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员通知是下午三点发下来的。
那天下了入冬第一场雪，不大，落在十八楼的玻璃幕墙上，化成一道道脏水往下淌。我坐在会议室最靠门的位置，看HR把一张A4纸推过来。纸上有我的名字，有我的工号，还有一行加粗的字：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沈砚，签了吧。”HR姓刘，说话时习惯把袖口往下拉一拉，“公司今年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好聚好散。”
我没接笔。我看着他衬衫第二颗扣子，那里沾了一点咖啡渍，位置很正，像一枚勋章。
三天前，锦华地产那组稿子出了事。客户要的是“家的方向”，我们总监要的是“家的方向，从一扇门开始”，最后上线的那版是“家的方向，从一扇门开始；门里是生活，门外是世界”。客户嫌土，撤了三百万的年度框架。
总得有人背。
总监姓马，四十二岁，头发梳得很整齐，开会的时候拍着我的肩说：“小沈啊，你年轻，扛得住。”
我扛得住。我扛着一只纸箱，从十八楼走到一楼。箱子里有一台用了四年的笔记本，一个马克杯，一盆快死的绿萝，还有半盒名片。名片上印着“资深文案”，印了两年，我一直没好意思发。
前台的姑娘小声说了句“砚哥保重”，眼睛盯着屏幕没抬。电梯里有股刚拖过地的消毒水味。到一楼，旋转门一转，雪扑在脸上，凉的。
我在台阶上抽了半根烟。手机在兜里震，一个陌生号码，本地固话。
“请问是沈砚先生吗？我是德恒律所的李律师。”对方声音很稳，“关于陈九斤先生的遗产，需要您明天上午来一趟。”
我说我爷爷三个月前就走了。
“是的。”他顿了一下，“遗嘱是半年前立的，有一处不动产，指名给您。但有一点比较特殊。陈先生，您爷爷在遗嘱里写明，这处房产不能卖，不能租，不能抵押，只能由您本人经营。”
“什么房产？”
“槐树巷十七号。”
我捏着烟，雪落在手背上，没化。
槐树巷十七号。我知道那个地方。
老城区最里头一条巷子，进去要先过一座水泥桥，桥下是条早就断流的排水沟，夏天长满狗尾巴草。巷子很窄，两边墙皮一块一块往下掉，墙上贴满开锁和疏通下水道的广告。我小时候去过一次，五六岁，记不太清了，只记得爷爷把我拦在门口，说里面脏，别进去。
后来我再问，他就说那是个仓库，放旧东西的。
爷爷叫陈九斤。在我们家，他是个很奇怪的存在。他不跟我们住，一个月回来两三次，回来就坐在阳台上晒太阳，一坐一下午。我爸说他年轻时做过买卖，赔了。我妈说他有点“那个”，具体哪个，她拿手指点了点太阳穴。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今年八月。他瘦得厉害，手背上全是老年斑，抓着我手腕的时候力气却很大。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黄铜的，齿磨得很平，塞进我手里。
“拿着。”他说，“不到没路走的时候，别开门。”
我当时还笑，说我天天上班，哪会没路走。
他看了我一会儿，把烟按灭在花盆里，没再说话。
现在路走到头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德恒律所在市中心一栋写字楼的二十二层。李律师比我想的年轻，递过来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面有一本房产证、一份遗嘱公证书，还有一把钥匙。不是我手里那把，是卷帘门的。
“经营？”我翻着文件，“经营什么？”
“典当。”他说，“陈九斤先生名下有一张特种行业许可证，经营范围是典当，有效期到明年三月。到期不续，执照作废。”
我抬头看他。
“还有一件事。”李律师从抽屉里又拿出一个信封，很旧，边角磨得起毛，“这是陈先生存在我们这儿的，说等您来的时候交给您。他没说里面是什么，我也没拆。”
信封里只有一张纸，方格稿纸，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三行字，字很大，一笔一划：
可当可赎。
不可拒客。
逾期不还，归铺所有。
我把纸翻过来，背面什么都没有。
“就这些？”
“就这些。”李律师说。
爷爷的葬礼在三个月前，那个月最冷的一天。
来的人不多。我爸那边的亲戚来了三个，站在最后一排，从头到尾没说话。街道办来了一个，送了个花圈，签完名就走了。剩下两个我不认识，一个穿黑棉袄的老头，一个戴口罩的女人，两个人隔着三米站着，谁也没看谁。
老周站在马路对面。他没进灵堂，一直站到火化结束，烟抽了半包。
我那时候不知道他是谁。我以为是个走错路的老人。
骨灰是我领的。盒子比我想的轻，抱在怀里几乎没分量。我抱着它从殡仪馆走出来，忽然想不起来爷爷最后一次跟我说话是什么时候。想了很久才想起来，是八月，他把钥匙塞进我手里那天。
他说，不到没路走的时候，别开门。
我当时还笑。
我是晚上九点去的槐树巷。
雪停了，路面结了薄薄一层冰，走路得看着脚底下。巷口的路灯坏了一盏，剩下那盏亮着，光发黄，照出空气里细小的雪粒。
十七号在巷子最里头。门脸不大，两扇木门，门楣上挂着一块匾，字被漆盖过两遍，凑近了才认得出是“永昌当”三个字。匾下面是一道卷帘门，锈得厉害，锁孔里塞着东西。
我把爷爷给的钥匙插进去，转了半圈，卡住了。用力一顶，“咔”一声，锁开了。
卷帘门往上推的时候声音很大，像有人在铁皮上划指甲。
里面比外面还冷。
铺子不大，一条柜台横在中间。柜台是老的，榆木的，面上被磨得发亮，边角用铜皮包着。柜台后面是一整面架子，格子里摆着东西，都用布盖着，看不清。墙上挂着一只挂钟，指针停在三点十五分。
我把灯拉开。灯泡闪了两下，亮了。光很黄，跟外面那盏路灯一个颜色。
就在这时候，柜台后面有人咳嗽了一声。
我整个人钉在原地。
“掌柜的。”一个苍老的声音，“您可算来了。”
柜台后面站起来一个人。很瘦，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头发全白了，梳得一丝不乱。他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正在擦柜台。
“你是谁？”
“我姓周，您叫我老周就行。”他把抹布叠好，放在柜台上，“我给您爷爷看了三十年铺子。”
我缓了一下：“我爷爷三个月前就……”
“我知道。”老周说，“我送的他。”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买菜花了多少钱。
“那你这三个月……”
“我在这儿等着。”他抬眼看我，“柜上压着一笔当，明天到期。掌柜的不在，我不能开柜。”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柜台上放着一个木匣子，巴掌大小，漆掉了一半，上面贴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的日期不是今天的，是三十年前的。日期旁边还有两个字：不赎。
“什么当？”
老周没回答。他从柜台底下抽出一本账册，翻到最后一页，推到我面前。
账册是线装的，纸发黄，边上卷了。最后一页只有一行字，墨迹很新：
戊申年冬月十七，收当一件。当主：柳长明。当物：……
后面空了。
“当物是什么？”
“没写。”老周说，“您爷爷写的。他说这行字，得等新掌柜自己填。”
他把木匣子往我这边推了推。
“天一亮，当主会来赎。要是赎不了，这东西就归铺子了。”他顿了顿，“掌柜的，您先把规矩记牢：可当可赎，不可拒客，逾期不还……”
“归铺所有。”我说。
老周点了点头，转身往里屋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头看我。
“还有一件事。”
“什么？”
“您爷爷临走前让我告诉您，”他抬手指了指我脚底下，“别低头看自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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