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夏天，海州大学门口贴出一张大红喜报。考上本科的、考上研究生的，一个个名字排得满满当当，红纸黑字，迎着风，哗啦啦地响。林森站在人堆外头看了一会儿，没有挤上去。他知道，那张纸上有许多人的名字，可不会有他的。
他那张专科文凭，攥在手里，薄薄一层。毕业典礼那天，太阳毒，礼堂里闷热。校长在上面讲话，念了一长串名字，全是考上研究生、找到好工作的。台下掌声一阵接一阵，林森坐在最后一排，跟着拍了两次手，就再也拍不下去了。
宿舍里，同学四散。有的订了车票回老家，家里早托好了单位；有的考上了本科，要继续念；有的家里有门路，一个电话，工作就有着落。只有他，还站在空荡荡的楼道里，看着一地狼藉。窗外的蝉叫得人心慌。
他蹲下去，把铺盖卷起来，塞进那个从老家带来的蛇皮袋里。蛇皮袋磨得发白，袋口印着一行小字——那还是他来上学那年，娘装麦子用的。他把几件换洗衣裳塞进去，把那摞课本扔在墙脚，想了想，又捡回来一本，塞进袋子里。那是本《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还是大三那年，他跟着同学去报名买的，一直没怎么动过。
他背着蛇皮袋下楼，在宿舍门口站了很久。宿管大爷正在锁门，见他站着不动，问了一句："小伙子，还有啥落下的？"
"没有。"他说。
他走出校门，太阳晃得他眯起眼。身后是海州大学那座灰扑扑的教学楼，身前是一条他不知道会通向哪里的大路。他忽然想起，四年前他第一天来报到，站在同样的位置，心里憋着一股劲，想着自己总算从村里走出来了，以后要混出个样子。四年过去，他还是要从这扇门走出去，可兜里揣的，还只是一张专科文凭。
他找工作的头两个月，跑遍了大半个海州城。招聘会一场接一场，他投出去的简历有一沓，能回来的回音，寥寥无几。有的单位看都不看，把简历搁在桌上，人就走开了；有的看两眼，问他"会什么"，他说"什么都能干，肯吃苦"。人家笑笑，把简历压在底下，再没有下文。
那两个月，他住在城东一间地下室里。房子月租一百二，是同学转租给他的一间。屋里一张床，一张桌，墙角常年渗着潮气，一到下雨天，墙根就洇出一片霉斑。他把行李往地上一搁，才发现屋里的灯管是坏的，闪了两下就灭了。他摸着黑，把东西收拾好，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一夜没合眼。
白天跑招聘会，晚上回到地下室，他就着一盏台灯，把第二天的路线在纸上画下来。哪个区的哪个单位招人，几点开门，坐几路车，他都记在本子上。钱越花越少，他把伙食费抠了又抠，一顿饭掰成两顿吃，早上多买两个馒头，中午啃一个，晚上再啃一个。他不敢跟家里说——说了，爹娘更操心。
有一回，他去一家单位面试，坐了一个多钟头的车，排了两个小时的队，轮到他的时候，面试的人翻了翻他的简历，问了一句："海州大学？专科？"林森点头。那人又问："我们这边，本科起步。你家里有没有……认识的领导？"林森愣了一下，摇了摇头。那人把简历合上，客气地说："那您回去等通知吧。"林森走出那扇门，站在走廊里，忽然觉得浑身发冷。他明白，那句"等通知"，就是没有通知。
那一阵子，他夜里躺在地下室里，常常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过回老家。老家那边，爹娘给他攒着一亩地，回去种地，好歹能糊口。可他心里不甘心。他念了十几年书，从村里的小学，一路考到县里，又考到海州，不是为了回去种地的。他要是就这么回去了，村里人会怎么说？爹娘的脸，往哪儿搁？
实在撑不住的时候，他买了张车票，回了一趟宁河老家。
老家在东沟村。村口有棵老槐树，一到夏天，蝉在树上叫成一片。他背着蛇皮袋走回村口，蹲在槐树底下乘凉的老人们看见他，先是一愣，接着就笑："大学生，毕业回来了？分到哪个单位了？"
"正找着呢。"他说。
"哟，城里单位不好进吧。"老人们嘿嘿笑着，眼神里有几分说不清的东西——有羡慕，也有看好戏的意思。他念了十几年书，是村里第一个考出去的，结果念了个专科，还是毕业即失业。这话不用人说，他自己心里清楚。他陪着笑，说了两句闲话，就往家走。
回到家，爹正坐在院子里，编柳条筐。见他回来，爹没起身，只抬眼看了看他，问了一句："毕业了？"
"嗯，毕业了。"
"城里咋样？"
林森沉默了一下："还在找。"
爹"嗯"了一声，没再多问，低头继续编筐。爹是村里的手艺人，编得一手好柳筐，一年也卖不了几个钱。爹今年五十出头，头发已经白了大半，人瘦，脊背有点驼。这两年，爹的咳嗽越来越重，一到晚上，躺在炕上咳，咳得喘不上气，娘给他捶背，捶着捶着就叹气。
晚上，娘把他拉到灶间，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卷钱，塞进他手里。
"森儿，"娘的声音有点抖，"这是娘卖了鸡攒下的，你先拿着。在城里，别太委屈自己，吃口热乎的。"
林森捏着那卷钱，指尖发烫。他知道，这钱是娘一只一只攒起来的，攒了大半年。他说"我不要，娘留着"，娘不听，硬把钱塞进他兜里，又抬手抹了抹眼角。
"你爹啊，"娘压低声音，"这两年身体越发不济了。你弟弟林河还在念高中，成绩不上不下。咱家，就指望着你能混出个样子来。"
林森低着头，没说话。他心里发酸。他念了十几年书，从村里的小学，一路考到县里、市里，上了大学。所有人都以为他出息了，可他毕业了，却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读了那么多书，到头来，还是得靠爹娘这点卖鸡的钱。
他在家待了三天。三天里，他把村里转了个遍，看着爹娘在地里忙活，看着弟弟放学回来，放下书包就去挑水。爹弯着腰，在地头一站就是一天，咳嗽一阵，缓一阵，又弯下去。他看着爹的背影，忽然觉得心里堵得慌。
第四天早上，他起了个大早，把蛇皮袋重新系好，跟娘说："娘，我回城里了。"
娘站在灶间门口，手里还攥着半个蒸好的馒头，愣愣地看他："这就走？"
"嗯。"他说，"城里有个门路，我去看看。"
娘把馒头塞给他："路上吃。"
他接过馒头，转身往外走。走出院子，他回头看了一眼。爹坐在门槛上，手里还编着那只柳筐，没抬头。娘站在院子里，看着他的背影，眼眶有点红。
他蹲下，把娘塞给他的那卷钱，又悄悄掖进院门边的墙洞里，用一块砖压住。他没拿。他想着，这钱是爹的药钱，是弟弟的学费，他不能动。他宁愿自己在地下室多啃几个冷馒头，也不能让爹断了药。
走到村口，他在那棵老槐树下站了一会儿。蝉还在叫。他抬头看了看天，天很蓝，蓝得刺眼。他把蛇皮袋往肩上一甩，大步往县城的方向走去。
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就这么回去。回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他得在外面闯出个名堂来——不为别的，就为了爹娘那句"咱家指望着你"，也为了那个蹲在村口槐树下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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