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从区档案馆回到街道办的时候，已经快下午六点了。
观前街道办事处的办公楼是一栋九十年代建的四层老楼，外墙贴的白瓷砖早就泛了黄，楼道里的日光灯管有两根坏了半个月没人换，一到傍晚就显得昏暗。沈砚拎着公文包刚走进大厅，就看见老陈蹲在门口的花坛边上抽烟，看见他回来了，冲他招招手。
“小沈，你过来。”
沈砚走过去，老陈把烟头摁灭在花坛的水泥沿上，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说：“你下午不在，刘主任发了好大的火，说你不服从工作安排，还说要给你记过处分。”
沈砚心里一沉，但面上没显出来，只是问了一句：“因为我不去拆迁办的事？”
“还能因为啥。”老陈叹了口气，从兜里摸出烟盒又抽出一根，想了想又塞回去了，“小沈，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你一个刚考进来的小科员，犯不着跟刘主任对着干。他让你去拆迁办你就去呗，干两年找机会再调回来，何必非得硬顶？”
沈砚没接话。他知道老陈是真心为他好，但老陈不知道他已经查到的东西，他也没打算现在就说。
“老陈，刘主任和周明远那边的关系，你知道多少？”
老陈的手顿了一下，眼神里有那么一瞬间的闪烁，随即摆摆手说：“我一个退休返聘的老头子，哪知道领导的事。你别瞎打听，好好上你的班就完了。”
沈砚点点头，没再追问。他和老陈又聊了两句闲话，就上了楼。
办公室里只剩他一个人。沈砚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从公文包里掏出那个旧笔记本，翻到最新的一页，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他这半个月来查到的所有信息。
他的记忆力确实好，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是爷爷教他的。那个旧笔记本就是爷爷留给他的，封皮磨得起了毛边，里面的纸页泛黄，但爷爷的字迹依然清晰——每一页都记录着当年群众来找爷爷反映的问题，有的旁边用红笔画了勾，写着“已解决”，有的画了圈，写着“转交XX部门”。
沈砚翻到空白页，拿起笔开始写：
“7月12日，区档案馆查阅2009年观前片区控规原件。原件显示R-07地块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容积率2.0，备注‘用于老城区改造回迁安置’。目前街道公示方案中，该地块容积率调整为3.5，新增商业面积2.3万平米。”
“同日，查阅2009年12月规划调整会议纪要。纪要中‘同意调整’的签字笔迹与其他文件不一致，疑似伪造。”
他停下笔，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就接通了，那头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小砚，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师兄，有个事想请教你。”沈砚斟酌着措辞，“关于规划审批的程序问题。”
电话那头的人叫林正清，是沈砚的大学师兄，比他高八届，两人在学校里其实没什么交集，但沈砚毕业后准备考公那年，偶然在一次校友聚会上认识了林正清，聊起来才知道林正清是爷爷当年帮忙解决过工作问题的困难学生，这些年一直记着沈家的恩情。后来沈砚考到青港，两人才重新联系上。
林正清现在是省纪委的副书记，这个身份沈砚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
“规划审批？”林正清的声音顿了顿，“小砚，你在街道办工作，怎么关心起这个来了？”
沈砚犹豫了两秒钟，决定实话实说：“师兄，我遇到点事。我们街道有个老城区改造项目，拆迁补偿和回迁安置的方案有问题，跟市局的文件对不上。我查了一下，发现规划调整的手续好像也不合规。”
电话那头沉默了大约五秒钟。
“小砚，你知道你在查什么吗？”林正清的声音严肃了起来。
“知道。”
“你一个刚入职的小科员，这种事你不该碰。”
“师兄，我爷爷那个本子上记的头一件事，就是1987年观前街有个老太太，房子被占了没地方住，在街道办门口蹲了三天没人管。爷爷为了她的事跑了两个月，最后把房子要回来了。”沈砚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现在观前片区有四百多户拆迁户，如果方案不改，他们要搬到三十公里外的郊区，每户少拿十几万的补偿款。我不能当没看见。”
林正清又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你手头有什么证据？”
沈砚把规划原件、会议纪要签字疑点、以及自己从拆迁户那里拿到的补偿测算表的情况简单说了一遍。
“目前这些证据能说明方案有问题，但还指不到具体的人。”林正清说，“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查清楚到底是谁改的规划、谁定的这个补偿方案、谁从中拿了钱。”沈砚说，“但我现在的权限只能查到底层文件，再往上就查不动了。”
“再往上你也不能查了。”林正清的语气斩钉截铁，“你一个街道办科员，查到这里已经是极限了。再往下查，你碰到的就不只是工作问题了，你会碰到人。”
沈砚没说话。
林正清叹了口气：“这样吧，你先把现有的材料整理好，复印一份留底。纪委这边如果收到相关举报，会按照程序启动调查。但有一条——你不许再自己查了，听到没有？”
“听到了。”沈砚应了一声。
“你爷爷的脾气我知道，你跟你爷爷一个样。”林正清的语气里带着无奈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赏，“保护好自己。材料留好，别让任何人知道你有这些东西。如果有人问你，就说你是正常查阅工作资料，其他的什么都别说。”
“知道了，谢谢师兄。”
挂了电话，沈砚把笔记本合上，锁进抽屉最里面，又把今天从档案馆复印的材料拿出来重新看了一遍。
R-07地块的规划调整是在2009年底批的，签字的领导叫马国良，当时是平江区规划分局的局长。但沈砚在查阅其他文件时发现，马国良的签字习惯和这份会议纪要上的笔迹有明显的差异——马国良写“同意”两个字的时候，“同”字的最后一笔习惯性上挑，而会议纪要上的签字，“同”字最后一笔是平的。
这个细节别人可能注意不到，但沈砚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在这时候发挥了作用。他之前整理档案时看过十几份马国良签批的文件，每一份的签字都是上挑的，偏偏这一份最关键的文件，签字笔迹对不上。
这说明有人伪造了审批手续，或者说，至少有人在这个环节做了手脚。
而做手脚的人，大概率就是刘长河。
刘长河是观前街道办的副主任，分管城建和拆迁工作，R-07地块的补偿方案就是由他主导制定的。沈砚之前旁敲侧击打听过，刘长河三年前从区住建局调过来，调过来之前就在区规划分局工作过，和马国良是上下级关系。
这些信息串在一起，指向已经非常明确了。
但沈砚也知道，光凭笔迹疑点这一条，远远不够。他需要更直接的证据——比如刘长河和周明远之间有利益往来的证明。
问题是，这种证据凭他一个街道办科员的身份，根本不可能接触到。
沈砚正想着，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他接起来，那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语气急迫又带着点压抑的怒气：“请问是观前街道办的沈砚同志吗？”
“是我，您是？”
“我姓周，我叫周小梅，是观前街132号的住户。”那个女人的声音越来越激动，“沈同志，下午是你去区档案馆查规划资料了是不是？”
沈砚心里咯噔一下，他下午去档案馆的事怎么传出去的？
“周大姐，您有什么事吗？”
“你别叫我大姐，我就问你，你是不是去查那个规划了？”周小梅的声音几乎是吼出来的，“你查出来什么东西了？那个规划到底有没有问题？你说！”
沈砚被这连珠炮似的质问搞得有些发懵，但他很快镇定下来，放缓了语气说：“周大姐，您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您怎么知道我去档案馆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然后周小梅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浓重的鼻音：“我爱人下午去档案局办事，看见你从档案馆出来，手里拿着一沓材料。他说你从规划档案那个楼层下来的。小沈同志，你是不是在查我们回迁房的事？”
沈砚沉默了一会儿，说：“是。”
电话那头突然就没了声音，过了好几秒，沈砚才听到一声压抑的抽泣声。
“周大姐？”
“小沈同志，”周小梅的声音颤抖着，“你是个好人，但我求你别查了。我公公昨天被车撞了，万幸只是擦伤，但对方扔下两千块钱就跑了，连车牌都没看清。我公公说那个人是故意撞他的，就是想给他一个警告。”
沈砚的手指猛地攥紧了手机。
“您公公是？”
“我公公姓方，叫方大军，是观前街的老住户，之前去街道办反映过好多次回迁房的事情。”周小梅的声音里带着恐惧，“小沈同志，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想让你替我们出头，我是想提醒你，这个事情背后的人惹不起。你还年轻，刚考上公务员，犯不着为了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把自己的前程搭进去。”
沈砚深深吸了一口气，说：“周大姐，您把您的地址告诉我，我明天晚上过去一趟，我想跟您和方大伯当面聊聊。”
“别别别，”周小梅立刻拒绝，“你别来，我们家门口这两天总有个陌生人转悠，你要是来了，他们肯定知道。”
“那我另外找个地方，您定地方也行。”
周小梅犹豫了一下，说：“那你明天下午三点，到文化路那个老百姓大药房门口等我，我到时候看情况见你。记住了，别跟任何人说。”
“好。”
挂了电话，沈砚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
方大军他知道，是观前街132号的住户，今年六十多岁，在观前街住了一辈子。老城区改造启动以后，方大军是最早站出来反对补偿方案的拆迁户之一，带着几户老邻居到街道办反映过好几次情况，但每次都被刘长河三言两语打发了。沈砚刚来街道办报到那天，方大军还在街道办门口举着一块纸板，上面写着“我们要原址回迁”。
没想到现在居然被人威胁到了家里。
沈砚抬起头，看着窗外的天色。天已经全黑了，对面居民楼的灯光零零星星地亮着。他想了想，重新打开抽屉，拿出笔记本，在方大军的名字旁边画了一个着重号。
明天去见方大军之前，他还有一件事要做。
刘长河在街道办分管的工作一共有三块：城建、民政和安全生产。其中城建这块的权力最大，老城区改造项目所有的招投标、工程发包、资金拨付都要经过他的手。沈砚之前整理档案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明远集团并不在老城区改造项目的中标名单里。
老城区改造一共分了五个标段，中标的分别是三家本地的建筑公司和两家外地企业，明远集团的名字一个都没出现。但沈砚在整理拆迁办的工作台账时，发现了另一个信息：五个标段中，有三个标段的实际施工方都是同一家劳务公司，叫“恒达劳务”。
而这家恒达劳务的法人代表，叫周永强。
沈砚的过目不忘让他回忆起，他之前在市场监管局的企业信息里见过这个名字——周永强，周明远的侄子。
这就是周明远的套路：明面上不碰项目，避开招投标的监管，但实际施工全部通过劳务公司层层分包，最后工程款还是流进了他的口袋。而那些中标的建筑公司，不过是替他穿个马甲而已。
沈砚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下“恒达劳务——周永强——明远集团”的连线图。
写完之后，他又拿起手机，给在区住建局工作的大学同学孙浩发了一条微信：“浩子，你们局里有没有人了解恒达劳务这家公司？”
孙浩很快回了一条：“恒达？你怎么想起问这个？那家公司在我们局的名声可不怎么样，之前承建的几个保障房项目返修率特别高，投诉一堆。不过人家后台硬，每次抽查都能过关。”
“后台？”
“你不知道？恒达的老板是周明远的亲侄子，区里谁不给几分面子。怎么，你们街道也有恒达的项目？”
沈砚回了两个字：“没事。”
他放下手机，心里的那条线索越来越清晰了。
刘长河负责的城建项目，实际施工方是周明远的侄子公司。而拆迁补偿方案里，每户少给的十几万，乘以四百多户，就是六七千万。这笔钱加上回迁地块容积率调高以后新增的商业面积，整个项目的利润空间至少在几个亿以上。
这么大的利益，足够让很多人铤而走险了。
沈砚把所有的材料重新整理了一遍，放进公文包的最里层，然后关了办公室的灯，下楼回家。
他租的房子在街道办后面一条巷子的老居民楼里，一室一厅，月租六百，是街道办的老陈帮他找的。房子虽然旧了点，但离单位近，走路五分钟就到，胜在方便。
沈砚刚走到巷子口，就看见自己住的那栋楼底下停了一辆黑色的轿车。车没熄火，车灯亮着，照得巷子口的墙壁白花花一片。
沈砚的脚步不自觉地慢了下来。
他没有直接走向楼道，而是拐进了巷子口的一家小卖部，买了一瓶水，站在店门口拧开盖子慢慢喝，余光一直盯着那辆车。
大约过了两分钟，那辆车的车窗摇了下来，里面坐着两个人。驾驶座上一个平头男人，副驾驶上一个穿黑色T恤的胖子。胖子朝沈砚住的那栋楼看了一眼，然后车子发动，缓缓开出了巷子，拐弯消失在夜色里。
沈砚记住了那辆车的车牌号。
他没有立刻回家，而是在小卖部又站了五分钟，确认那辆车没有返回来，才快步走进楼道，上了四楼。
进了门，沈砚把门反锁好，窗帘拉严实，然后打开手机的手电筒，蹲在门前的地板上仔细看。
门锁没有撬过的痕迹，门框上的头发丝也还在——这是他出门前特意夹在门缝里的，如果有人推门进来，头发丝一定会掉。这个习惯是他从爷爷的笔记本里学来的，爷爷当年在基层工作的时候，也遇到过被人威胁的情况，笔记本里专门记了好几条“自我保护的方法”。
确认家里没被动过，沈砚才松了口气，坐到那张旧书桌前，打开台灯，开始整理明天要问方大军的问题。
他需要搞清楚几件事：第一，方大军被撞的具体情况，对方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第二，方大军手里有没有关于拆迁补偿的证据材料——像方大军这样的老住户，在观前街住了一辈子，对街坊邻居的情况了如指掌，很可能知道一些外人不知道的事；第三，除了方大军之外，还有哪些拆迁户受到过威胁。
沈砚把这些要点写在笔记本上，写完之后又从头看了一遍，确认没有遗漏。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苏晴打来的。
“沈砚，你下班了没？”苏晴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
“刚到家，你呢？”
“刚开完一个案子的讨论会。”苏晴说，“对了，你上次让我帮你查的那个规划档案的事情，我托档案馆的同事问了一下。他跟我说，你查的那批档案，在你查完之后的当天下午，又有人去调阅了。”
沈砚的手指一紧：“谁？”
“具体身份不清楚，但听档案馆的人说，那个人拿的是区规划分局的工作证。”
区规划分局。
沈砚的脑子飞速转动着。他今天下午三点多离开档案馆，紧接着就有人去调阅了同一批档案。这说明他在档案馆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盯上了，而且对方反应非常快，几乎是在他离开的同时就去核实他到底查到了什么。
“沈砚，”苏晴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你是不是惹到什么人了？”
沈砚想了想，决定对苏晴说实话：“苏晴，我跟你说了你别担心。我在查我们街道老城区改造的事情，发现了一些问题。今天下午有辆黑车停在我家楼下，现在又有人去档案馆核实我查过的东西。”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然后苏晴的声音像刀子一样锋利：“沈砚你疯了吗？你一个刚上班的科员去查这种事？你不要命了？”
“我查的都是公开的档案，合理合法。”
“你跟那些人讲道理？”苏晴的声音拔高了，“他们跟你讲道理吗？方大军被车撞的事我刚听说，你知不知道那辆肇事车到现在没找到？你知不知道方大军的儿媳妇今天跟单位请假了，说家里不敢留人？”
沈砚的声音很平静：“我知道，她刚给我打过电话。”
“那你还要查？”
“苏晴，我不是想逞英雄。”沈砚坐在椅子上，看着桌上那本爷爷留下的旧笔记本，“我给你讲个事。我爷爷当年在街道办工作的时候，管过一件特别小的事。有个老太太，住在观前街后面那条巷子里，房子被隔壁扩建院子占了两平米的地基。老太太找了好几个部门，都说管不了，让她打官司。我爷爷知道以后，跑到现场去量地，查了土管局的原始档案，确认那两平米确实是老太太的。然后他找那个邻居谈了七次，第七次的时候那个人终于松口了，拆了院墙，把地还给了老太太。就两平米的地方，屁大点事，但我爷爷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眼睛里全是光。”
电话那头的苏晴没说话。
沈砚继续说：“我爷爷那本笔记本里，记了上千条群众反映的问题，大的有拆迁安置、职工下岗，小的有水管漏水、垃圾清运。他能解决的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就一级一级往上反映。他一辈子就是个科员，连个副科都没混上，但观前街的老住户提起沈老头，没有不竖大拇指的。我考公务员的时候就想好了，我要当爷爷那样的人。”
话筒里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苏晴的声音低了下来，带着一种沈砚很少在她身上听到的柔软：“那你要答应我，不管查到什么，都不要自己硬来。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我这边有检察系统的资源，真到了需要走司法程序的时候，我能帮上你。”
“好，我答应你。”
“沈砚，”苏晴顿了一下，声音更轻了，“你注意安全。”
“嗯，你也是。”
挂了电话，沈砚看着窗外的夜色，把明天要做的事情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明天上午先去街道办正常上班，不能被刘长河看出异常。下午三点去见方大军的儿媳妇周小梅，把拆迁户的情况摸清楚。然后根据拿到的信息，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至于今天晚上出现在他家楼下的那辆车，他已经记住了车牌号，明天可以让苏晴帮忙查一下。如果那辆车真的和周明远或者刘长河有关系，那就等于多了一条证据。
沈砚把台灯关掉，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没开的吊灯。
他知道自己正在做的这件事有多危险。他也知道凭自己一个刚入职的小科员，想撬动刘长河甚至周明远这样的势力，无异于以卵击石。但他没有别的选择。
就像爷爷在笔记本扉页上写的那句话——
“人这一辈子，总得为点什么活着。我没什么大本事，能给老百姓扛一件是一件。”
沈砚闭上眼睛。
明天会是很长的一天。
第二天早上八点，沈砚准时出现在街道办的办公室里。
他刚坐下不到五分钟，办公室的门就被推开了。刘长河站在门口，脸上挂着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目光在沈砚身上上上下下地扫了一遍，像一条蛇在打量猎物。
“小沈，昨天下午去哪儿了？”
沈砚抬起头，表情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去区档案馆查了点资料，刘主任。”
“查资料？”刘长河走进来，在沈砚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翘起二郎腿，顺手拿起沈砚桌上的一支笔把玩着，“查什么资料？说来听听。”
沈砚看着刘长河的眼睛，那里面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得意和试探。
他知道刘长河已经知道他查了什么，现在来问这句话，就是想看他会不会说真话。
“查了一些规划方面的材料，”沈砚不紧不慢地说，“我在整理街道的城建档案，有些文件缺了附件，我去档案馆找原件核对一下。”
刘长河的笑容更深了：“小沈啊，你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来咱们街道办是屈才了。不过呢，我这个人向来喜欢提携年轻人，你好好干，将来有的是机会。但是呢——”
他顿了顿，把手里那支笔往桌上轻轻一放，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年轻人也要懂得分寸。该你管的事你管，不该你管的事，最好离远一点。不然的话，吃亏的可是你自己。”
沈砚看着刘长河，嘴角微微弯了一下：“刘主任，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刘长河站起身来，拍了拍沈砚的肩膀，那只手落在肩膀上的力道不轻不重，但沈砚能感觉到那五根手指暗暗用了几分力气。
“不明白最好。”刘长河凑近沈砚的耳朵，声音压得很低，“但是我提醒你一句，档案看完了就完了，别到处瞎打听。观前街道这潭水，深得很，淹死个把人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你爸妈供你读书不容易，别让他们白养你二十六年。”
说完这句话，刘长河直起身，笑着走出了办公室。
沈砚坐在原处，一动不动。
他的目光落在桌上那支被刘长河把玩过的笔上，脑子里反复回放着刚才刘长河说最后一句话时的表情——那是一种笃定的、有恃无恐的表情，好像在说“你一个小蚂蚱蹦跶不出什么花样来”。
沈砚深吸一口气，打开电脑，开始处理今天的日常工作。
他必须保持一切如常的样子。
上午十点，沈砚在打印室碰到了老陈。老陈正在给打印机换墨盒，看见沈砚进来，冲他挤了挤眼睛。
“刘主任刚才去你办公室了？”
“嗯。”
“为难你了？”
“说了几句不明不白的话。”
老陈哼了一声，把换下来的空墨盒扔进垃圾桶，拿抹布擦了擦手上的墨粉，低声说：“昨天晚上，周明远的侄子周永强跟刘长河在老码头那家海鲜酒楼吃饭，吃了三个多小时。你知道谁也在吗？”
“谁？”
“街道拆迁办的三个人，全去了。”老陈的眼睛眯了起来，“小沈，你猜他们聊的是什么？”
沈砚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问了一句：“老陈，你怎么知道的？”
老陈笑了一下，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一种狡黠：“我在观前街道干了四十年，这条街上谁家有几只耗子我都知道。老码头海鲜酒楼的老板娘是我外甥女，昨天晚上她给我送螃蟹，刚好看见了。”
沈砚知道老陈这是在给他递消息。
在街道办这种最基层的单位里，消息的来源往往就是这样——亲戚、熟人、街坊邻里，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人情网络，有时候比任何情报系统都管用。
“老陈，谢了。”
“谢什么谢，”老陈摆摆手，端着换好墨盒的打印机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沈砚一眼，“对了，今天下午你是不是要出去？”
沈砚一愣。
老陈没等他回答，自顾自地往下说：“你要是出去的话，从后门走。前门今天上午来了个生面孔，在马路对面站了一上午了，我瞧着像是在盯什么人。”
说完老陈就走了，留下沈砚一个人站在打印机前面，手心里微微出了汗。
对方已经开始盯梢了。
这说明他查到的那些东西，确实戳到了某些人的痛处。对方越是紧张，就越说明他查的方向是对的。
沈砚回到办公室，把公文包整理好，里面装着所有复印的材料和那本笔记本。他决定提前去见周小梅，不在街道办等到下午了。
中午十一点半，街道办的同事们陆续去食堂吃饭。沈砚趁着这个空档，从办公楼后面的小门出去，穿过那条狭窄的巷子，七拐八绕地走到两条街以外的公交站台，上了一辆往文化路方向去的公交车。
车上人不多，沈砚挑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透过车窗观察着公交站台的情况。没有看到可疑的人跟上来，他才稍稍松了口气。
四十分钟后，沈砚在文化路下车。老百姓大药房就在公交站台对面，红底白字的招牌非常显眼。沈砚没有直接走过去，而是先进了旁边的一家快餐店，点了一份盖浇饭，坐在靠窗的位置慢慢吃。
他一边吃一边观察药房门口的情况。
离下午三点还有两个多小时，但他需要提前踩点，确认周围有没有人盯梢。
快餐店的电视里正在播新闻，女主播的声音机械而平稳地念着稿子：“青港市上半年经济数据今日公布，全市- G- D-P同比增长百分之八点三，其中港口物流和房地产投资分别增长百分之十二和百分之十五……”
沈砚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电视屏幕，上面正好闪过一个画面——青港市工商联的会议上，一个穿着深色西装、五十岁左右的男人正在台上讲话。画面下方的字幕显示着：青港市工商联副**、明远集团董事长周明远。
电视里的周明远笑容满面，说话的语气温和而有感染力：“明远集团始终秉持‘取之社会、回馈社会’的理念，多年来累计为青港的公益事业捐款超过三千万……”
沈砚盯着那张脸，心里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
这个人，站在青港最光鲜的舞台上，以慈善家的面目示人。但在舞台的背面，他伸出的那只手上，沾着多少像方大军这样的普通人的血？
沈砚把目光从电视上移开，低头扒了两口饭，却发现饭已经凉了。
下午两点四十分，沈砚从快餐店出来，慢慢走到老百姓大药房门口。他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装作等人的样子，目光却在不动声色地扫视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两点五十分，一个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女人骑着电动车过来了，在药房门口停下，摘下头盔。沈砚认出了她——方大军的儿媳妇周小梅。
周小梅看上去四十岁左右，脸上有很重的黑眼圈，头发胡乱扎了一个马尾，整个人透着一股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疲惫。她停好电动车，朝沈砚这边看了一眼，眼神里带着警惕。
“周大姐。”沈砚主动迎上去，压低声音叫了一声。
周小梅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似乎在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沈砚。过了几秒钟，她才开口，声音沙哑：“你真是街道办的小沈？”
沈砚从公文包里掏出自己的工作证递过去。周小梅接过去仔细看了看，才把工作证还给他，脸上的戒备松懈了一些。
“小沈同志，你真要管这件事？”
“我想管。”沈砚说，“但我需要方大伯帮我的忙。”
周小梅咬着嘴唇，犹豫了很久，最后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压低声音说：“你跟我来。”
她骑着电动车带着沈砚穿过三条街巷，最后在一栋老式的筒子楼前面停下。周小梅领着沈砚上了四楼，推开一扇掉了漆的铁门。
屋子里很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中药的味道。客厅的旧沙发上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右腿裤腿挽起来，小腿上包着一圈纱布，隐隐有血迹渗出来。
“爸，街道办的小沈同志来了。”周小梅走过去，轻声对老人说。
方大军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先是茫然，然后是警觉，最后看到沈砚年轻的脸，那警觉又变成了犹疑。
“你……你就是昨天去档案馆的那个小沈？”
沈砚在方大军对面坐下来，点点头说：“方大伯，我就是沈砚。您前天被车撞的事情，您儿媳妇都跟我说了。我今天来，是想听您详细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方大军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用手拍了一下沙发扶手，手背上青筋暴起：“那帮王八蛋！他们就是想把我撞死，让我闭嘴！”
“方大伯，您说清楚一点，谁想撞您？”
方大军喘着粗气，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前天下午四点多，我从菜市场出来，走到观前街东头那个拐角的时候，一辆黑车从后面冲过来，贴着我的身子擦过去。要不是我反应快往旁边跳了一步，那条腿就没了！那个开车的撞完人扔了两千块钱就跑了，我追上去看了一眼车牌，号码是青B·8H326！”
沈砚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青B·8H326。
这个车牌号，和昨天晚上停在他家楼下的那辆黑车的车牌号，一模一样。
（第0014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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