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元年三月，求言的诏书到了山西。
新君登基，照例要下诏求言，这是几十年的老规矩，谁也没当真。山西抚台衙门转下来的抄件，被各府州县压在案卷最底下，多半是准备拿来垫桌脚的。
李元宏当真了。
他关起门来写了七天。
庄师爷端茶进去第一回，看见他写的是吏治：山西一百零八个州县，实缺、署任、候补，一层一层剥下去，到县里只剩一个知县、一个典史、几个书办，人不够，事必假手于胥吏；胥吏没有俸禄，不贪不能活。写到这儿他搁了笔，写不下去，因为再往下写，就是骂整个制度了。
第二回进去，纸上换成了河工。
第三回进去，是商政——票号、盐引、茶路、恰克图，一条一条，像账。
到第七天，庄师爷看见最后添上去的一段，写的是广西。他心里“格登”一下。
“东翁，这一段，删了吧。”
“为什么。”
“广西会匪的事，朝廷压着还没明发。您一个山西的官，隔着三千里地说广西必有大乱，人家不说您有远见，只说您妖言。”
“老庄，”李元宏把笔搁下，看着他，“会匪从道光二十七年起事，到今年整四年。四年里换了三个巡抚，杀了一个提督，剿了七次，一次比一次大。这不是匪，这是火。火已经在柴堆里烧了四年，京里的大人们还在问，烟是从哪儿来的。”
“可您说这话，谁听？”
“没人听我也得说。”他把纸推过去，“我这辈子，就仗着一样东西：说的都是实话。要是连这个都删了，我李元宏跟那些只会写‘伏乞圣裁’的，有什么区别。”
庄师爷没再劝。他只是把那一段重新誊了一遍，把“必成滔天之祸”改成了“恐酿大患”——“滔天”两个字太狠，他到底没敢留。
疏递上去，走了二十六天到京。
五月里回批下来。庄师爷捧着抄件进书房的时候，脸色很古怪。李元宏接过来，只见通篇朱笔只有三个字：
知道了。
旁边一行小字，是军机处例行的批注：留中。
“留中”是什么意思，做官的人都懂——不议，不驳，不办，压在宫里，就当没这回事。
李元宏看了很久，把抄件折起来，放在案角。
“东翁，您别往心里去。新君初政，多少大事……”
“我没往心里去。”他说，“我在想，那三个字，是先帝批惯了的。先帝批这三个字的时候，是批给那些说废话的人。”
庄师爷不敢接话。
窗外正午的太阳很毒。李元宏站起来走到窗前，忽然笑了笑：“老庄，你还记得我在户部那年么？头一回上折子，也是留中。后来我怎么着？我绕过去，从奏册的夹页里，把账一页一页抄出来，直接送到皇上手里。”
“东翁！”庄师爷脸都白了，“如今可没有第二个先帝了。”
“我知道。”李元宏转过身，“所以这一回，我不上折子了。我做事。”
三月里定下的章程，他在这年夏天全铺开：晋南十一县的渠工续修，用灾年工籍的老办法，以工代赈；曲沃、太平两县铁场改铸农具，也兼铸抬枪，一年出八十杆；团练从护粮的团丁扩到一千二百人，粮饷一半出自各县公费，一半出自商号捐输，账目一月一榜，贴在县衙照壁上，谁都能看。
秋后，京里忽然来了人。
户部员外郎韩某，奉旨查办山西“团练糜费、捐输扰民”。随行带了四个书吏、两个差官，一到太原就封了藩司的账房，然后递了一角公文到曲沃：着即将团练章程、捐输清册、器械数目，一并呈解，不得迟延。
公文后头，还附了一句话：该员毋得干预查办。
庄师爷拿着公文，手都在抖：“东翁，这是冲着您来的。韩某人是富中堂的门生……”
“我知道。”
“那您打算怎么办？”
李元宏把公文放在案上，抬手把砚台底下压着的那张“来日方长”抽出来，慢慢折成四折，塞进火盆里。
“把账搬出来。”他说，“三十七本，一本不少。再派人去把各乡的工籍册、粥棚名册、团丁家口册，全搬来。他们要查，我让他们查个够。”
火盆里的纸卷起来，烧出一股墨味。
“老庄，你记住一句话。”他望着火，“账做得干净，比什么辩白都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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