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怀之，六十五岁。退休前在西安一所普通中学教历史，教了三十八年。
我爹今年八十三，娘七十九，住在召公镇后董村的老院子里。我每年回召公少说十几趟——中秋回，过年回，清明回，端午回，平时没啥事也回。西安到召公一个多小时车程，走西宝高速，在绛帐出口下来，再往北开二十分钟。高速上的路牌我看了半辈子：杨凌、绛帐，每一个出口都像回家路上的路标。过了后董村那棵大槐树，往东一拐就是我家院门。
按理说，我对召公镇再熟悉不过了。
可仔细一想，我熟悉的都是“现在”：镇上哪家面馆的臊子做得好，初中那棵甘棠树哪年翻修的，村里谁家娶了媳妇盖了楼。至于三千年前这块地上到底发生过什么——说实话，我教了一辈子历史，反倒不敢说熟悉。
我知道召公奭是文王的小弟、武王的叔父，封地在召。我知道《诗经·召南》里有《甘棠》，说召公曾在甘棠树下听讼。我知道扶风县志里写着“召公镇有召公祠，祠前有甘棠树”。但这些，都写在纸上。纸上写的和土里埋的，中间隔了三千年。
真正让我开始琢磨这件事的，是退休那年的秋天。
那天我在西安的书房里整理旧书，把多年攒的地方志搬出来晒太阳。《扶风县志》我翻过少说十遍了，可那天鬼使神差地又从头翻起。翻到“召公镇”那一页，我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周召公奭采邑于此。公尝听讼于甘棠树下，民怀其德，作《甘棠》以颂之。”下面还附了一句：“镇东有吕宅村，传为姜太公驻兵处。”
就这么几行字。我看了几十年，从未多想。
可那天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问题：召公在这块地上究竟待了多久？他住哪儿？兵营在哪儿？每天吃什么？他断的那些官司，都是什么样的官司？甘棠树到底是哪一棵？
这些疑问，县志里一字未答。我翻遍了手头所有资料，答案全是“不详”。不是前人没写，是自古以来便没人追问过。大家满足于“召公在此待过”这个结论，至于他怎么待的、跟谁待的、待成了什么——无人关心。
我突然觉得，自己这三十八年书白教了。
召公镇是我的老家，召公奭是我教了半辈子的历史人物。可我把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的时候，中间竟是一片空白。好比我知道祖父的墓碑在哪儿，碑上刻着他的名讳和生卒年月，可我出生前他就走了，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说话什么声音、爱吃面还是爱吃馍。
那天下午我给我爹打了个电话。我爹耳朵还行，不用吼，就是说话慢。我说：“爹，我想回来住几天，到处走走。”
我爹说：“回来么，你娘刚蒸了馍。”
我说：“我不是回去吃馍，是想打听点咱召公的老事。”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我爹说：“老事？啥老事？”
我说：“三千年前的老事。”
又顿了一下，我爹说：“你是不是退休了闲得慌？”
我说：“算是吧。”
我爹说：“那你回来，村东头你王伯还在，他肚子里货多。”
挂了电话我就收拾东西。后座上塞了一箱子书——各种版本的《诗经》、西周史、关中地理志，还有几本考古报告。去召公的路我跑了快四十年，可这回上路时心里不一样了。以前回去是“回家”，这回回去是“去一个地方”。
那年秋天我跑了三趟，后来又跑了无数趟。每跑一趟就多知道一点，但每多知道一点，就发现自己不知道的更多。这块地像一本翻不完的书，每一页翻开来都是密密麻麻的字，可我从前只看了封面。
这天是九月底，我又回来了。
车过绛帐出口时正当中午，天蓝得没有一丝云。路两边的玉米刚收过，秸秆倒在田里，黄澄澄一片。我减了速，往南看了一眼——太白山的余脉，雾气腾腾地浮在天边。
这条路两边的景致我看过几百次了，从未有过特别的感觉。可这回不同。我一边开车一边想：三千年前，召公从镐京来这儿上任的时候，走的会不会也是这个方向？那时没有高速，没有柏油路，他骑的是马还是车？身边带了多少人？他当时可知道，自己会在这块地上待一辈子？
这些问题像小虫子一样往脑子里钻，赶都赶不走。
车到后董村口时，远远就看见了那棵大槐树。槐树底下坐着几个人，我爹也在。他背有些驼了，但坐姿还是端端正正的，像一截老木头桩子。
我把车停在路边，摇下车窗喊了一声：“爹。”
我爹抬起头，眯着眼看了看，扭头对旁边人说：“我老二回来了。”
旁边坐的是村东头的王伯，今年怕是将近九十了。他冲我招招手，牙齿掉了一半，笑起来嘴里像缺了口的豁子。
我下车走过去，在他俩身边蹲下。秋日的阳光从槐树叶子缝里漏下来，洒了一地碎光斑。
“王伯好。”
王伯看着我笑了：“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哩。还在西安教书？”
“退了。”
“退了？”他歪歪头，“退了才回来？你爹说你跑得勤得很么。”
“以前是回来吃饭。这回是回来寻东西。”
王伯没问我寻什么。老人嘛，话不需说透。他只说了一句：“你往东走，过了杈召，有个土台子。那上头以前有个祠堂，塌了三十年了。你要寻召公的事，那个台子底下也许有东西。”
“祠堂？”
“召公祠。”王伯用手比划了一下，“我小时候还在里头耍过。后来拆了，砖都让人拉走了，就剩个土台子。那台子底下埋着东西，村里人都知道，可没人挖过——挖不挖得出来是一回事，挖出来归谁又是一回事。”
我看了我爹一眼。我爹点了点头，没作声。
“王伯，那台子在哪儿？您能说细一点不？”
王伯往东指了指：“出了村一直走，过杈召那个岔路口，再走一里多地，右手边有个坡，坡上去就是。你走到那儿自己看，不用人指。”
我记下了。蹲在槐树底下又聊了一会儿，说的都是家常：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镇上那条路什么时候修、今年菊花收成怎么样。太阳渐渐偏西，我爹说“回吧，你娘把饭做好了”，我便站起来，跟王伯道了别，同我爹一道往家走。
老院子还是那个模样：红砖围墙，铁皮大门，院里一棵柿子树，果子已经泛了黄。我娘正在灶房里忙活，听见我进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出来：“咋又回来了？不是上个月才回来过？”
“回来住两天。”
“住两天？”我娘上下打量我，“你咋看着瘦了？”
“没瘦，西安吃得好着呢。”
“西安吃得好？西安的饭哪有家里的实在。”她转身又进了灶房，声音从里头飘出来，“给你下碗面，臊子是新炒的。”
我坐在院子里的矮凳上，柿子树底下，看着我爹慢悠悠地洗了手进来。他坐我对面，从兜里摸出一根烟点上，抽了两口才开口：
“你王伯说的那个台子，我知道。你小时候我还带你去过，你不记得了。”
“啥时候？”
“你七八岁那年夏天。你娘让你去摘构树叶子喂羊，你跑远了，跑到那个坡上去了。我找到你的时候，你正在那台子上头坐着玩泥巴。”
我仔细想，想不起来。
“那台子上头以前确实有个祠堂，”我爹吐了一口烟，“我小时候也进去过。里头供的是召公的像，泥塑的，不大。墙上还有字，刻在砖上的，写的什么我不认识。后来祠堂拆了，砖让人拉去盖了猪圈。你要找召公的事，去那台子上看看也行——不过我觉着那底下没啥东西了，早让人翻干净了。”
“底下有东西？”
“村里老辈人都说底下有东西，可谁也没挖出来过。挖出来也留不住，你知道的。”
我知道。关中这块地上，但凡有点年头的物件，要么进了省博，要么进了私人收藏。老百姓不是不想要，是要不起。
可我这次回来不是为了挖东西的。我是想用眼睛看，用脚量，把那些没人挖的东西——从纸上，从地里，从老人嘴里——一块块拼出来。
晚上吃完面，我坐在自己屋里，把手机里的备忘录打开，写了几行字：
“召公祠遗址在杈召以东。王伯说土台子底下可能埋着东西。我爹七八岁时进去过，见过泥塑像和刻字砖。砖上写的什么，无人认得。”
写完之后我又加了一句：
“我七八岁时也在那台子上玩过泥巴。我不记得了，但土地记得。”
窗外天黑透了。召公镇的夜晚安静得像一潭水，偶尔有一两声狗叫从远处传来，很快又沉了下去。
我关了灯躺在床上，脑子里翻来覆去的是王伯那句“往东走，过了杈召”。杈召、召扎、吕宅——这些地名我从小听到大，却从没想过，它们连在一起，正是一张西周兵营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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