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月，过完年，我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这一次，我的身份完全不同了。
不再是那个揣着四十块钱去广州倒腾手表的小贩，而是一个拥有上百万资产的公司老板。
车厢里，我坐在卧铺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心里感慨万千。
1984年，终于来了。
上辈子，我的人生在1985年戛然而止。这辈子，我不仅躲过了那场灾难，还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
但我知道，这只是开始。
深圳，我来了。
1984年的深圳，比我上次来的时候更加繁华。
城市里到处是工地，吊车林立，机器轰鸣。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道路延伸向远方。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活力——那是属于改革开放年代特有的活力。
每个人都在奔跑，每个人都在追梦。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时代正在发生巨变，而他们不想被落下。
“长安，这地方”刘波站在深圳火车站的月台上，看着眼前这座已经变得有点认不出来的城市，眼睛都直了，“这还是咱们上次来的那个地方吗？”
我笑了：“波哥，我说过，几年后这里会变得让你认不出来”
刘波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开始考察建厂选址。
深圳的电子产品工厂主要集中在罗湖区和福田区。我跑遍了这两个区的每一个工业园区，最后把厂址定在了龙华区的一个新开发区。
这里地价便宜，交通便利，而且离香港很近，方便原材料进口和产品出口。
1984年3月，我的“光子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注册资本：五十万。
这个数字，在1984年的深圳，是一笔巨款。
工厂的建设速度超出了我的预期。
1984年5月，厂房竣工。
1984年6月，设备安装完毕。
1984年7月，第一批工人到位。
看着工厂从无到有，我的心情无比激动。
这就是实业的魅力。
不是倒买倒卖，不是投机取巧，而是真真正正地创造价值。
我可以光明正大地告诉别人，我何长安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
1984年8月，工厂正式投产。
第一批产品是收录机——这是我在深圳考察时发现的最大商机。
东北的劳动力成本高，深圳的劳动力成本低。在深圳生产、在东北销售，利润空间巨大。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第一批一千台收录机出厂，每台成本十五块，运到东北能卖到一百五以上。去掉运费和税收，每台净赚一百块！
一千台，就是十万！
刘波激动得天天在工厂里转悠，嘴里念叨着：“发财了发财了”
我也很高兴。
但我知道，这只是开始。
1984年10月，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进入电子产品的其他领域。
收音机、录音机、Walkman、电子表……我像当年倒腾手表一样，利用信息差和地域差，不断扩展着自己的商业版图。
到1984年底，公司的总资产已经达到五百万。
五百万，在1984年的中国，是天文数字。
1984年11月，一个意外的消息从北京传来。
***要去南方了。
根据我脑中的记忆，***会在1984年1月24日至29日在深圳、珠海等地考察，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
但实际上，这一世的行程有所变化——他来得稍微晚了一些。
“长安，你说***真的會来深圳？”刘波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眼睛都直了。
“会来的。”我肯定地说，“而且，他会发表很重要的讲话。”
“啥讲话？”
“发展才是硬道理。”我说，“不要争论姓'社'还是姓'资'，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刘波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1984年12月25日，***抵达深圳。
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
我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亲自去了深圳。
我想亲眼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深圳火车站，人山人海。
当***走下火车的那一刻，整个站台都沸腾了。
“邓伯伯好！”
“邓**好！”
喊声响彻云霄。
我站在人群中，看着这位改变了中国命运的老人，心里感慨万千。
如果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会晚来十年、二十年。
是他，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让中国人敢于追求财富。
是他，奠定了今天一切的基础。
我何长安，也是受益者之一。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现在可能还在光子片的那个小饭店里混日子。
***的讲话，我只记住了一句话。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目标。”
这句话，会成为我此后人生的指导方针。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就是那“先富”的一部分。
先富带动后富——我要带领光子片的老邻居们，一起过上好日子。
1985年1月，过完年，我回到了沈阳。
距离那场改变我命运的工厂事故，只有几个月了。
但我并不担心。
因为我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靠进工厂谋生的年轻人了。现在，我是拥有数百万资产的企业家。
那场事故，已经无法影响到我了。
但我仍然担心我爹。
上辈子，我爹在那场事故中腰椎受伤，落下了终身残疾。这辈子，我必须阻止这场悲剧。
“爹今年多大岁数了？”我问娘。
“五十二了。”我娘叹了口气，“你爹那个犟脾气，就是不肯退休，非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五十二。
距离1985年，还有几个月。
我需要在事故发生之前，让我爹离开工厂。
1985年3月，我找到了王厂长。
“王叔，我想让我爹提前退休。”
王厂长愣了一下：“提前退休？老何愿意？”
“我会去做他的思想工作。”我说，“但我希望厂里能给他办个病退或者啥的，不要为难他。”
王厂长看了我半天，最后点了点头。
“行，我尽量。”
1985年4月，我爹退休了。
办的是“病退”——虽然他身体其实还很硬朗，但在这个年代，这种操作很常见。
退休那天，我爹站在红旗机械厂的大门口，看着那座陪伴了他三十多年的工厂，老泪纵横。
“爹，别哭了。”我扶着他，“以后儿子养你”
我爹没说话，只是紧紧握着我的手。
我知道，他舍不得。
他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年，把最好的青春都奉献给了这里。
但他更知道，这个时代已经变了。
1985年6月，那场事故还是发生了。
只是这一次，受害者不是我爹，而是另外三个工人。
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深圳的工厂里处理事务。
“长安，红旗机械厂出事了”刘波打来电话，声音都在发抖，“厂房塌了，死了三个人”
我沉默了很久。
这就是历史。
即使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无法改变所有人的命运。
那三个工人，我认识。
他们都是光子片的老邻居，都是好人。
但他们没有我这样的机会。
“波哥。”我深吸一口气，“他们的家属，你帮我去慰问一下。每家送五千块钱。”
“五千？”刘波愣了一下，“这也太多了”
“不多。”我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这就是我何长安的选择。
用未来的“善”，守护光子片那份人情味。
1985年8月，公司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客人。
“何总，久仰大名。”
来的人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考究的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很有派头。
“我叫张力，是省经贸委的。”男人递过来一张名片，“这次来是想跟你谈一笔合作。”
“合作？”我愣了一下，“什么合作？”
张力笑了笑：“省里准备搞一个'光彩计划'，扶持一批有实力的私营企业我看了你们的资料，觉得你们很有希望入选”
“光彩计划？”
“对。”张力说，“入选的企业可以获得政策扶持、银行贷款、税收优惠等一系列好处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心里一动。
1985年的中国，私营企业的地位还比较尴尬。虽然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但“私营”这个词仍然带着某种偏见。
如果能入选“光彩计划”，对我的企业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张主任。”我站起身，伸出双手，“谢谢你的好意我愿意配合”
张力笑了。
“何总，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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