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月十八，上午十点。
赵启明准时到。这次他只带了一个人，一个年轻男人，手里拎着一个长条形的木箱。
“沈掌柜。”
“赵经理。”
他把大衣脱下来，搭在胳膊上。
我注意到一件事：他胸口那枚铜钱不见了。
“东西准备好了吗？”他问。
“什么东西？”
“七样。”他说，“清单上的七样。”
我把那张取样清单从柜台底下拿出来，铺平。
“赵经理，我给你念一遍。”我说，“铜壳怀表一只，童鞋一双，头发一卷，照片一张，木匣一只，铜秤一杆，账本第一册。”
“对。”
“这七样东西，我一样都不能给你。”
赵启明的表情没有变化。
“理由。”
“理由有三条。”我说，“第一条，这七样东西，都是当物。当物不是铺子的财产，是当主押在这儿的。铺子只有保管权，没有处分权。”
“协议第二条写了，库存视为经营权的附属物。”
“协议是你们跟我爷爷签的。”我说，“我爷爷签的时候，铺子里只有一百三十一笔当。现在的是一百七十四笔。新的四十三笔，跟你们没关系。”
赵启明看着我。
“那七样是老的。”
“是老的。”我说，“所以第二条，这七样东西的当主，都还在。”
“在哪儿？”
“不知道。”我说，“但账本上有名字。”
我把，念。
“铜壳怀表，当主沈敬山。童鞋，当主沈敬山。头发，当主沈敬山。照片，当主沈敬山。木匣，当主沈敬山。”
赵启明的眉毛动了一下。
“同一个名字。”
“同一个人。”我说，“我太爷爷。”
“他什么时候当的？”
“一九六三年。”我说，“当的是他和他一家五口的东西。当金一百二十块，赎期三十年。三十年到了，他没来赎。”
“那这些东西就是我方的。”
“不。”我说，“一九九三年，我爷爷续了一笔。续期三十年，到今年腊月二十七。”
赵启明沉默了几秒。
“有凭证吗？”
我把账本转过去，指着一九九三年三月那一页。
那一页上有一行字：承前当一笔，续三十年。当主：沈敬山（殁）。代办：陈九斤。
赵启明看了很久。
他把账本转回去，一页一页往前翻，翻到，又翻回来。
“这页纸，换过。”
“换过。”我说，“一九九三年，我爷爷重抄了一遍。原来的那本烂了。”
“重抄的账，不算账。”
“后面附了原页。”我把账本掀到最后一页，抽出一张发黄的纸片，“原页在这儿。你比一比字。”
赵启明把两张纸对着灯看。
看了大概半分钟，他把纸放下。
“字是你爷爷的。”
“是。”
“可这个印……”
“印是我太爷爷的。”我说，“一九六三年他按的，印泥是朱砂掺桐油，六十年不掉。”
赵启明把纸推回来。
“沈掌柜。”他说，“你太爷爷已经死了。死人是没有权利的。”
“当铺的规矩，当主死了，当票还在。”我说，“票在谁手上，谁就是当主。”
“票在谁手上？”
“在我手上。”
我从柜台底下抽出一个牛皮纸袋，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
五张当票，纸都黄了，边角发脆。
“这五张票，一九六三年开的。”我说，“一九九三年续过一次，盖了印。章是我爷爷的，印泥还在。”
赵启明伸手要拿。
“别碰。”我说，“票一离柜，就算我交了。”
他把手收回去。
“第三条呢？”
“第三条。”我说，“这七样东西里，有五样是我太爷爷的。你要取，得他本人来。他不来，谁也不能取。”
“他死了。”
“那就等他自己来。”
赵启明笑了一下。
“我是在跟一个懂行的人讲规矩。”我说，“赵经理，你在这一行干了十七年，你比谁都清楚，这些东西出了这个门，会发生什么。”
他没说话。
“怀表出了门，会走。”我说，“童鞋出了门，会自己走路。头发出了门，会找人。照片出了门，照片上的人会回来。木匣出了门，里面装的东西会散。”
“散到哪儿？”
“散到拿它的人身上。”
赵启明站在柜台前，看着我。
“你怎么知道这些？”
“因为我是掌柜的。”我说，“你身后那个人，他手上戴着手套，是因为他碰过一只怀表。他右手小指现在是不是有点发麻？”
赵启明转过头，看那个年轻人。
年轻人下意识地把右手往背后藏。
“赵总。”他说，“没事，就是有点凉。”
赵启明把视线收回来。
“沈掌柜，我今天取不走东西。”他说，“但我要提醒你一件事。”
“你说。”
“腊月二十，法院的人会来。”他说，“行为保全。到那天，不是我来取，是法警来取。你要是拦，就是妨害执行。”
“那就等腊月二十。”
“等。”他说，“但我劝你，在那之前，把该谈的谈了。”
他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张东西，放在柜台上。
是一张请帖。红色，硬卡纸，上面用毛笔写着两行字。
“沈砚先生，腊月初一，长明楼一叙。柳长明。”
我拿起请帖。
“柳长明请我吃饭？”
“是。”
“为什么？”
“柳先生说，”赵启明把大衣穿上，“您是他师兄的孙子，该见一面。”
“我爷爷是他师兄？”
赵启明扣扣子的手停了一下。
“您不知道？”
“不知道。”
“一九六三年，您太爷爷把您爷爷送到长明号，学了一年。”他说，“教他的人，就是柳先生的父亲。按辈分，您爷爷跟柳先生是同门。”
“同门，还是师兄弟？”
“同门。”赵启明说，“柳先生一直说，您爷爷是他师兄。因为您爷爷比他早入门三个月。”
我把请帖放下。
“腊月初一，我去。”
“好。”赵启明说，“柳先生会高兴。”
他往门口走。走到门口，他停下来，回过头，看了苏晚一眼。
苏晚站在柜台侧面，手里拿着录音笔。
“苏记者。”
“有事？”
“你父亲那张票，”赵启明说，“别拿到这儿来。”
苏晚的脸一下白了。
“为什么？”
“因为这儿不认。”他说，“永昌当认的是当主的票。你父亲那张票，当主不是你。”
“当主是我父亲。”
“你父亲死了。”赵启明说，“死了五年。”
他把门拉开。
“五年了，苏记者。你查了两年，查到的东西，够你写十篇稿子。你一篇都没发出去。你知道为什么吗？”
苏晚没说话。
“因为有人一直在替你压着。”他说，“你以为是你主编心善？”
门关上了。
风从门缝里灌进来，把柜台上的请帖吹动了一下。
苏晚站在那儿，手在抖。
“沈砚。”
“嗯。”
“他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我说，“你查这条线，之所以还没出事，是因为有人不想让你出事。”
“谁？”
“不知道。”我说，“但那个人，一定不在长明号这边。”
苏晚把录音笔放下，从包里掏出一样东西。
那是一个信封，牛皮纸的，已经很旧了，边上磨得起了毛。
她把信封里的东西抽出来，放在柜台上。
是一张当票。
米黄色，齿孔，纸软得像一块布。
最上面印着三个字：永昌当。
当主那一栏，写着一个名字：苏建成。
当物那一栏，两个字：余寿。
赎期那一栏，空的。
备注那一栏，也是空的。
“沈砚。”苏晚说，“我爸这张票，押在你这儿。”
“你要押什么？”
“押我自己。”她说，“我要查他当年当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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