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学铃响的时候，我还在想那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
他的步伐太奇怪了，每一步的间距一模一样，像机器校准过。我上一世见过类似的东西——公司花大价钱从以色列买过一套行为分析系统，用来识别面试者是否在说谎。系统捕捉的指标之一就是步态规律性，正常人走路步幅会有几厘米的浮动，而刻意控制的人不会。
“林知远，你还不走？”值日生拿着扫帚站在我桌边。
我收拾书包站起来。书包是蓝色的，上面印着奥特曼，拉链上拴着一个塑料小人。我拉开夹层看了一眼——空的。上一世这个夹层里被我藏过游戏机、漫画、情书。现在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像什么都没来得及发生。
走出教学楼的时候，夕阳正好落在操场边的梧桐树上。金色的光把树冠染成琥珀色，几只麻雀在树枝间跳来跳去。校门口挤满了接孩子的家长，有骑摩托的，有开面包车的，更多的是走路来的。
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卖糖葫芦的老头。
他站在校门右侧的老槐树下，推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后座绑着一个稻草扎的靶子，上面插满了糖葫芦。山楂的、橘子的、山药豆的，糖衣在夕阳下亮晶晶的，像一串串小灯笼。
上一世也有这个老头。从我一年级到六年级，他一直在那里。风雨无阻。我从来没买过他的糖葫芦，因为我妈说路边的东西不干净。
但现在我盯着他看，后背突然蹿起一阵寒意。
他的位置从来没变过。永远在校门右侧、老槐树正下方，车头朝东，后座朝西，糖葫芦靶子离地一米二左右。六年如一日。
正常人摆摊，会每天选一样的位置吗？
“小朋友，”他朝我招了招手，“来。”
我站在原地没动。
他笑了，满脸的皱纹挤在一起，露出一口整齐得不像他这个年纪该有的牙。他拔下一根山楂的糖葫芦，递向我。
“不要钱。”
“为什么？”
“你长得像我孙子。”
我盯着他看。他的眼睛很浑浊，像蒙了一层灰。但瞳孔深处有什么东西在动，像水底的暗流。
“拿着。”他往前递了递。
我接过糖葫芦。竹签很细，握在手里有轻微的刺感。我翻过竹签看了一眼，上面刻着一行极小的字。小到不凑近根本看不见。小到不刻意根本不会发现。字刻得很浅，像用针尖划的：
第三次了，别再死掉。
我手指一紧。
“你说什么？”我抬头看他。
老头已经转身去招呼别的学生了，脸上挂着那种小贩特有的、热情的、程式化的笑。他的背影佝偻着，走路有点跛，右脚每落地一次就轻微地顿一下。和刚才那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完全不同的步态。
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从始至终没有回头看我一眼。正常小贩送完东西，多少会再看一眼顾客的反应。
他知道我会看签子。
他知道我会被吓到。
他故意不回头，是在给我时间消化。
我攥着糖葫芦往家走，脑子里翻江倒海。“第三次了”——什么第三次？我上一世只死了一次，心梗，在会议室里。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在这之前，我还死过一次？什么时候？在哪里？怎么死的？
拐进筒子楼的巷子时，我下意识把手插进口袋，指尖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掏出来一看，是周小萌的那块橡皮。白色的，上面画着一只歪歪扭扭的猫。
但我早上还给她了。
我翻过橡皮，背面多了一个符号。圆圈里面打了个叉。
和她在课本上画的一模一样。
和那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消失在走廊尽头时、用鞋尖在地面灰尘上划出的痕迹，一模一样。
她什么时候放进来的？我完全没有感觉。
筒子楼的楼道很暗，声控灯坏了，我摸着扶手上了三楼。还没走到家门口，就听见里面有哭声。
我妈的声音。
我站在门口，手悬在门把上，没有立刻推开。
上一世，我妈很少哭。我记忆里她唯一一次大哭是父亲葬礼那天，她坐在灵堂的角落里，哭得整个人缩成一团，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草。后来她就没再哭过了。她把父亲的遗照擦干净，把酒瓶子全扔了，找了一份超市收银的工作，一个人把我拉扯到大学毕业。她再也没有哭过。直到我死，都没见她流过一滴泪。
但现在她哭了。
我推开门。
客厅很小，一张折叠桌，两把椅子，一台14寸的电视机。墙上挂着塑料的财神像，香炉里插着三根燃了一半的香。我妈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一张纸，肩膀一耸一耸地抖。
她看见我进来，猛地抬头，眼睛红得像被辣椒水泡过。她努力想笑，但嘴角抽动了两下，没成功。
“回来啦？饿了吧，妈去做饭——”
“妈。”我走过去，从她手里抽出那张纸。是一张体检报告单。抬头印着“城南机械厂职工体检中心”。姓名：林建国。日期：2006年9月8日。
报告单的“检查结论”一栏写着：胸部X光片显示右肺上叶见斑片状阴影，建议CT复查，排除占位性病变。
“占位性病变”在医学上是什么意思，我太清楚了。上一世我35岁，公司做过医疗AI，投过三家影像诊断公司，我看过的肺结节CT片没有一千张也有八百张。这四个字，翻译成人话就是：疑似肿瘤。
我盯着报告单上的日期。9月8日。今天是9月1日。这张单子提前了七天出现。
“你爸今天去厂里拿的，”我妈的声音哑得厉害，“厂医说他肺上有个东西，让他去大医院看看。你爸说没事，说过两天去。可我听人说了，肺上的东西……肺上的东西要是那个……”她说不下去了，捂住嘴，眼泪又涌出来。
“我爸人呢？”
“上夜班去了。他说小毛病，不耽误上班。这个月全勤奖有三百块。”我妈擦了擦眼睛，“他说要攒钱给你上初中。”
三百块。全勤奖。攒钱给我上初中。
我上一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这张体检报告单从来没出现在我家茶几上。我爸把它藏起来了。他去复查了吗？大概没有。他后来咳了三个月，吃药扛着，然后出事的时候，已经晚了。
我把报告单折好，塞进口袋。
“妈，别哭。”
我妈抬头看我，愣了一下。大概是我语气太平静了，平静得不像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让我爸去复查，”我说，“明天就去。”
“你爸那个犟脾气——”
“我有办法。”
我妈看着我，眼神里有困惑，有心疼，还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她沉默了几秒，突然伸手摸了摸我的头。
“知远，你今天怎么……”
“怎么了？”
“今天怎么这么懂事。”她的声音又哑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话堵在喉咙里，像吞了一块烧红的炭。我前世三十五岁，经营一家估值十几亿的公司，在无数投资人面前侃侃而谈，最后死在会议室里，面前摊着一份没签完的并购协议。
我从没跟我妈说过“我爱你”。一次都没有。
“妈，”我说，“我去写作业了。”
转身往房间走的时候，门铃响了。
我妈去开门。门口站着一个男人，穿黑色夹克，手里夹着一支没点的烟。他面无表情地看了我妈一眼，然后目光越过她的肩膀，准确地落在我身上。
“你好，”他的声音很平，“我是新来的社区民警。来做人口登记的。”
我妈让他进来了。他坐在折叠椅上，掏出一个本子，开始问我妈问题。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家庭成员。
我站在房间门口，看着他。他的动作很标准，语气很自然，连问话的节奏都像受过专业训练。太标准了。标准得像在背稿子。
他问完了，站起来要走。经过我身边时，他偏过头，嘴唇几乎没动，声音从喉咙深处挤出来：
“离那个卖糖葫芦的远点。”
“为什么？”
“他不是你爷爷。”
他走了。我妈关上门，嘀咕了一句“这个民警挺年轻的”。
我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关上门，坐在床上。口袋里装着橡皮、糖葫芦签子和体检报告单。三样东西，三件事，三条线。
卖糖葫芦的老头说“第三次了，别再死掉”。
周小萌说“你上一世死了两次”。
黑色夹克说“离那个卖糖葫芦的远点”，还说“他不是你爷爷”。
我把糖葫芦从袋子里拿出来，咬了一口。山楂很酸，糖衣很脆。酸味在口腔里炸开的时候，我脑子突然闪过一个画面——一个小女孩，扎着两根辫子，蹲在一个男人的坟前，手里攥着一根糖葫芦。女孩的脸很模糊，但我知道她是谁。
是周小萌。
那个坟前的墓碑上，刻着的名字，是我。
我猛地睁开眼。刚才那个画面太真实了，真实到我嘴里还残留着山楂的酸味。我低头看手里的糖葫芦，竹签上的字还在。
第三次了。
我上一世活了三十五年。如果那是第二次。
那么第一次呢？
窗外，一只乌鸦落在窗台上，歪着头看我。它的眼珠黑漆漆的，像两颗小小的橡皮。它叫了一声，扑棱棱飞走了。
楼下，卖糖葫芦老头的叫卖声远远传来，在暮色里拖得很长。
“糖葫芦——卖糖葫芦——”
声音慢慢远去。但奇怪的是，那个声音的方向，是往城南机械厂去的。
我妈在客厅喊我吃饭。电视里在放新闻联播，播音员用标准的普通话念着：“今天下午，我市城南机械厂发生一起安全事故，一名工人被机器绞伤手臂，目前正在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我推开房门冲出去。
电视画面上，一辆救护车停在厂区门口。摄像机的镜头摇晃着，扫过一个躺在担架上的男人。他的脸被打了马赛克。
但他穿的灰蓝色工装，左边袖口磨破了。
我妈手里的铲子“当”一声掉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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