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快递盒。巴掌大小，方方正正，用胶带封得严严实实。胶带缠了两圈，绕得规整，像是怕里面东西掉出来，又像是怕人拆开。没有寄件人姓名，寄件人地址是打印的，一排陌生的城市名，连个电话都没留。那个城市名他没见过，念了一遍，也念不顺。纸箱有些旧，边角磨得发白，像是辗转了很远的路。盒子外头套着一层塑料袋，塑料袋上还沾着泥点。
陆沉走过去，拿起来掂了掂，很轻。轻得不像装了什么要紧东西。他把胶带撕开，胶带撕开的声音在安静的堂屋里格外清楚。打开盒子，里面躺着一枚黄铜子弹壳。盒子里没有填充物，子弹壳就那么直接躺在盒底，衬着灰扑扑的底纸。
子弹壳擦得很亮，像是被人反复摩挲过。指腹贴上去，能摸到一道道细密的划痕，是常年被人握在手心里的那种。底部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只有两个字，也是打印的：
“收手。”
陆沉把子弹壳拿起来，在手指间转了一圈。他转得很慢，像在掂量什么。黄铜的质地，沉甸甸的，触手冰凉。他把纸条拿起来，对着灯看了看，又放下。灯光从纸背面透过来，那两个字笔划清楚，排得很正，像是打印的人连字体都挑过。
“收手。”他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像是觉得有点好笑。他确实笑了一下。不是嘲讽谁，是觉得这两个字来得太直白了——连个弯都不绕，像是笃定他会怕。
他拿着子弹壳走到堂屋，站在师父的遗照前面，把子弹壳放在相框旁边，正了正位置，退后一步看了看，又上前把子弹壳摆正。子弹壳立在相框边上，像一枚摆错了地方的棋子。他看了看，又伸手把它往里挪了挪，让它挨着相框。灯光落在黄铜壳上，泛着一层暗哑的光。
堂屋里那张条案，他站过无数次。小时候他够不着，师父把他抱上凳子，让他看相框里的人——那是师祖。后来师祖的照片换成了师父的，条案还是那张条案。香炉里落着薄薄一层灰，师父在的时候，香炉也不常点，只有初一十五，师父才点三炷香，插上，也不拜，就那么插着，等香烧完。他问过师父，怎么不拜。师父说，“拜什么，人活着的时候说清话，比死了烧香强。”条案边靠墙立着一根竹竿，师父夏天晾衣服用的，一直没收。竹竿头上系着半截红绳，褪成了粉色。师父走后，他没动过这些东西。
他想起师父生前，也只有那么一回喝过两口酒。那是收K渠道的第二年，师父说，“有些东西你追得越紧，它跑得越远，你不追了，它反倒自己送上门来。”那两口酒，师父分了几口慢慢喝完，放下酒杯的时候又说，干这一行，眼要毒，心要稳，手要慢。他记到现在。眼毒，他学了；手慢，他学了；心稳，他学不会。师父笑他，说你才多大，急什么。他当时没听懂，只当师父喝多了。后来师父走了，他把那两句话想了很久，也没想明白。现在他站在遗照前面，口袋里揣着一枚子弹壳，还是没想明白。他又想起师父说过，早年间也有人递过这样的信。不是子弹壳，是一枚旧铜钱，红绳穿着，压在一件唐三彩底下。师父把铜钱抽出来，看了看，放回那人手边，说东西收不了。那人没再说什么，抱着三彩走了。那件三彩是假的，师父说，真的就是那枚铜钱。他把手伸进口袋，又碰了碰那枚子弹壳，凉。
堂屋里只有白炽灯细小的电流声。他站在条案前，站了一会儿，伸手把相框又擦了一下——其实刚才已经擦过了，玻璃上没灰，他还是擦了擦。擦完，他最后看了一眼相框里的人，往桌边走。
“师父，”他说，“你看，他们急了。”灯光下，师父的照片里，那双眼睛还是老样子，看着他。
他转身回到桌边坐下，把那枚子弹壳从遗照旁边拿回来，又转了一圈，放在掌心。黄铜壳在灯光下泛着暗哑的光。他合拢手指，把子弹壳握在手心里，握了一会儿，才松开。
“急了好。”他说，“急了，才有人会出错。”他把子弹壳放回口袋，拍了拍，像是放一件随身的东西。
他把子弹壳收进口袋，走出堂屋。夜风灌进来，老槐树的叶子沙沙响。月光还没爬过院墙，院子里黑得只剩轮廓。他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正准备回屋，巷口传来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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