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苏晚来得比平时早。
她进门的时候我正在扫雪，扫到一半，她把手里的塑料袋往柜台上一放，袋子里是一沓打印纸。
“我查到了。”她说。
“查到什么？”
“名单上的纸。”她把袋子解开，抽出最上面一张，对着灯举起来，“你看这个角。”
纸的右下角有一个很淡的水印，五个字，褪得快看不见了。
城南文印。
“这种纸是二零一九年的批次。”苏晚说，“我去过那家店，老板还在，他说这种纸一箱五百张，他只卖给过一个人，一年买两箱。”
“谁？”
“康宁养老院。”她把纸放下，“老板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个人每次都要开发票，抬头写的是‘办公用品’，但从来不还价。”
“养老院的人叫什么？”
“孙德海。”苏晚说，“康宁养老院的法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死了，肝癌。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户口本上就他一个人。”
我把纸拿起来，看那三十六行名字。
宋体，小四，行距很宽。每个名字后面跟着年龄和入院时间，字迹是打出来的，边缘有一点点毛。
“这三十六个人，我查了三十五个。”苏晚从包里掏出笔记本，翻开，“全部死亡，时间集中在去年十月到十二月。最晚的一个是十二月十九号。”
“死因呢？”
“心衰、肺炎、多器官衰竭。”她说，“都写着‘自然死亡’。养老院的老人，这个死法很正常，没有人会查。”
“第三十六个呢？”
苏晚没马上答。她把笔记本往前翻了一页，指着一行字。
“周素云，女，入院时八十一岁，二零一六年三月入院。”她说，“户籍状态，在册。”
“活着？”
“在册不等于活着。”她说，“但如果她死了，社区医院要开死亡证明，户籍要注销。这两样都没有。她既没有死亡记录，也没有迁出记录。人就这么挂在系统里，挂了三年。”
我把账本翻开，翻到那笔当的那一页。
当主：康宁养老院。当物：三十七人。当金：二十万。赎期：无。备注：拒。
三十七。名单上三十六。
“苏晚。”我说，“这张名单，是谁给你的？”
“我托人从民政局调的备案材料。”她说，“养老院注销的时候要交一份老人安置清单，这就是那份清单的复印件。”
“清单上写的是三十七，还是三十六？”
她愣了一下，把纸翻过来，看背面。
背面什么都没有。
“我记得备案材料上有附注。”她说，“我再看一遍。”
她拿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放大。照片是一份表格的边角，右下角有一行小字。
“附注：本院在册老人三十七名，其中一名于二零一九年十一月转出，接收单位长明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我和她对视了一眼。
“一家养老院，把人转给一家咨询公司。”苏晚说，“这是什么手续？”
“不是手续。”我说，“是交割。”
“什么意思？”
“三十七个人，二十万一个月。”我说，“我爷爷当年算过这笔账。他不接，是因为他知道这二十万不是养老院的运营费。”
“那是什么？”
“是租金。”我说，“租这三十七个人的最后一段时间。”
苏晚把手机放下，嘴唇抿了一下。
“租去干什么？”
“不知道。”我说，“但我知道他们租了六年。”
我把账本合上。
“我得去一趟。”
“我跟你去。”
“你不能去。”
“沈砚。”她把包背上肩，“我查这条线查了两年。你说我不能去，那你告诉我，我一个人在外面查，是不是更危险？”
我看了她两秒。
“跟着我，不许单独进任何一间屋子。”
“成交。”
老周从里屋出来，手里拿着一盏灯。
那是一盏老式的马灯，铁皮的，玻璃罩上有一道裂纹，用胶粘过。
“带上。”他说。
“白天带灯？”
“那地方没电。”老周说，“三年没人交电费了。”
“您去过？”
老周没回答。他把灯放在柜台上，又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火柴，一起推过来。
“掌柜的，”他说，“到了那儿，您看见床，别数。”
“为什么？”
“数完了，您就会想躺一下。”
康宁养老院在城南，坐17路到底，再走八百米。
那一片是老的工业区，厂房改成了仓库，仓库改成了废品站，废品站关了，就剩下铁皮围挡。围挡上贴着招工的广告，纸被雨泡烂了，只剩下一行电话号码。
养老院在一条断头路的尽头，两层楼，白瓷砖贴面，瓷砖掉了一半，露出底下的红砖。
铁门锁着，锁是新的。
苏晚伸手去推，门没动。
“锁是新的。”她说。
“我知道。”
我绕到侧面。侧墙上有一扇小门，门板被踹过一个洞，洞口塞着几块砖。
我把砖挪开，弯腰进去。
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树上还挂着十几个柿子，冻得发黑，没人摘。地上有两排晾衣绳，绳子上什么都没有，风吹过去，绳子响。
“有人住。”苏晚在我身后说。
“怎么看出来的？”
“绳子。”她说，“晾衣绳要是三年没人用，会断。这两根绳子是新换的，铁丝还亮。”
我看了一眼。她说得对。
一楼是活动室和食堂。活动室的门开着，里面摆着六张桌子，桌上落了一层灰。食堂的窗口挂着菜单，最后一行写着“十二月二十日 午饭 白菜粉条”。
二楼是住人的。
楼梯口的墙上钉着一块牌子，白底红字：护理区，非请勿入。
牌子底下贴着一张纸，纸上是手写的排班表。排班表写到十二月十九号，之后就没有了。最后那一格被人用笔画了一道，画得很重，笔尖划破了纸。
一楼走廊尽头有一间屋子，门牌上写着“院长室”。
门没锁。
屋里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桌上摆着一个搪瓷笔筒，笔筒里插着三支笔。墙上挂着一块白板，白板上用马克笔写满了字。
三十七行。
每一行是一个名字，后面跟着一个编号，编号从三十七之一排到三十七之三十七。前三十六行的名字后面都画了一个勾，最后一个名字后面没有勾，圈了一个红圈。
周素云。三十七之三十七。
红圈画得很重，马克笔在上面来回描过几次。
“为什么把最后一个圈起来？”苏晚问。
“因为她是最后交的。”我说。
“交给谁？”
“不知道。”我伸手把白板上的字拍下来，“但圈起来的这个，一定跟别的三十六个不一样。”
桌子的抽屉是开着的，里面放着几盒药，一沓空白的死亡证明，还有一本收据。
收据是手写的，一本五十张，撕到第三十一张。每一张上都写着同一句话：收到康宁养老院服务费一笔，人民币贰拾万元整。
落款不是养老院，是一个叫“长明商务服务”的章。
“二十万一个月。”苏晚把收据翻了一遍，“从二零一七年三月开始，一直到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四个月。”
“跟账本上记的一样。”
“账本上记的是当金。”
“当金就是租金。”我说，“一个月二十万，租三十七个人的最后一段时间。”
苏晚把收据放回去，合上抽屉。
“沈砚。”她说，“三十六个人已经死了。第三十七个还躺在那儿，靠热水袋活着。”
“我知道。”
“他们在等她什么？”
我没答。
我把院长室的门带上，往楼梯口走。
我把马灯点上。
二楼走廊很长，两边都是门，门上都挂着号码牌。走廊尽头有一扇窗，窗玻璃碎了，风灌进来，把走廊里的灰吹得打转。
“从这边开始。”我说。
第一间，三号床。屋里两张床，一张空着，一张铺着褥子，褥子上有一个人形的凹。
第二间，五号床。一样。
第三间，七号床。一样。
苏晚跟在我后面，一句话不说。她的相机挂在胸前，一直没举起来。
走到第九间的时候，她忽然停住。
“沈砚。”
“嗯。”
“这屋里有多少张床？”
“按牌子算，一楼到二楼，一共三十七张。”
“三十七张床，三十六个人。”她说，“多出来的那张，在哪儿？”
我没答。
走廊尽头那扇窗底下，还有一扇门。这扇门没有号码牌，门框上钉着一块木板，木板上用红漆写了一个字。
壹。
我把手放在门把上。
门把是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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