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五，玄鉴离开了长安。
没有惊动任何人。没有和住持告别，没有和沙弥们道别，甚至没有带走那串木念珠。他只穿了一身灰布僧衣，赤脚，手里拄着一根竹杖——竹杖是山里砍的，留着青皮，比说书人那根更粗一些，敲在青石板上，笃笃的声响，像一个人的心跳。
天还没亮。长安城的城门刚开，守城的士兵打着哈欠，看到一个灰衣僧人低着头走出去，没有多问。大唐的规矩，僧人不用路引，出了城门就是天地。
玄鉴走过吊桥，护城河上的冰已经化了，水面黑沉沉的，映着天边一弯残月。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长安城。
城墙巍峨，城楼上的灯笼还亮着，火光微弱，像一双快要闭上的眼睛。百万人的城市，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安静得像一头沉睡的巨兽。那张网还在——五层的结构碎了三层，但第四层、第五层还在。监察者消失了，观者还在。但玄鉴知道，车轮不需要他推了。因果自己会转。
他只需要走。
走，就是他的方式。
他先去了终南山。
不是回翠微寺——翠微寺已经是一片废墟，佛像碎了，冤魂散了，什么都没有留下。雪化了，荒草从石缝里长出来，风一吹，像无数只手在摇。玄鉴站在废墟中央，看着那尊碎裂的佛像。佛像的泥胎被雨水泡过，又干了，裂成一片一片的，像干涸的河床。
他在废墟里坐了一会儿。
不是打坐，不是诵经。只是坐着，看着远处的山。山在雾里，雾在风里，风在他心里。他想起三十年前，陈玄就死在这片山脚下。雪很大，血很热，命很轻。四十三个人，一个一个地倒下，像秋天的树叶，风一吹就掉了。
他站起来，走到山脚下的溪边。溪水很清，映出他的脸——光头，瘦削，眼睛很深。不是陈玄的脸，不是年轻时的样子。是玄鉴的脸。四十岁左右的模样，皱纹不多，但眉心有一道竖纹，像有人用指甲掐出来的。
他捧起溪水，洗了洗脸。水很凉，凉到骨头里。但他感觉不到冷。赤脚踩在碎石上，像踩在棉花上。
他沿着山路往下走，走到山脚，走到官道上。
一个身影站在路边。
青布长衫，黑巾遮目。手里拄着竹杖。
说书人。
"你来了。"玄鉴说。
"我等你。"说书人说，"我哥哥让我等你。"
"他在哪里？"
"在前面。"说书人指了指官道的尽头。那里是地平线，天和地接在一起，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天。"他说，因果的车轮，从长安出发，经过终南山，经过翠微驿，经过每一个有冤魂的地方。车轮的下一圈，从你的脚底开始。"
玄鉴看着他。
说书人的脸上，黑巾后面，那双灰白色的眼睛看向远方。不是看路，是看很远的地方——像是能看到官道的尽头，看到山的那边，看到河流的源头。
"你哥哥让你来送行？"
"不是送行。"说书人说，"是同行。"
玄鉴挑眉。
"我哥哥说，故事讲完了，但书还没写完。翠微驿的故事讲完了，但还有别的故事。别的地方，别的冤魂，别的因果。他说，你有一双好眼睛。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想让你帮他看。"
"帮他看什么？"
"帮他看——公道。"
说书人笑了。那笑容里有释然，也有期待。像是两个人约好了去远行，一个先走了，另一个在路口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了。
玄鉴沉默了片刻。
然后他也笑了。
两个僧人，站在终南山的山脚下，对着官道，笑了。
不是苦笑，不是惨笑。是一种极深的、极静的笑。像两个人终于找到了同路人，从此不用独行。
"走吧。"玄鉴说。
"走。"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上了官道。
说书人在前面，竹杖敲着青石板，笃，笃，笃。玄鉴在后面，赤脚踩着石板，无声无息。一个看得见路，一个看得见因果。两个人走在一起，像是缺了口的月亮，合在了一起。
他们走得很慢。
不是走不动，是不急。因果不急，他们也不急。官道两旁的柳树发了新芽，嫩绿色的，像一层薄雾罩在枝头。田里的麦苗返青了，远远望去，一片翠绿，像铺了一块绿毯子。
"去哪里？"玄鉴问。
"汉中。"说书人说，"我哥哥说，汉中有个冤案。一个县令，贪了赈灾款，三百个灾民饿死在官道边。"
玄鉴的手微微收紧。
三百条命。比翠微驿还多。
"你怎么知道？"
"我哥哥留下的。"说书人从怀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册子很旧，封面磨破了，露出里面发黄的纸。"他走之前，写了好多这样的册子。每一个冤案，每一个贪官，每一个含冤而死的人——他都记下来了。"
玄鉴接过册子。翻开，上面写着：
"汉中府南郑县，县令赵元弼。开元三十二年，贪墨赈灾银三千两。三百灾民饿死。知情人七人，已灭口五人。剩余二人：县丞刘某，衙役陈某。"
下面是日期。一个月前。
玄鉴合上册子。
摩罗走了，但他留下的东西比他活着的时候还多。他记下了所有的冤案，所有的真相，所有的因果。他把这些东西交给说书人，说书人交给他。
真相在传递。没有断。
"走。"玄鉴说。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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