了一下，没有挣开。
他不再喊了，但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母亲躺着的地方，盯了很久很久。
他在等。
等母亲像往常一样，在他喊第三声的时候，从里屋探出头来，笑着说“来了来了，叫魂呢”。
第三声，他没有喊。
因为他忽然觉得，母亲不会回答了。
那种“不会”的感觉，像一把钝刀，在他三岁的心里慢慢地、慢慢地锯。
不出血，但疼得要命。
他不知道那种疼叫什么，很多年以后他才明白，那叫失去——你在人群里找一个人，你知道她肯定在，但你就是找不到。
然后有一天你忽然明白，不是她藏起来了，是她不在了。
桂兰是被腊月二十三凌晨走的。
腊月二十二那天夜里，陈德厚开着老刘的拖拉机，把桂兰往镇上卫生院送。
四十多分钟的土路，颠得人五脏六腑都在翻涌。
桂兰躺在拖拉机的车厢里，身下垫着一床旧棉被，被子已经被血浸透了，沉甸甸的，像一块吸满了水的海绵。
冬生被王婶抱着，坐在车厢的另一头。
王婶把他的头按在怀里，不让他看。
但他还是偷偷地从王婶的胳膊缝里看见了——看见了母亲脸上那种他从未见过的颜色，不是白的，不是黄的，是一种灰的，像灶膛里烧完的草木灰，没有一丝活气。
他看见父亲抱着母亲，父亲的手按在母亲的肚子上，血从父亲的指缝间流出来，在拖拉机的颠簸中一漾一漾的，像红色的水波。
他想喊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声音。
不是害怕，是一种他说不清的感觉。
多年以后，他会用“预感”这个词来形容那种感觉——预感到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而你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发生。
拖拉机开到卫生院门口的时候，天还没亮。
医生冲出来，看了一眼，摇了摇头。
陈德厚没有看到那个摇头。
他把桂兰从拖拉机上抱下来，跑进卫生院的大门，跑过走廊，跑进急诊室，把桂兰放在病床上。他的棉裤被血浸透了，在奔跑的过程中，血沿着他的裤腿往下滴，在走廊的水泥地上留下了一串暗红色的脚印。
医生把了脉，看了瞳孔，听了心跳。
然后摘下听诊器，拍了拍陈德厚的肩膀，说了一句他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话：“人已经走了。送来得太晚了。”
陈德厚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雷劈中的树。
他的身体还站着，但里面的什么东西已经断了。
从外面看，他还是那个人——一米七出头的个子，微微有些佝偻，脸上全是灰和汗，右手上全是干了的血。
但如果你看他的眼睛，你会看见那里面有什么东西熄灭了。
不是慢慢灭的，是“啪”的一下，像灯丝烧断了，连最后一下闪烁都没有，直接黑了。
“不可能。”他说。
“同志，真的——”
“我说不可能！”他吼了起来，声音大得整栋楼都在震。
他一把抓住医生的白大褂，两只眼睛瞪得像铜铃，“你再看看！你再看看！她还活着！她刚才还在跟我说话！她让我照顾好冬生——她说了这句话，她说了！你听见没有！她说了！”
医生被他抓着衣领，没有挣扎。
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属了——在死亡面前，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不管你平时多老实、多懦弱、多逆来顺受，当那个消息砸下来的时候，你会变成一只受伤的野兽，用你能用的一切方式去反抗那个你反抗不了的事实。
几个护士过来把陈德厚拉开了。
他松了手，不是因为被拉开的，是因为他的手忽然没了力气——像有什么东西把他的力气抽走了，不是一点一点抽的，是一下子全部抽走，抽得干干净净。
他转过身，看见桂兰躺在病床上。
白炽灯的光照在她脸上，那张脸干干净净的，没有汗，没有血，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
她的嘴角甚至微微上翘着，像在做梦，梦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
陈德厚走过去，伸出手，握住桂兰的手。
那只手是凉的。
不是普通的凉，是那种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怎么都捂不热的凉。
他两只手捧着那只手，拼命地搓，拼命地呵气，搓得手心都发烫了，但那只手还是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
他搓了很久，久到站在旁边的护士都红了眼眶，久到王婶抱着冬生走进来又退了出去。
最后他停下了。
他把那只手贴在自己的脸上，闭上了眼睛。
眼泪从他的眼角挤出来，沿着他的颧骨往下流，流到了桂兰的手上，在冰凉的手背上蜿蜒出一道浅灰色的痕迹。
他开口了，声音很小，小得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桂兰，你放心。冬生，我来养。”
这是他对桂兰说的最后一句话。
他不知道的是，这句话，他用了一辈子去践行。
4
桂兰的葬礼在腊月二十四。
按照村里的规矩，在外面去世的人不能进家门。
陈德厚跪在村长面前，磕了三个头，额头磕在冻硬的泥地上，磕出了一个血印子。
村长叹了口气，说：“德厚，不是我不帮你，这是规矩。破了一次，以后家家户户都来破，我还管不管？”
陈德厚又磕了三个头，这次磕得更重，额头上的血印子洇开了，像一朵开在眉心的小红花。
村长沉默了很久，最后挥了挥手：“从窗户抬进去。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桂兰的灵柩从窗户抬进堂屋的时候，冬生正坐在灶房的门口，怀里抱着母亲给他缝的那个布娃娃。
布娃娃歪歪扭扭的，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嘴巴是歪的，身上穿的那件小褂子还是用父亲旧衬衫的碎布拼的。
但冬生抱得很紧，像是怕一松手，这个娃娃也会像母亲一样消失不见。
他听见堂屋里传来大人的哭声、说话声、搬动东西的声音，但他没有进去。
他在灶房门口坐了很久，久到太阳从东边挪到了南边，久到他的屁股坐麻了，他才站起来，抱着布娃娃，悄悄地走到堂屋门口，从门缝里往里看。
他看见了母亲。
母亲躺在一块门板上，身上穿着一件她从来没穿过的衣服——深蓝色的，绸缎的，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幽幽的光。
那是寿衣，是王婶和几个婶子连夜在镇上买的。
桂兰活着的时候从来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她最好的衣服是那件藏蓝色的棉袄，袖口磨破了，补了块补丁又穿了三年。
冬生趴在门缝上，看了一会儿。
他没有哭。
他只是觉得奇怪——母亲穿着这么好的一件衣服，为什么不起来让他看看？
母亲每次做了新衣服，都会在镜子前转一圈，问他“冬生，好不好看？”
他会说“好看”，母亲就笑了，笑得很开心。
现在母亲穿着最好看的衣服，却不肯起来让他看一眼。
他想推门进去，王婶从后面把他抱了起来，说：“冬生，别进去，你妈睡了。”
他又一次听到了“睡了”这两个字。
他信了。
因为他想不出别的原因。
除了“睡了”，还有什么能让一个人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任凭那么多人围着她哭都不理？
只有睡了。
母亲太累了，生了妹妹没生下来，流了那么多血，她需要好好睡一觉。
睡醒了就好了。
冬生趴在王婶的肩膀上，看着堂屋的门在身后慢慢关上。
门缝里最后透出的那一点光亮，像一条细细的线，越来越细，越来越细，最后“咔嗒”一声，合上了。
他不知道，那扇门关上之后，母亲就再也出不来了。
出殡那天，风很大。
冬生被王婶抱着，站在田埂上，看着一群人把一个木头箱子放进土坑里。
那口木头箱子很简陋，是陈德厚连夜找陈木匠赶做的，连漆都没来得及刷，白茬的，在北风里显得苍白刺眼。
土坑挖在北坡上，新翻的黄土冻得硬邦邦的，一锹下去只啃下一小块。
陈德厚跪在坑边，往坑里撒了第一把土。
土落在木箱上，发出“嘭”的一声，闷闷的，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了一下鼓。
接着第二把、第三把，更多的人开始往坑里填土，很快木箱就被黄土盖住了，只剩一个隆起的土包，光秃秃的，上面什么也没有。
王婶说，等过了年，开了春，再立碑。
冬生看着那个土包，忽然觉得那个东西很眼熟。
他想起来了——村东头的老槐树下面也有一个这样的土包，那是老李家的狗死了以后埋的。
大人们说那叫“坟”，埋死人的地方。
死人。不是睡觉。
冬生忽然明白了。
不是“睡了”，是“死了”。
死了就是永远都不回来了，不管他喊多少声妈，都不会有人从里屋探出头来说“来了来了”。
不会有人在他摔倒后把他扶起来吹吹伤口说“不疼不疼”。
不会有人在冬天的晚上把他的脚捂在怀里，等他暖和了再松开。
死了就是——不在了。
永远不在了。
“妈——”他突然喊了起来。
声音在空旷的田野上飘出去很远很远，飘到北坡的另一边，飘到干涸的河沟里，飘到结了冰的水面上，被风卷着，打着旋儿，像是在找一条出路。
“妈！妈！妈！”
他一声接一声地喊，喊得王婶的心都被揪成了一团。
王婶把他抱紧，说：“冬生，别喊了，你妈听不见了。”
他不听。
他把脸朝着那个土包的方向，用尽全身的力气喊，喊得嗓子出血，喊得声音嘶哑，喊得最后只剩下一丝一缕的气流从他的喉咙里挤出来，像风吹过干枯的芦苇杆，发出呜呜咽咽的声响。
陈德厚从坑边站起来，转过身，走到王婶面前，伸出手，把冬生接了过来。
他把儿子抱在怀里，父子俩面对面，脸贴着脸。
冬生的眼泪糊了他一脸，他也哭了，眼泪和眼泪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一滴是父亲的，哪一滴是儿子的。
他们像两棵被暴风雨吹弯了的树，互相支撑着，谁也不肯倒下去。
“爸。”冬生抽噎着说。
“嗯。”
“妈不回来了？”
陈德厚张了张嘴，想说“回来”，但他说不出口。
他不想骗儿子。
桂兰走了就是走了，骗他有什么用？
等他长大了，发现自己被骗了，那种被欺骗的感觉会比失去更让人难受。
“不回来了。”他说出了这三个字，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上剜下一块肉来。
冬生没有再问了。
他把脸埋在父亲的肩窝里，哭得浑身发抖。
他哭得很用力，很投入，像是要把一辈子的眼泪都在这一天流干。
他哭到后来没有声音了，只剩下身体的抽搐，一下一下的，像一台快要停止运转的机器在做最后的挣扎。
陈德厚抱着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北风从他身后吹过来，吹起他花白的头发，吹起他打了补丁的棉袄，吹起他脚边那些被烧过的纸灰。
纸灰像一群黑色的蝴蝶，在风中翻飞了几下，就散了，散得无影无踪。
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桂兰走的那天夜里，在拖拉机上醒过一次。
她睁开眼睛，看见了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冬生……照顾好冬生……”
他当时点了头。
他点了头。
桂兰走后第三天，陈德厚做了一件事。
他把桂兰生前用过的东西收拾了一下——那件藏蓝色棉袄，那条打了补丁的灰布裤子，那双鞋底纳得很厚的黑布鞋，还有那个红漆木箱子。
他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地叠好，放好，然后坐在箱子旁边，发了很久的呆。
冬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进来，蹲在他旁边，也看着那个箱子。
“爸。”冬生说。
“嗯。”
“我想看看妈妈的东西。”
陈德厚看了儿子一眼，打开箱子，把那件棉袄拿了出来。
冬生伸出小手，摸了摸棉袄的袖子。
棉袄的面料是粗糙的，涤卡的，摸上去沙沙的，像是摸到了什么东西的皮肤。
他把脸贴上去，蹭了蹭，像一只小猫在确认自己的领地。
然后他闻到了。
棉袄上有一股味道。
不是香水，不是洗衣粉，是一种很淡很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像阳光晒过的麦秸，又像秋天刚收下来的稻谷。
那是桂兰的味道，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专属于母亲的味道。
冬生把脸埋在棉袄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他把棉袄还给父亲，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转身走了出去。
陈德厚看着儿子的背影，发现儿子的背挺得很直——不像一个三岁的孩子，像一个已经学会了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独自站立的小大人。
他的心像被人拿钝刀子割了一下。
不是疼，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酸。
他的儿子，才三岁，已经学会了不在人前哭。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已经意识到，没有人会在他哭的时候把他抱起来了。
他只能自己把自己的眼泪咽回去，咽得多了，就习惯了。
习惯到后来，他想哭都哭不出来了。
那天晚上，陈德厚把冬生抱到床上，给他盖好被子，坐在床沿上，看着他入睡。
冬生闭着眼睛，眼睫毛还挂着湿痕，但呼吸已经平稳了。
他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攥着那个布娃娃——就是桂兰缝的那个，歪眼睛歪嘴巴的那个。他攥得很紧，连睡着了都不松手。
陈德厚伸出手，想把布娃娃从他手里拿出来，怕他攥一晚上手会酸。
但他的手指刚碰到布娃娃，冬生就猛地攥紧了，眉头皱了一下，像是在梦里跟什么人争夺一件重要的东西。
陈德厚收回了手。
他坐在那里，看着儿子，看了很久。
屋外的风停了，雪开始下了。
雪花从灰黑色的天幕上飘落下来，无声无息地落在院子里、枣树上、屋顶上。很快，整个世界就白了。
陈德厚忽然想起一句话。
不是谁说的，是他在一本翻烂了的旧黄历上看到的——瑞雪兆丰年。
丰年。
他苦笑了一下。
雪是好雪，但日子不是好日子。
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轻得只有他自己能听见。
“陈德厚，你得撑住。你倒了，冬生就什么都没了。”
他知道，从今天起，他的命不是他自己的。是桂兰的，是冬生的。
他要替桂兰把冬生养大成人，不管多苦多累，不管要扛多少袋水泥、搬多少块砖、流多少汗、咳多少血，他都要撑住。
撑到冬生长大。
撑到冬生不再需要他的那一天。
他不知道的是，那一天，比他想象的来得更早。
而他更不知道的是，在他撑不住的这些年里，他的儿子已经学会了比他更狠地撑。
撑到最后，连老天爷都拿他没办法。
雪越下越大了。
冬生在睡梦中翻了一个身，布娃娃从他手里滑了出来，掉在枕头旁边。
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摸，摸到布娃娃之后，重新攥紧，攥得指节发白。
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在梦里喊了一个字。
那个字的口型，是“妈”。
他不知道，从这一刻起，“妈”这个字，将变成他往后余生里最不敢触碰的禁区。
谁提到这个字，他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浑身的毛都会炸起来。
他更不知道，这个夜晚之后，还有无数个夜晚在等着他——桥洞下的夜晚、墓地里的夜晚、出租屋里的夜晚、泡面就着眼泪的夜晚。
每一个夜晚都比这一个更冷，更黑，更漫长。
但此刻，他还只是一个三岁的孩子，刚刚失去母亲，还不知道失去意味着什么。
他还有父亲。
至少，此刻，他还有父亲。
陈德厚从床沿上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的雪已经把院子铺满了，白茫茫的，干净得不像人间。
他看着那片白，忽然想起桂兰穿过的白褂子——那件她只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才舍得穿的、已经洗得薄如蝉翼的白的确良褂子。
他伸出手，在结了霜的玻璃上，慢慢地写了两个字。
桂兰。
写完之后，他看着那两个字，看了一会儿。
然后他用袖子把字擦掉了，转过身，吹灭了油灯。
黑暗像潮水一样涌进来，淹没了整间屋子。
在这片黑暗里，有一个男人，抱着一个三岁的孩子，睁着眼睛，等天亮。
他不知道的是，天亮之后，迎接他的将不是新的一天，而是一整个世界的重量。
（第一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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