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早晨六点四十五分，沈安推开了景辉集团总部大楼的玻璃门。
门禁系统发出清脆的“嘀”声，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她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六点四十七分，比平时晚了三分钟。原因是一号线在早高峰前出了点小故障，她在临平路站等了将近五分钟。
三分钟。
她在心里记了一笔。
作为景辉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景辉的首席秘书，沈安对自己的要求精确到分钟。陈景辉不喜欢等人，也不喜欢被人等。
他曾经在季度会议上说过一句话，沈安记得很清楚：“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东西，每个人每天都只有二十四个小时。你怎么用它，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
那句话说得很漂亮，但从陈景辉嘴里说出来，多少有点讽刺。因为他的二十四小时里，至少有十二个小时是在压榨别人。 沈安走进电梯，按下三十二楼。
电梯是德国进口的蒂森克虏伯，运行起来几乎没有声音，只有轿厢上升时微微的气压变化提醒你它在移动。透过玻璃幕墙，可以看到城市的天际线在晨光中缓缓展开。
五月中旬的上海，天亮得已经很早了，六点多钟太阳就已经完全升起，金色的阳光洒在黄浦江面上。 这样的景色，沈安每天都能看到。
但她很少驻足欣赏。
不是不美，而是她的时间从来不属于自己。
电梯门打开，三十二楼的走廊安静得有些过分。
整层楼都是陈景辉的专属办公区域——董事长办公室、小型会议室、秘书室、会客室，还有一个配备了淋浴间的休息室。装修是陈景辉亲自定的方案，意式极简风格，灰白色调，线条利落，没有一丝多余的装饰。沈安第一次走进来的时候，觉得这层楼像一座精心设计的墓穴——安静、冰冷、一尘不染。
后来她习惯了。 沈安的工位就在董事长办公室门口，一个小小的隔间，被玻璃隔断和走廊分开。隔间里只有一张L形工位、一把人体工学椅、一个文件柜和一台电脑。桌上放着她的水杯、一个笔筒、一摞待处理的文件，以及一张她和母亲的合影——照片已经泛黄了，边角有些磨损，但她一直没有换。
她把包放下，习惯性地扫了一眼陈景辉办公室的门。 门虚掩着。 沈安的眉头皱了一下。 陈景辉有一个习惯——他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一定会把门锁好。不是因为他有强迫症，而是因为办公室里有太多不能见光的东西。收购方案、投资协议、竞争对手的尽调报告、一些不方便让第二个人看到的私人文件。
任何一份泄露出去，都可能是一场商业地震。
沈安跟了他三年，从未见过他忘记锁门。 三年来，她每天早上到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用陈景辉给她的钥匙卡打开办公室的门，把当天的行程表放在他桌上，然后去茶水间接一杯美式咖啡——不加糖、不加奶，陈景辉的固定口味。
等他九点钟左右到公司的时候，办公室已经通风完毕、空调调到二十二度、窗帘半开、桌上文件整齐。
今天，门已经开了。 也许是昨天晚上走得匆忙？ 沈安看了一眼走廊尽头的监控摄像头。那颗半球形的白色摄像头正对着电梯口和走廊，红色的指示灯一闪一闪，说明它在正常工作。
她决定先不急着下结论，等会儿调监控看看就知道了。 她走进自己的隔间，打开电脑，开始梳理今天的工作安排。 九点整有一个董事会，陈景辉要汇报二季度的财务数据。
这份报告上周五就准备好了，沈安又过了一遍，确认所有的数字都对得上。十点半有一个投资方的电话会议，对方是北京的一家PE基金，据说有意向给景辉的一个新项目投五个亿。
中午十二点和某地产集团的副总裁吃饭，地点定在外滩的一家日料餐厅，沈安已经提前踩过点了，确认包间的私密性没问题。下午三点要去虹桥机场接一个从北京来的客户，车已经安排好了，司机是陈景辉的专职司机老李。
晚上还有一个应酬，地点在浦东的一家私人会所，具体内容沈安不知道——陈景辉只说了一句“你帮我安排一下”，她就知道该怎么安排了。 这是陈景辉典型的一天。
排得满满当当，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
沈安有时候会想，一个人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累？但这个问题她没有答案，也不需要答案。她的工作不是质疑陈景辉的生活方式，而是让这种生活方式能够顺畅地运转下去。
沈安把行程表又核对了一遍，确认没有疏漏后，起身去茶水间接水。
茶水间在走廊的另一头，穿过会议室和会客室才能到。沈安走路很快，但脚步声很轻——这是她做秘书之后养成的习惯，在安静的办公室里，脚步声太大会打扰别人。 她的水杯是白色的，陶瓷的，上面印着一行小字：“less is more”。
这是她为数不多的个人物品之一，用了三年，杯身上已经有些细微的划痕，印字也有些磨损了。
杯子的底部贴着一小块透明胶带，上面写着她的名字——“沈安”，因为茶水间里类似的白色杯子有好几个，同事们经常拿错。 接完水回来，她看了一眼陈景辉的办公室门。
还是虚掩着。 沈安放下水杯，走到门前，轻轻地敲了两下。
“陈总？” 没有回应。 她等了几秒钟，又敲了两下，声音稍微大了一些：“陈总，您在里面吗？” 依然没有回应。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中央空调的风口发出细微的嗡嗡声。
沈安站在门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不是具体的某样东西不对，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像是空气中的某种东西变了。 她犹豫了一下，推开了门。
办公室里所有的灯都亮着。
这是陈景辉的另一个习惯——他喜欢把所有的灯都打开，哪怕是大白天。
办公室里有十二盏嵌入式射灯、一盏落地灯、一盏台灯，还有一整面墙的LED灯带，全部打开的时候，整个房间亮得像手术室。他说光线充足能让人保持清醒，但沈安觉得那是因为他怕黑。
一个人住三百平的豪宅，卧室里却要留一盏夜灯，这件事沈安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 她的目光先落在了办公桌上。 桌面上摊着一份合同，A4纸，大概有二十几页。
沈安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上周五法务部送来的那份，关于城东那块地的收购协议。这块地是景辉集团今年的重点项目，总价将近十二个亿，陈景辉亲自谈了三轮才敲定。
法务部审了两周，上周五下午才把最终版送到陈景辉手上。
陈景辉已经签字了。
沈安看到了他的签名——就在最后一页的右下角，蓝色墨水，笔迹潦草得几乎认不出来。陈景辉的签名向来潦草，但这一次尤其潦草，像是手在发抖，又像是写得很匆忙。“
陈景辉”三个字写成了三条波浪线，如果不是沈安见过他几百次签名，根本不会认出那是他的名字。 合同旁边放着铜镇纸。 那枚铜镇纸是陈景辉去年从一个古董商那里买的。
据说是清朝某位状元的旧物，黄铜铸造，上面刻着金榜题名四个篆字，底座还有一行小字，写着“乾隆壬子恩科殿试一甲第一名”。
是真是假没人知道，但陈景辉很喜欢，花了两万八买下来，说是要“借点文气”。 沈安的目光在那枚铜镇纸上停留了不到半秒，但她的大脑已经自动记录下了它的位置——偏了。
正常应该放在文件的左上角，用来压住文件不让它被风吹乱。
但现在，它被压在了文件的中间偏右的位置，压住的不是空白处，而是正文的。那个位置不对。
然后是那盆绿植。
那盆绿植是陈景辉的助理林小曼两个月前买的。
林小曼说办公室里的空气太干燥了，放盆绿植可以增加湿度，还能净化空气。是一盆普通的绿萝，绿萝是最容易养活的室内植物，给点水就能活，长得也快。
白色的陶瓷盆，盆底有一个托盘，枝叶茂盛，藤蔓已经垂下来二十多厘米了。 沈安记得很清楚，这盆绿植一直放在办公室东南角的矮柜上。那个矮柜是定制的，红橡木的，和办公室的整体风格很搭。
柜面上除了这盆绿植，还放着一套茶具和几本建筑杂志。
东南角。
在风水中，那是“巽位”，代表风，代表生，代表财，代表文昌。沈安不是那种会把风水挂在嘴边上的人，但她从小耳濡目染，这些知识已经刻进了骨头里。 但现在，那盆绿植被放在了正南边的窗台上。 正南。 离位。
离为火，主死，主血，主灾。 沈安的目光从绿植移开，然后她看到了陈景辉。
他靠在办公椅上。 那把椅子是赫曼米勒的Aeron，人体工学椅，黑色的网面，坐感很好，一把椅子要一万多块。陈景辉在这把椅子上坐了三年，批了上千份文件，开了几百场电话会议，发过无数次火。
此刻，他的头微微后仰，后脑勺靠在椅背的头枕上。嘴巴微张，像是要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
眼睛半睁着，眼皮松弛地垂下来，露出一半的瞳孔。 瞳孔放大了。
放大到不正常的大小，眼球表面覆盖着一层灰白色的薄膜，像是蒙了一层雾。
那是角膜干燥的表现——人活着的时候，眼泪会保持角膜湿润；人死了，这种湿润就会消失。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
没有扭曲，没有狰狞，没有挣扎的痕迹。甚至可以说是平静的，像是一个加班到深夜的人在椅子上睡着了。 但那种平静让人毛骨悚然。 因为没有呼吸。
沈安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她没有尖叫，没有后退，心跳也没有加快。这是她二十六年来养成的本能——在真正危险的时候，她的身体会自动进入一种类似待机的状态，所有的情绪被暂时封锁，只留下最基本的感知和判断能力。
她的脑子转得飞快。
凌晨两到三点。心脏骤停。
绿植从巽位移到了离位。
铜镇纸从左上角移到了文件中间。
灯全亮着。门虚掩着。没有强行进入的痕迹。
没有打斗的痕迹。什么都没有。 只有这些不正常的细节。
沈安吸了一口气，然后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她退出了办公室，把门关上，保持虚掩的状态。
她确保自己没有碰到门把手以外的任何东西，连门框都没有碰。
第二件，她拿出手机，拨打了120。 “您好，这里是景辉集团总部，临江路99号，三十二楼。
有人疑似心脏骤停，请尽快派人过来。”她的声音平稳得连自己都觉得陌生，像是每天都要打这种电话一样。实际上，她上一次打120还是三年前，爷爷走的那天。
第三件，她拨打了110。
然后她站在走廊里等待。 她没有回自己的工位，没有去茶水间，没有做任何多余的事。她只是站在走廊的墙边，双手垂在身体两侧，看着电梯的方向，等待。 走廊里很安静。
空调的风口还在嗡嗡地响。窗外，城市的早高峰已经开始，远处的马路上传来隐隐约约的车流声。阳光透过玻璃幕墙照进来，在地面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光斑。 一切都那么正常。
但一切都已经不一样了。
十五分钟后，救护车和警车几乎同时到达。 先到的是救护车，鸣笛声从楼下传来，由远及近。两个急救人员推着担架车从电梯里出来，沈安指了一下陈景辉办公室的门：“在里面。” 急救人员冲进去，开始做心肺复苏。沈安听到按压胸口的沉闷声响，听到心电监护仪发出的滴滴声，听到急救人员之间简短的交流。 “
没有自主呼吸。” “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 “继续按压，准备肾上腺素。”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的心肺复苏。二十分钟的按压、给药、除颤。二十分钟的希望和绝望交织。
沈安站在走廊里，听着那些声音，脸上没什么表情。
她想起了爷爷。爷爷走的那天，也是这样的。
医生在病房里抢救，她站在走廊里，隔着玻璃门看着心电监护仪上的那条线。那条线一直在跳，跳得很乱，然后越来越平，越来越平，最后变成了一条直线。
那一年她二十三岁。 爷爷是她最后一个亲人。 后来急救人员停止了抢救。带队的医生走出办公室，摘下口罩，对等在门口的警察摇了摇头。
沈安看到他的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珠，二十分钟的心肺复苏是体力活。 “人已经没了。”医生说，“初步判断是心脏骤停，死亡时间大概在凌晨两到三点之间。
具体情况要等尸检结果。” 警察开始封锁现场。
三十二楼的电梯口拉起了警戒线，黄色的带子上印着“警察”两个字。技术科的人穿着白大褂、戴着手套和鞋套，在办公室里忙碌——拍照、提取指纹、画现场图、采集可能的痕迹证据。
一个年轻的警员拿着记录本走到沈安面前。他看起来二十五六岁，头发有点乱，衬衫的第一个扣子没系，领带松松垮垮地挂在脖子上。
“你是第一个发现死者的人？” “是。” “你和死者是什么关系？” “我是他的秘书，沈安。” “你什么时间发现死者的？” “早上七点零二分，我敲了门，没有回应，推门进去，发现陈总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你有没有碰过办公室里的任何东西？” “没有。我发现情况后立即退出来了。”
“你有没有注意到办公室里有任何异常？” 沈安停顿了半秒钟。 “没有。”她说。
年轻警员点了点头，低头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
他的字迹很潦草，沈安站在旁边，余光扫到了几个字——“秘书”、“第一个发现”、“无可疑”。 无可疑。
沈安在心里重复了这三个字。 她没有说话。 带队的刑警走过来，四十多岁，姓周，国字脸，浓眉，看起来经验丰富。他问了沈安几个问题——陈景辉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最近有没有说过不舒服？有没有什么压力？有没有什么仇人？
沈安一一回答：陈总每年都做体检，没有心脏病史；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但这是常态；生意场上难免得罪人，但说不上是“仇人”。
周警官听完，点了点头，说：“沈小姐，后续可能还需要你配合调查。这几天请不要离开本市。”
沈安说：“好的。” 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离开了公司。 她没有打车，也没有坐地铁，而是一个人沿着临江路走了很久。 五月的气温刚刚好，不冷不热。
江风吹在脸上很舒服，带着水汽和淡淡的腥味。晨练的老人穿着白色的太极服，在江边的空地上慢悠悠地打拳。遛狗的中年人被柯基犬拽着往前走，嘴里念叨着“慢点慢点”。
跑步的年轻人戴着耳机，步伐轻快地从她身边经过。 一切都那么正常，那么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沈安知道，一切都已经不一样了。
她走到一处人少的地方，在一棵梧桐树下的长椅上坐下来。树荫遮住了阳光，地面上落着斑驳的光影。她从包里拿出手机，打开相册。
刚才在现场的时候，她趁着警察还没到的间隙，做了几件事。
第一件，她站在办公室门口，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不是她刻意要破坏现场——她没有碰任何东西，只是站在门框的位置，把手机举起来，按了几次快门。
她的动作很快，前后不超过十秒钟，但她确保自己拍到了关键的东西。
第二件，她在退出去之前，用眼睛扫了一遍办公室里的每一个角落，把所有的细节都记在了脑子里。这是她的职业本能——陈景辉的办公室里有多少个文件夹、每份文件放在什么位置、抽屉有没有关好、窗户有没有锁，她每天都会下意识地检查一遍。 照片不多，只有四张。 但每一张都拍到了关键的东西。
第一张，是办公桌的全景。合同、铜镇纸、台灯、笔筒、水杯、文件夹、笔记本电脑——所有的东西都在它们应该在的位置上，除了那枚铜镇纸。沈安把照片放大，仔细看了看铜镇纸的位置。
它压在了合同正文的正好是“违约责任”条款。不是巧合。
第二张，是那盆绿植的特写。白色的陶瓷盆，茂密的绿叶，背景是窗外的城市天际线。这张照片清楚地显示了绿植的位置——正南窗台。窗台的石材是灰色的，盆底没有托盘，水渍直接渗在了石材上，留下一圈深色的印记。
这说明这盆绿植放在这个位置至少有一天了，因为新鲜的水渍不会渗得那么深。
第三张，是办公室的整体布局。东南角的矮柜上空空荡荡，柜面上留下了一个圆形的印记——那是绿植盆底的托盘留下的水渍。印记的边缘已经干了，但中心还有一点潮湿。
这说明那盆绿植在不久前还放在那里，被人移走了。如果移走的时间超过两天，整个印记都会干透。现在的情况是——边缘干了，中心没干。移走的时间大概在二十四到三十六小时之间。
也就是说，周六或者周日。 第四张，是陈景辉本人的侧脸。
沈安本来不想拍这张的，但她的手指按下了快门。照片里的陈景辉看起来不像一个死者——他看起来太正常了。没有血迹，没有伤口，没有挣扎的痕迹。他的嘴唇微微发紫，但不算明显，如果不是近距离看，很容易被忽略。
嘴唇发紫是缺氧的表现，心脏骤停会导致缺氧，这没什么奇怪的。但沈安注意到了另一个细节——他的指甲也是紫色的。 嘴唇发紫加指甲发紫，说明是全身性的缺氧。
心脏骤停确实会导致全身性的缺氧，但一般不会那么快。死亡时间在凌晨两到三点，现在是早上七点，中间只隔了四五个小时。四五个小时的尸体，嘴唇和指甲发紫到这个程度，不算异常。
但也不算正常。 沈安把四张照片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然后把手机收起来，继续往前走。 她走到了一座天桥上。
天桥是钢结构的，桥面铺着防滑的橡胶，栏杆是银白色的金属。
天桥下面车水马龙，临江路的早高峰才刚刚开始，车子排成长龙，红色的尾灯和白色的头灯交织在一起。喇叭声、引擎声、刹车声混在一起，像一首杂乱无章的交响乐。
沈安扶着栏杆，低头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
江风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得有些乱。
她没有整理，就让头发在风中飘着。 她想到了很多东西。 她想到了陈景辉这个人。 强势、精明、不近人情，但也并非全无优点。他记得每个员工的生日，会在当天送上一束花和一张手写的卡片。
卡片上的字是他自己写的——虽然字很难看，但确实是他的笔迹。
他会给加班到深夜的同事点外卖，而且会细心地避开每个人不吃的食物——林小曼不吃香菜，前台小张不吃辣，司机老李对海鲜过敏。这些细节，他全都记得。
他曾经在一个雨夜，开车把一个发烧的实习生送到医院，然后在医院等了一整夜，第二天照常上班，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但她也想到了陈景辉的另外一面。
他会在董事会上拍桌子骂人，会把一份方案摔在下属脸上，会让团队连续工作四十八小时只为了赶一个不合理的截止日期。他会在谈崩一个项目之后把所有责任推到团队身上，会在项目成功之后把所有功劳揽在自己身上。
他的前一个秘书做了不到半年就辞职了，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陈总不是人。”
沈安从来不觉得陈景辉“不是人”。她只是觉得，他是一个被权力和欲望扭曲了的人。
他曾经可能也是一个有理想、有热情的年轻人，但在商海浮沉了二十年之后，那些东西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 但现在这些都无所谓了。
因为陈景辉死了。
而沈安知道，他不是自然死亡。
那盆绿植从巽位被移到了离位，那枚铜镇纸被放在了合同上的错误位置——这两个变化，单独看都像是无心的疏忽。绿植可能是林小曼为了给植物多晒晒太阳才搬过去的，铜镇纸可能是陈景辉自己随手放的。
但放在一起，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因为这两个变化不是随机的。巽位到离位，是“生”到“死”的转换。
铜镇纸从压空白到压“违约责任”，是“文昌”到“困局”的转换。两个变化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风水格局。 三煞催命局。 沈安闭上了眼睛。
风从江面吹来，带着淡淡的腥味。天桥在轻微地颤动——下面有地铁经过，她能感觉到那种微弱的震动通过桥面传到脚底。 她想起了六岁那年，爷爷教她认识八卦图的时候说过的话。
爷爷坐在老宅的天井里，阳光从头顶的天井照下来，在地上投下一个方形的光斑。
爷爷把一张宣纸铺在石桌上，上面画着八卦图。他用毛笔点着每一个卦象，一个一个地教她。 “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
她当时还不认字，只是跟着爷爷念。 “巽为风，主生，主财，主文昌。”爷爷说，“家里有读书的孩子，要把书桌放在巽位。公司要做大，要把财务室放在巽位。
巽位是生门，是活路。” “离为火，主死，主血，主灾。”
爷爷的笔尖停在离卦上，“离位不能放红色的东西，不能放尖锐的东西，不能放任何带‘火’的东西。
放了，就是引火烧身。” “风水之妙，在于方位的一进一退。”
爷爷看着她，眼神很认真，“该在巽位的东西到了离位，生门变死门，财路变血路。
记住了吗？” 她当时点了点头，但不太懂。
现在她懂了。
沈安睁开眼睛，从天桥上下来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决定——她要查清楚陈景辉的死因。
不是为了给陈景辉讨回公道。
她和他之间没有那种深厚的感情。
她只是一个秘书，他只是一个老板，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合同约定的雇佣关系，仅此而已。 也不是因为她觉得警察破不了案。周警官看起来是个有经验的老刑警，假以时日，他也许能查到真相。
而是因为她不能容忍有人用她家族的东西做这种事。 风水是工具，不是武器。 这个道理，沈家世代相传。 沈安的曾曾曾祖父是清朝钦天监的官员，负责为皇家勘定风水。
那时候沈家的名字在京城很响，王公贵族们要建宅子、修祖坟，都要请沈家的人去看一眼。民国以后，沈家回到了江南，在苏州一带定居，代代相传，从未断绝。
沈家的祖训只有一句话：“风水济世，不为害人。”
如果有人用它来杀人，那就是对沈家最大的侮辱。
沈安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她已经失去了修为——不，不是“失去”，是“封存”。八年前，当她决定离开北京、隐姓埋名做一个普通人的时候，她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把自己的修为封住了。
现在的她，看不透风水的气，摆不了阵法，甚至连最基础的“观气望势”都做不到。 但她的脑子还在。 她的眼睛还在。 她从小耳濡目染的那些知识还在。 这就够了。
沈安走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到了她的住处——临江路附近的一个老小区。六层楼的顶楼，没有电梯，两室一厅，月租金四千五。她在上海生活了八年，从大学到现在，搬过四次家，这是她住得最久的地方，已经住了三年。
小区是九十年代建的，外立面的涂料已经斑驳了，楼道里的灯经常坏，垃圾房的臭味有时候会飘到六楼。但沈安不介意这些。她选择这里只有一个原因——安静。
顶楼没有人在上面走来走去。老小区的隔音不好，但邻居们都是老年人，睡得早，起得晚，不会打扰她。 她爬了六层楼，掏出钥匙开门。 进门后，她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换鞋，不是喝水，而是走进卧室，拉开衣柜的夹层。
衣柜是搬进来的时候从宜家买的，白色的帕克斯系列，用了三年，门板上的铰链已经有些松了。夹层是她自己改的——在衣柜背板的后面，她加了一层活动的木板，木板后面藏着一个铁盒。 她把木板拉开，拿出铁盒。
铁盒是爷爷留给她的。黑色的，铁的，上面有一个生锈的搭扣。盒子不大，大概两本《现代汉语词典》摞起来那么大，但很沉。 沈安把铁盒放在床上，打开搭扣。
盒子里有三样东西。 第一样，是一个罗盘。 这不是普通的罗盘。盘面不是常见的塑料或铝合金，而是黄铜的，上面有一层淡淡的氧化层，泛着暗沉的光泽。
盘面上的刻度和字符都是手工雕刻的，笔画精细，深浅一致，像是用尺子量过一样。天干地支、八卦九宫、二十四山、六十龙、一百二十分金——所有的刻度都在它们应该在的位置上，精确到毫米。
罗盘的外沿有一圈细密的篆字，那是沈家历代先祖的名字。最外层是曾曾曾祖父沈文渊，然后是曾曾祖父沈怀瑾，然后是曾祖父沈明远，然后是爷爷沈青峰，最后是空着的——那里本来应该刻上父亲的名字沈鹤鸣，但父亲去世的时候，罗盘不在他身边。
最外层的玻璃盖上有两道细纹，那是十二年前沈安摔的那一跤留下的。她当时八岁，刚学会看罗盘，兴奋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不小心绊了一跤，罗盘磕在石阶上，玻璃盖裂了。 她以为爷爷会骂她。爷爷对罗盘很珍视，每天都要用软布擦拭，从来不让别人碰。
但爷爷只是摸了摸她的头，说：“碎了就碎了，修好就行。东西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供的。” 后来爷爷找人把玻璃盖修好了。裂纹还在，但被一种特殊的胶水填平了，摸上去是光滑的。 爷爷去世后，这把罗盘就留给了她。 第二样，是一本泛黄的笔记本。
那是爷爷留下的《堪舆杂记》，蓝色布面封皮，边角已经磨得发白了。里面的纸张发黄发脆，翻的时候要小心，不然会掉渣。笔记本里记录了沈家数代人积累的风水知识和案例，有的是爷爷的父亲传下来的，有的是爷爷自己添加的。字迹不一样，有的工整，有的潦草，有的用毛笔，有的用钢笔，有的用铅笔。
沈安翻开笔记本，翻到中间的一页。 那一页被折了一个角，页面上用红笔圈出了一段话。 爷爷的字很好认，因为他写字有一个特点——所有的“横”都微微上翘，像是心情很好的人写的。
但那段话的内容，一点都不让人心情好。 “三煞催命局——形、气、时三者齐备，可令人心脉俱断，状若猝死。形者，方位格局也；气者，环境气场也；时者，时辰节点也。三者合一，天地人同频共振，心脉不堪其重，遂断。
此法阴毒，沈家后人不得习用。” 不得习用。 沈安在心里默念这四个字。
她不会用。 但她需要知道——谁会用它。 第三样，是爷爷的一张照片。
黑白照片，已经褪色了。
照片里的爷爷穿着灰色的中山装，坐在老宅的天井里，身后的背景是那棵老槐树。
他看起来很年轻，大概四十多岁，头发还是黑的，脸上没什么皱纹，嘴角微微上翘，像是在笑，又像是在看什么有趣的东西。 照片的背面有一行字，是爷爷的笔迹：“乙亥年立春，沈青峰摄于沈宅。”
乙亥年是哪一年？沈安算了一下，大概是二十多年前。那时候爷爷还年轻，父亲还活着，沈家还没有出事。 那时候一切都很美好。 沈安把照片翻过来，看了很久，然后小心地放回铁盒里。
她把罗盘拿出来，放在桌上，又从笔记本里翻出了“三煞催命局”那一页，仔细地看了一遍。 三煞催命局需要三个条件：形、气、时。 形，就是陈景辉办公室的布局。西北乾位的办公室，东南巽位的绿植被移到正南离位，再加上那枚铜镇纸压住了合同的“违约责任”条款——这三个要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形”。
气，就是环境气场。办公室的朝向、窗户的大小、空调的位置、家具的材质，所有这些东西都会影响气场的流动。陈景辉的办公室朝南，采光很好，但正南窗台正好是离位，绿植放在那里，等于把“生气”变成了“煞气”。
再加上那枚铜镇纸是金属的，金属会“克木”，而合同代表“木”，所以煞气被进一步放大。 时，就是时辰节点。三煞催命局需要精准的时间配合。形和气的条件都满足了，但“时”呢？
绿植是什么时候被移动的？
铜镇纸是什么时候被放错位置的？
这些变化如果发生在陈景辉死亡之前太久，煞气会提前消散；如果发生在死亡之前太短，煞气来不及积累。 凶手必须精准地把握时机。 沈安合上笔记本，闭上眼睛。
她需要查监控。
她需要知道，周六或者周日，谁进过陈景辉的办公室。
沈安把罗盘和笔记本收好，放回铁盒里，再把铁盒藏进衣柜的夹层。
她换了一身衣服——黑色的针织衫、深蓝色的牛仔裤、白色的运动鞋。
简单、舒适、不引人注目。 她洗了一把脸，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
二十六岁的女人，五官清秀，但不算漂亮。眼睛不大，但很亮。
嘴唇薄薄的，不笑的时候显得有些冷淡。
头发是黑色的，长到肩膀，平时扎成一个低马尾。
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很正常。 但她知道，自己已经不一样了。
沈安拿起手机，翻到通讯录。 通讯录里有一个号码，她已经三年没有拨过了。
备注是“师父”，但这个号码的主人，她只在心里叫他“老爷子”。
老爷子和沈家的关系很复杂。他是爷爷的至交，也是父亲生前的老师。
二十年前沈家出事后，是他收留了沈安，教她风水术，教她奇门遁甲，教她如何在普通人中间生活。
他教会了她一切，除了——如何面对死亡。
沈安离开北京的那天，老爷子对她说了一句话：“你什么时候想回来，就回来。
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她没有拨那个号码。
现在还不到时候。
她需要更多的证据，更多的线索，更多的信息。她需要确认这个局到底是谁布的，针对的是陈景辉还是她，目的是什么，下一步会做什么。
沈安把手机放回包里，出了门。
楼道里很暗，感应灯坏了两周了，物业一直没来修。她摸着扶手下了六层楼，推开了单元门。
阳光照在脸上，有些刺眼。 她眯起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她听到手机震动了一下。
她低头看了一眼——是一条短信。
号码不在通讯录里，没有归属地显示，只有一行字： “沈安，你终于回来了。”
沈安盯着这行字看了五秒钟。
然后她把短信删了。
她没有拉黑这个号码，没有回复，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
她只是把手机放回包里，然后走出了小区的大门。
小区里的阳光还是那么好，孩子们的笑声还是那么响亮。
但沈安知道，她的世界，从这一刻起，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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