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根生，一九七六年生人，李庄人。
我爹叫陈长顺，腿不好。走路的时候，右边肩膀会斜下去一截，像肩上永远压着一只看不见的筐。我娘叫王秀兰，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得。
我家三亩地，两间瓦房，一间灶房。院墙是碎砖头垒的，鸡能跳进来，狗能钻出去。我爹种地，我娘养猪养鸡。家里最值钱的，是堂屋里那辆二八大杠。除了车铃不响，哪儿都响。
我念初中，在镇上。十二里路，我每天跑着去，跑着回。天不亮出门，天黑透了进门。下雨跑，下雪也跑。我不觉得苦。我就这么跑，把初中三年跑完了。
一九九三年八月初，乡邮递员老赵送来一封挂号信。
那天我正蹲在猪圈前剁红薯藤，日头毒得很，后脖颈晒得发烫。老赵推着他那辆绿漆掉光的自行车，老远就喊：“根生——你家信——”
我接过来。信封右下角印着五个红字：县第一中学。我捏着信封，没急着拆。手指头在红字上来回摸了几遍。县第一中学。这几个字，镇上中学的老师提了三年。每次模拟考，他都拿粉笔在黑板上写：全县排名。我的名字总在前五。老师说，前五名能上县一中。县一中一年考出去二三十个大学生。
我撕开封口。录取通知书，白纸黑字。我考上了。
可我的眼睛没停在“录取”两个字上。通知书旁边还夹着一页纸，上面印着收费标准：学费九十八，住宿费四十五，杂费三十二，合计一百七十五块。
一百七十五块。
我盯着这几个数字看了很久，一个个往心里钉。一百七十五块是什么概念？我爹编一个竹筐卖一块二。我娘攒一筐鸡蛋卖两块三。我家一年的收成，刨去种子、化肥、公粮，能剩个二百块就算老天开眼。也就是说，我上一年高中，得把我家掏空，还得欠一屁股债。
这还只是第一年。高二呢？高三呢？我念初中不要学费，跑路就行了。可高中要住校，要吃食堂。食堂的饭，最便宜的馒头，也要钱。
我把那页收费单折了又折，塞进裤兜最深处，走进灶房。我娘正往灶膛里添柴，火苗子从灶口蹿出来，把她的脸映得一片红。她抬头看我，手里还攥着半截玉米秆。
“谁的信？”
“我的。县一中。”
我娘手上的玉米秆停了一下，慢慢塞进灶膛。她拍了拍手上的灰，站起来，在蓝布围裙上擦了两下手。她想笑，没笑出来，最后只说了一句：“考上就好。”
然后她又蹲下去添柴。火光照着她，我看见她嘴角一直往上翘，可眼睛里有东西在打转。她没让我看见，头低下去，往灶膛里又塞了一把柴。
那天下午，我照常去挑水、砍柴、喂猪。可心里沉甸甸的，像坠了块石头。我一边干活一边想，怎么开口。我知道，一开口，有些东西就碎了。
晚饭的时候，我爹从地里回来了。天已经黑透。他把锄头靠在门后，在小板凳上坐下，往脚边磕了磕鞋底的泥。我娘把饭菜端上桌，一盆玉米糊糊，一碗咸菜，几个窝窝头。
我爹喝了两口糊糊，问：“通知书到了？”
“到了。”
“县一中？”
“嗯。”
我爹不说话了，低头继续喝。稀糊糊喝起来呼噜响。我娘也不说话。屋里就剩碗筷碰撞的声音，还有灶里柴火裂开的细响。
我放下筷子。
“爹，我不想去。”
我爹的筷子停了一下。他抬头看我。十五瓦的灯泡挂在天棚上，光很暗。他的脸在暗处，看不太清，但我能看见他眼睛里的东西。他没问为什么，就那么看着我，像在等我自己说。
我深吸了一口气。
“一百七十五块。太贵了。咱家读不起。”
我爹没说话。他放下碗，从裤腰上解下烟袋，慢慢装上一锅烟。火柴划了一下，没着。又划一下，着了。火苗在他脸前跳了跳，把他的颧骨照得老高。他吸了一口，烟从嘴里冒出来。灰蓝色的，慢慢散开。
“读完初中就行了。”我尽量让声音平稳，可嗓子眼发干，“我跟二叔去镇上干泥瓦，一天八块。比念书强。二叔说了，跟着他干，管两顿饭。一个月能攒下一百多。”
我爹还在抽烟。一锅抽完，在鞋底上磕了磕，又装一锅。他一句话不说。
“爹，我说的是真心话。”我看着他，“我不念了。念出来又咋样，还不是回来种地。咱家这条件，念了也是白念。我不能光顾着自己。你和娘这把年纪了，我不能再拖累你们。”
我爹又划了根火柴。火苗照着他的脸。我看见他嘴唇绷着，咬得死紧。烟点着了，他吸了一大口，呛了一下，咳嗽起来。咳得很凶，整个人弯下去，一只手撑着膝盖，一只手攥着烟袋，烟灰撒了一地。
我娘赶紧过去给他拍背：“你倒是说句话啊，光抽抽抽，身子都抽坏了。”
我爹摆摆手，直起身子，又吸了一口烟。自始至终，他没看我一眼。
我站起来。
“爹，娘，我吃好了。”
我转身出了屋。
门外，天黑得像锅底。我站在院子里，仰头看天，一颗星星都没有。我心里堵得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刚才那些话，说得越平静，我心里越空。像把身体里的什么东西硬扯出来，血淋淋地摊在桌上。
我出了院门，沿着土路开始跑。
这条路我太熟了。去镇上十二里。哪段路硬，哪段路软，哪个坑大，哪个坡陡，我闭着眼都知道。我跑得很快，耳边全是风声。两边的玉米地黑黢黢的，一片连着一片，像两堵高墙，把我夹在中间。
跑。
我从小到大就会跑。小时候跑着去村口看放映队放电影。后来跑着去上学。天不亮就出门，天黑透了才进门。冬天冷，我跑出汗，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到学校再被风吹干。夏天热，汗从头发里流下来，淌进嘴里，又咸又涩。我不怕跑。我的腿就是我的本钱。
可我跑到二里外的石桥，忽然跑不动了。
我扶着桥墩子，弯着腰，喘得厉害。喉咙里像塞了把沙子。我慢慢蹲下来，看着桥下的河水。黑得发亮。水里有个人影，模模糊糊的。我知道那是我，可我看不清自己的脸。
我就那么蹲着。
我想起我娘。她不识字，去赶集从不看价牌，都是问人。有一回我去接她，远远看见她站在一个鞋摊前，拿着双布鞋，翻来覆去地看。摊主说五块。我娘放下鞋，笑着摇头：“太贵了，太贵了。”可她回来以后，纳鞋底纳到半夜。第二天我脚上多了一双新鞋。布是旧衣服拆的，鞋底是她一针一针纳出来的。那鞋我穿了两年，底子磨穿了，前面顶出个洞。我娘看见，什么也没说，又去纳。
我想起我爹。他的腿不好，蹲下去就起不来。每年插秧，他都跪在田里。别人站着插，他跪着。跪一天，膝盖肿得像馒头。晚上回来，我娘用热毛巾给他敷。我听见他在被窝里“嘶嘶”地抽气，但第二天，他又下地了。他从不让我下田。他说，你念书，念书是正事。田里的事，只要爹还在一天，就轮不到你。
可我不念了。我不能念了。
我是长子。这句话我从小听到大。我爹的爹死得早，我爹十几岁就当家了。我爹不识字，可他供我念书，供到初中。他说过，只要我考得上，砸锅卖铁也供。可我不能让他砸锅。砸了锅，日子怎么过？灶凉了，家就散了。
我在桥边蹲了很久。蚊子围着我咬，我懒得赶。过了半夜，风起了，吹得玉米地哗啦啦响。我站起来，腿麻了，扶着桥墩子缓了半天，慢慢往回走。
推开院门，灶房还亮着。
我娘没睡，坐在门槛上。月光照着她的脸，白花花的。看见我回来，她站起来，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娘，睡吧。”我说。
她点点头，转身进屋。我站在院子里，听见她对我爹说：“根生不念了，你倒是说句话啊。你哑巴了？”
我爹没出声。
过了好一会，我听见他咳嗽了一声。
我回了屋，和衣躺下。被子有股旧棉花的气味，闻着像我娘的围裙。我闭着眼，可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就那几行字：学费九十八，住宿费四十五，杂费三十二。
这些数字像虫子一样，爬来爬去。
第二天，我发烧了。
浑身烫得像炭。我娘给我熬姜汤，一勺一勺喂。我迷迷糊糊的，听见她在哭。声音压得很低，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造孽啊。”她跟我爹说，“根生念书念了多少苦啊。每天跑那么远，鞋都跑烂了。这考上县一中，咋就不让念呢。我这当娘的，心里跟刀剜似的。我不识字，可我知道念书好。我知道念书能离开这地。这地能种出啥？种出穷。种出累。种出一辈子的弯腰驼背。”
我娘顿了顿，声音更低了。
“他爹，我求你了。你想想办法。我少吃点，我不吃鸡蛋了，我把鸡蛋都卖了。我再去给人家多缝几件衣裳。你让我咋都行。根生念书，不能停啊。”
我爹一直没说话。我听见烟袋锅子磕在门框上的声音，一下一下，很轻。
然后我听见他走路的声音。一瘸一拐的，从屋里走到院里，又从院里走回来。
第三天，烧退了。人还是软，像被人抽了筋。
我穿上衣服出门，看见我爹在院门口劈柴。他抡斧子的样子有点别扭，右腿使不上力，全靠左边身子压。斧子下去，木头歪了，他再扶正，再抡。他上衣湿透了，贴在后背上，露出肩胛骨的形状。
我走过去，想接他手里的斧子。
我爹没让。他擦了把汗，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深，像一眼井。
“好了？”他问。
“好了。”
我爹“嗯”了一声，把斧子立在地上，从怀里摸出个灰布包，递给我。
“啥？”我问。
“拿着。”
我打开。一沓钱。有十块的大票，有五块的，也有一块两块的，还有几张毛票。我数了数，一百二十块。
我抬起头，盯着他：“哪来的？”
“你甭管。”我爹说，“还差五十五。我再去给你借。”
“爹——”
我爹已经背过身去，继续劈柴。斧子抡起来，带着风声。他右腿斜着，每劈一下，身子就往右边沉一下。他的背比去年更驼了。我站在他身后，攥着那个灰布包。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说不出话。
后来我才知道，那一百二十块里，有我娘攒了半年的鸡蛋钱，有我爹卖竹筐的私房，还有他从二叔家、三婶家、四爷家，一家一家凑出来的。那时候亲戚都穷，你三块我五块，硬凑的。
第二天，我爹去了趟周家。
周志远家。
周志远，周华的爹。他是我们村最有本事的人。别人种地，他收粮；别人赶集，他开店。后来还买了辆三轮车，突突突跑乡道，把村里的鸡蛋、花生拉到县城卖。村里人都说，周志远脑子活，心善，好帮人。他帮人有个特点，不声张。你缺钱，他给你，但不要你打借条。你问他，他就说：“有了再给，没有就当我买你明年地里的玉米。”
我爹跟周志远的关系，村里人都知道。他们是一起在矿上干过的。可具体怎么回事，我爹从不说。我只知道，每年过年，周志远都来我家坐坐。不带东西，就坐着，陪我爹抽烟，问地里收成。我爹说地里好，他就点点头。其实他知道，地里好不到哪去。但他不问，也不说透。他就是这么个人，帮了你，让你觉得不是他在帮你，是你该得的。
过两袋烟工夫，我爹回来了。
他从怀里掏出五十五块，跟那些钱放在一起。一百七十五块。正好。
“拿着。”他说，“去念书。”
我看着他。他眼睛里有血丝，黑眼袋很重。一定是一宿没睡。
“爹，我会还的。”我嗓子眼发硬，“每一分我都还。你的，娘的，周叔的，我都还。”
我爹没说话。他伸出那只满是老茧的手，在我脑袋上拍了一下。拍得很轻，像在拍什么怕碎的东西。
然后他转过身，一瘸一拐地往屋里走。
走了两步，他停下。没回头。
“别说还不还的。”他说，“你是爹的儿子。爹供儿子念书，天经地义。没啥还不还的。”
我眼泪下来了。没擦。就让它流。风很热，眼泪很快干了，脸皮发紧。
那天傍晚，我去了村南的小河。河不宽，水清。我脱了鞋，把脚放进水里。脚底的老茧厚得像鞋底。我看着它们，想起这三年跑过的路。忽然不觉得苦了。一个念头在心里亮起来，像有人在水里划了根火柴。
我陈根生，跑出去，就一定要跑出个名堂。不是不回来。是要回来，但得换个样子回来。
我捧起一捧河水洗了把脸。水凉得人一激灵。天上是火烧云，大半个西天都烧红了。我听见娘在喊：“根生——吃饭了——”
我站起来往家走。走到村口，老槐树底下坐着一个人。周华。
她坐在她家小卖部门口的竹椅上，手里拿着一根冰棍。奶油的，五毛钱一根。
我跟周华不熟。她家条件好，从小吃得好，穿得好。她长得也好看，脸白，眼睛大，头发又黑又亮。她在村里念小学的时候，全校的男生都偷看她。我也看。但我知道，我跟她不是一类人。她看我的时候，总像在躲避什么。我也躲着她。井水不犯河水。
这会儿，她穿一条白裙子，凉鞋，头发用黑皮筋扎着。她低头吃冰棍，咬一口，嘬一下，很慢。化了的奶油顺着木棍流下来，滴在她手指上。她抬起手，在裙摆上擦了擦。
我从她面前走过。没看她。
“陈根生。”
我停下。没回头。
“听说你考上了县一中。”
“嗯。”
静了几秒。她说：“我也考上了。”
我这才回过头。她看着我。眼睛很亮。树下有风，把她的裙摆吹起来一点。她嘴上有奶油，亮晶晶的。她拿手背擦了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
“我爸说，你爹今天来过了。”
我看着她，没说话。
“我爸一个人在院子里抽了半包烟。”她声音低下来，“我问他咋了，他说，陈长顺这辈子没求过人。”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周华往前走了一步。她把手里的冰棍递过来，还有半根。
“我不吃了。”她说。
我看着那半根冰棍。化了一些，滴滴答答往下淌。我没接。
“你嫌弃？”她问。
“不是。”
“那你就拿着。”
我接了。冰棍凉得扎手。她笑了，眼睛弯起来。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不是笑给别人看的那种笑。就是笑。
“陈根生，”她说，“县一中见。”
然后她转身走了，白裙子在门口一晃，进了小卖部。门框上挂的铃铛响了一声，清脆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钟声。
我站在原地，举着那半根冰棍。奶油的甜味混着热气往鼻子里钻。我咬了一小口。很凉。牙根发酸。可咽下去之后，喉咙里居然有点甜。
我回头看了一眼。村口的老槐树又高又大，叶子密得透不进光。树下空荡荡的。可我心里，像有什么东西，悄悄地、慢慢地，撑开了一小片天。
然后我听见我娘又喊了一声：“根生——回来吃饭——”
我应了一声：“来了。”
我朝家走去。天边的火烧云已经散尽了。剩一点暗红，像灶膛里快灭的灰。我走得很慢，一步是一步。鞋底踩在土路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我知道，这是我在村里过的最后一个夏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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