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底下，传来一声极轻、极缓的叹息。
不是风声，不是老鼠，是人的呼吸，贴着我的耳根，像有人趴在地上，仰起脸，正对着我的后脑勺吹气。
我猛地睁眼。
天花板灰白，水渍像一张扭曲的脸。雨还在下，敲在防盗窗上，噼啪作响。我躺在出租屋那张硬板床上，浑身冷汗，心脏撞得肋骨发疼。
枕下压着那枚青铜符牌，冰凉刺骨。
我一把抽出来，攥在手心。铜牌边缘硌得掌肉生疼，可那股子寒意却顺着血脉往上爬，像一条细蛇，缠住了我的后颈。
三个月了。
自从苏晚走后，我再没睡过一个整觉。安眠药从半片加到两片，从国产换到进口，吃到后来脑袋发木，眼皮重得抬不起来，可脑子清醒得像被刀刮过。夜里躺在床上，楼道的脚步声、窗外的风声、甚至自己吞咽口水的动静，全都清清楚楚钻进耳朵。
越是安静，心里的空就越吓人。
我盯着天花板，盯着那团水渍，忽然觉得它像一张嘴，正慢慢张开，要把我吞进去。
三个月前，我把苏晚推开了。
不是谁的大错，是我熬不住了。失眠、暴躁、整夜整夜睁着眼，负能量堆得满屋子都是。她性子软，温柔通透，熬了我好几年，最后实在看不到头，安安静静退了场。
她走那天，连行李箱的轮子都没响。
我追到楼下，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转身上了出租车。车尾灯在雨里拖出两道红痕，像血。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睡着过。
人一旦长期不睡，精神就会出问题。我开始频繁走神，记忆断片，偶尔盯着镜子，会产生一种很诡异的抽离感——像是我的肉身站在洗手台前，魂魄悬在半空，冷冷看着一具麻木的躯壳。
直到姥姥走了。
她活了七十八，无病无灾，夜里睡下，清晨人就凉了。村里老人说这是喜丧，可我跪在灵前，心里只有一种空荡荡的寒意。
我知道，有些东西，跟着姥姥一起埋进土里了。
下葬那天是阴雨天，晋蒙交界的和林县郊一带，黄土坡湿气重，秋雨绵密，冷得钻骨头缝。纸钱被雨打湿，贴在湿漉漉的墓碑上，颜色暗沉得发黑。
亲戚们七手八脚分拣遗物，嘴上推脱谦让，手上动作半点不含糊。大姑和二舅为了一只巴掌大的老樟木盒吵得脸红脖子粗，直到舅姥爷拄着枣木拐棍敲了敲地，才安静下来。
“这匣子，是你姥姥咽气前，咬着牙交代要带进黄土里的物件！”舅姥爷顿了顿，
“但阴阳先生说这东西曾是别人坟里的东西不能陪葬，这也是个文物，老太太生前最疼外孙小砚，”舅姥爷浑浊的老眼扫过我，声音压得极低，“而且咱们这一大家子，就数小砚书念得最多，是个有文化的人。这匣子里头到底藏着啥猫腻，将来是拿去换钱，还是上交给公家，又或者是他自己留着传家，就让小砚决定吧。”
事情办完，我把那只樟木盒往怀里一揣，转身刚要走，舅姥爷突然在背后叫了我一声：“小砚，”
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他。老头子坐在太师椅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眼神盯着地上的青砖，嘴唇动了动，似乎想交代点什么，但最后只是摆了摆手。
就在我以为他要放我走的时候，他又阴沉沉地补了一句：“那盒子你留着，但记住不要打开，将来找个机会。还是卖了吧。”
晚上回到出租屋，在回迁房一楼，潮湿，采光差，白天都透着一股阴气。夜里十点，我吞了最后一片安眠药，躺在床上，习惯性地等待漫长的无眠。
辗转反侧半个钟头，睡意依旧全无。
我摸到枕边的樟木盒，犹豫片刻，掀开盒盖。
里面没有金银玉器，只有一枚青铜符牌，和一张泛黄脆裂的旧黄纸。
铜牌色作青黑，锈迹斑驳，正面铸着两个细密的字——“玄寐”。背面刻着扭曲的云雷旧纹，不像花纹，更像某种古老的咒符。
黄纸边缘风化残缺，只剩居中一行工整小楷，清晰可辨：
枕下藏一梦，夜卧可安眠。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姥姥一辈子老实本分，不懂文墨，这字迹绝不是她写的。
可我已经快被无尽的黑夜逼疯了。
死马当活马医。
我把铜牌压在枕下，合上樟木盒，闭眼躺好。
那一刻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哪怕只能让我安稳睡一夜也好。
安眠药的药效迟迟未至，可枕下贴着铜牌的位置，却源源不断透出一股微凉的气息，顺着头皮缓缓蔓延，顺着血脉沉进四肢百骸。
紧绷了三个月的神经，前所未有地松弛下来。
窗外的雨声、风声，渐渐被隔绝远去。脑子里杂乱的执念、悔恨、愧疚，一点点沉淀、平息。
困意，铺天盖地袭来。
我从未有过如此安稳、深沉的睡意。
眼皮沉重得彻底睁不开，意识迅速下沉，整个人坠入无边的黑暗里。
朦胧闭眼的最后一刻，我脑子里忽然闪过姥姥临终那句没人当真的遗言：
“千万别留人间，害人。”
我心底猛地一寒，想要抬手摸出枕下铜牌。
可已经晚了。
然后，我听见了那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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