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招待券在他兜里揣了两天，边角都磨软了。
陈九一直没敢去。
不是怕。是不知道怎么去。
他这辈子没进过舞厅。前世的他四十岁，一身旧毛衣，眼镜腿用胶布缠着，下班就回家，最大的娱乐是在弄堂口看人下象棋。这一世的他十九岁，月薪二十八块，进一次舞厅要花掉半个月的饭钱。
一月十六日傍晚，他把长衫换下来，穿上那身藏青制服。
制服是通行证。穿制服的人进什么地方都不奇怪，奇怪的是穿便衣的巡捕。
大沪舞厅在爱多亚路，门脸不大，里面很深。
陈九进去的时候，乐队正在奏一支慢曲子。铜号的声音被烟熏得发闷，一句一句往上飘，飘到天花板就散了。
舞池里七八对人在转。女的多穿旗袍，男的有穿西装的，也有穿长衫的。灯光是暖的，压得很低，人脸都模模糊糊。
空气里有三样味道：香水、烟、还有一点点汗。
陈九站在门口，没往里走。
他先看门。
三个门。正门、侧门、后台那道帘子。侧门边上站着一个穿黑衣服的，一直没动。
他再看人。
哪几个人不跳舞，只看人。哪几个人坐下就点最贵的酒，一眼不看酒单。哪几个人手一直垂在腰侧。
九分钟，他看出来四个。
他本来可以直接上楼。
但他没动。
他找了个靠墙的位子坐下，把帽子放在桌上。
一个穿红旗袍的舞女走过来，弯下腰。
“先生，跳舞吗？”
陈九心里飞快地算了一笔：陪舞一块二，三支曲子。他兜里有二百八，一块二不算什么。
可他舍不得。
他这辈子没花过这种钱。
“先生？”
陈九站起来了。
“跳。”
他跳得很糟。
第一支曲子，他踩了人家两回脚。第二支，他撞了一下旁边那对。第三支，他索性不跳了，就这么站着，一只手虚搭在人家肩上，跟着晃。
舞女笑了。
“先生头一回来？”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她说，“头一回来的人都这样，跟扛麻袋似的。”
陈九脸红了。
他脸红不是因为害臊。
他脸红是因为这样正好。
“我今天是来找人的。”他压低声音，“二楼那位赵经理，是这儿的大老板吧。”
“赵经理？”舞女笑了一下，“他就是个管事的。”
“那大老板是谁？”
“不知道。”舞女说，“我们这儿没人见过大老板。”
三支曲子完了。陈九给了两块，说不用找。
舞女的态度立刻不一样了。
“先生下回来，还找我。”
“一定。”
他转身往楼梯口走，脸上还挂着笑。
心里一个字一个字过：没人见过大老板。
他绕回门口。
跑堂的迎上来：“先生，一位？”
“我找人。”陈九把招待券递过去，“赵经理在不在。”
跑堂的看了一眼券，态度立刻变了。
“赵先生在楼上。您跟我来。”
二楼是一条走廊，铺着暗红地毯，脚步声全被吸进去。
最里头一间，门虚掩着。
跑堂的敲了两下，退开了。
陈九站在门口，没进去。
他先听。
里面有两个人说话。一个声音低，说得慢；另一个声音硬，一句一顿，像在背书。
陈九听不清内容，只听出那个硬的声音不是本地人，咬字太用力。
他站在门外，等了大概两分钟。
门开了。
出来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一身剪裁很挺的深色西装，皮鞋擦得能照人。他出门的时候看了陈九一眼。
那一眼只有半秒。
陈九低头，往边上让了半步，把路让出来。
眼睛却没闲着。
鞋是英国的，鞋跟磨得平，走路不拖地。西装料子是凡立丁，袖口四粒扣，扣子是真贝壳。手表揣在袖子里，只露出一点金边。
这个人是坐车来的。车就停在门口，等着。
他记那张脸：颧骨高，左眉有一道断口，像被什么削过。
记这些不费力气。这是他前世干了二十年的活。
那人走了。皮鞋声在走廊里一直响到楼梯口。
赵伯衡坐在屋里，桌上摆着一只白瓷茶杯，杯盖斜着。
“进来。门关上。”
陈九进去，把门带上，站着。
“坐。”
“我站着就行。”
赵伯衡抬起眼皮看他。
“查到什么了。”
陈九没急着说。
他从怀里摸出那四个红筹码，一个一个摆在桌上，摆成一排。
“兆丰俱乐部，一楼十张台。二楼是赌台，三楼我没上去。”他说，“柜台明码，一枚红筹兑五块。我拿四个去兑，他给我十八。”
赵伯衡看着那四个筹码，没说话。
“差价五毛。”陈九说，“一天走多少筹码，我估不出来。但从台面流水看，两千个不算多。五毛乘两千，一千块。一个月三万。”
他把手收回来。
“这三万块不进账。明面上那本账，给巡捕房看，给来查的人看。还有一本，谁也看不见。”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窗外传来汽车的声音，很远。
赵伯衡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说完了？”
“说完了。”
“那我问你一句。”赵伯衡把杯子放下，“这三万块钱，是给谁的。”
陈九想了两秒。
“给能保住这地方的人。”
赵伯衡摇了摇头。
“错。”
陈九站在那儿，脸上的表情没变，心里却空了一下。
“那给谁？”
赵伯衡伸出一根手指，在桌面上点了点。
“给一个不在这本账上的人。”
陈九没听懂。
他没装懂。这一点很重要，他后来回想，那大概是他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
“我不明白。”
“不明白就对了。”赵伯衡说，“你要是明白了，我反倒要想想你是不是在蒙我。”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往外看。
“我把话说明白点。”他说，“一个场子要交保护费，交多少？看地方大小，看生意好坏。这有行市，也有规矩。”
他伸出手，比了比。
“你交多了，别人会眼红；你交少了，人家要来找你麻烦。所以这笔钱不管怎么算，都会有一个数，一个说得通的数。”
他放下窗帘，转回身。
“可这三万块，没有数。”
“没有数？”
“每个月都是三万。不多一分，不少一分。生意好的月份是三万，生意差的月份也是三万。”赵伯衡说，“这不叫保护费。这叫发饷。”
陈九的后背一凉。
发饷。
他想起捕房发饷的日子。
每月十五，上午十点，院子里排队。管账的捧着一本册子，一个一个念名字。念到的上前，签字，按手印，领钱。
念名字这件事，他从来没多想过。
现在他想明白了。
念名字，是因为钱要发给人。人得有名字。
没名字的钱，发给谁？
他前世在档案里见过这个词，见过太多。军饷、警饷、工钱、月例。凡是按月发、数额固定、风雨不改的，只有一个意思：养人。
“发饷得有人领。”陈九说，“领饷的人得有名字。”
“对。”赵伯衡说，“可这本账上，一个名字都没有。”
陈九站在那儿，手指头在裤缝上动了一下。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那天在兆丰俱乐部二楼，他看见二楼拐角那间屋子，桌上摞着几本册子，蓝皮，边上贴着白纸条。他当时以为是账本。
现在他明白了。
那不是一本账，那是一摞账。一本一本来，一本一本走。来的人不记账，只把数字拿走。
“兆丰不是赌场。”陈九慢慢地说。
“说下去。”
“赌场是壳。它一个月挣的钱，拿去养一批人。这批人不在册，也不在上海户口册上。他们进来，出去，都从那个壳里过。”
他抬起头。
“那地方是个中转站。”
赵伯衡看着他，看了很久。
“你现在才算入门。”
“入门”这两个字，陈九听得不太舒服。
“赵先生，我还有个问题。”
“问。”
“您早就知道有两本账。”
“我知道有。”
“那您还让我去查？”
“我知道有，不知道在谁手上。”赵伯衡说，“现在我知道了。可我知道在谁手上，不等于我知道那双手是谁的。”
他坐回椅子上。
“董经理不是主事的。他只是个看门的，一个会算账的看门的。你那天见到的那个姓韩的，也不是主事的。主事的人，一次都没进过那栋楼。”
陈九沉默了一会儿。
“那我下一步干什么。”
“下一步你什么都不干。”
赵伯衡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钥匙，放在桌上。
铜的，很小的那种，开亭子间用的。
“这三天，别回捕房，也别回家。”
“为什么？”
“姓韩的那天在车里看你，不是随便看看。”赵伯衡说，“他回去要报，报上去就有人要问你。你要是还在捕房待着，他们来问，你就得答。你一答，就答错了。”
“我要是不在呢？”
“不在，就是躲。”赵伯衡说，“躲的人，心里有鬼。有鬼的人，好抓。”
陈九愣了一下。
“那我到底该不该躲？”
“该。”赵伯衡说，“但是得躲得像没躲。”
他把钥匙往前推了推。
“霞飞路，尚贤坊，十七号，三楼。三天。别出门，别开灯，别跟邻居说话。”
陈九把钥匙拿起来，捏在手心。
铜是凉的。
“三天以后呢？”
“三天以后我来找你。”
霞飞路，尚贤坊。
这条弄堂陈九走过。青砖墙，石库门，门楣上刻着花，是二十年前的老房子。住在这里的人不富，但也不穷。
十七号，三楼。
楼梯很窄，木头的，踩上去会响。他一步一步往上走，走得很轻。
二楼有人开门，探出半个头，又缩回去了。
三楼两个门。左边那个贴着旧门神，红纸褪成了粉色。右边那个什么也没有。
走廊尽头有一扇窗，玻璃碎了一角，用报纸糊着。
他站在楼梯口，把这三样东西记下来。
这是他新学的毛病。进门之前，先看退路。
三楼的走廊尽头有一扇门，门牌是十七号甲。
陈九站在门口，把钥匙插进去。
锁很涩。他转了两下才转开。
推门的时候，他留了个心眼。他没有一下推开，而是先推开一条缝，站在门外，听了三秒。
屋里没有声音。
他把门推开。
屋里有人。
一个女人，坐在靠窗的椅子上，背对着门。
桌上摆着一盏煤油灯，灯罩擦得很亮。灯下铺着一块布，布上摊着一支手枪，已经拆开了，零件一个一个摆着，摆得很整齐。
她手里拿着一块布，正在擦枪管。
听见门响，她没有回头。
“门关上。”
陈九站在门口，没有动。
她这才转过头来。
二十四五岁，短发，穿一件藏青的棉袍，脸上没什么表情。
“你就是算盘？”
陈九看了她一眼，又看了一眼桌上那支枪。
“赵先生让我来的。”他说。
“我知道。”她把枪管放下，拿过一块干布擦手，“我叫什么，你现在不用知道。你只要知道，这三天，你不能出门。”
她抬起眼。
“还有，你睡觉的时候，别打呼。”
陈九站在门口，手还扶在门框上。
他忽然觉得，这三天可能比在外面更难过。
“我不打呼。”他说。
“那就好。”
她把枪重新装回去，声音很轻，咔的一声。
“沙发。被子在柜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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