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的海南,比我想象的还要落后。
海口还只是一个县城样的小城市,街道狭窄,人口稀少。但奇怪的是,这座城市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躁动的气息。
到处是外地人。
他们操着各地方言,聚在街头巷尾,讨论着各种“商机”。有人炒地皮,有人倒腾钢材,有人做建材生意。每个人都梦想着一夜暴富。
“长安,这地方有啥好的?”刘波看着荒凉的海口街头,有点失望,“这还没有咱沈阳热闹”
我笑了笑:“波哥,别急。过几年你就知道这里有多热闹了。”
我知道海南的潜力。
1988年海南建省后,这里的房地产会迎来一轮疯狂的上涨。在那之前布局,就是等着赚钱。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1983年的海南,经济还很落后,政策也不完善。贸然进入,很可能会亏本。
我需要等。
等一个最佳的时机。
在海南待了一个星期,我把整个海南岛跑了一遍。
三亚的海滩、儋州的农场、琼海的港口……每一个地方,我都仔细考察过。
最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海南的未来在旅游和房地产。
旅游业,会让三亚成为全国最热门的度假胜地。房地产,会让海口成为下一个深圳。
但现在,这些都还没有起步。
我需要等。
等那个最佳的时机。
回到沈阳后,我把考察结果整理成一份报告,提交给了公司的高层会议。
“海南?”刘波看着报告一头雾水,“那破地方有啥好投资的?”
“波哥,你信不信我?”我问他。
“信。”刘波毫不犹豫。
“那就对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再等五年,五年后我让你在海南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刘波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1983年6月,一个意外的消息打乱了我的计划。
何小雨出事了。
“哥,学校让我退学。”
何小雨站在我面前,眼泪汪汪的。
“退学?为什么?”我一下子站起来,“你成绩不是一直很好吗?”
“学校说我是'资本主义的苗子'”何小雨抽泣着,“说我爹是开饭店的,我是'走资派'的后代”
我气得浑身发抖。
1983年的中国,极左思潮还有一定的市场。一些保守的学校领导,仍然把个体户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认为他们的子女“不纯洁”。
“欺人太甚!”我拍桌子而起,“走,我带你去学校理论”
沈阳第二高中,校长办公室。
“你就是何长安?”校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着黑框眼镜,上下打量着我,“听说你是个体户?”
“个体户怎么了?”我反问,“个体户就不能让孩子上学?”
校长冷笑一声:“何长安,我告诉你,我们学校是重点高中,培养的是社会主义接班人不是资本主义的孝子贤孙”
“你!”我气得说不出话来。
“好。”我深吸一口气,“既然学校不欢迎我们,那我们就走。小雨,咱们不读了。”
“哥”何小雨拉着我的手,“我不读大学了,我回家帮你”
我看着妹妹那张稚嫩的脸,心里一酸。
“不。”我坚定地说,“你必须读书。哥供你去北京上学”
1983年8月,我把何小雨转学到了北京。
北京的政策更开放,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何小雨的成绩好,很顺利地考入了北京四中,开始了新的学业。
“哥,北京好大啊”何小雨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我看着妹妹,心里暗暗发誓。
总有一天,我要让她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妹妹。
我要让她读最好的大学,去看更大的世界。
1983年10月,一个重要的消息传来。
***要去南方了。
根据我脑中的记忆,***会在1984年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确立改革开放的政策方向。
但实际上,在这之前,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1984年1月,***在深圳、珠海等地考察,发表了重要讲话。谈话的内容,我大概记得一些——发展才是硬道理,不要争论姓“社”还是姓“资”,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这些讲话,会像一剂强心针,让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我需要做好准备。
1984年,将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我需要赚更多的钱,建立更广的人脉,为即将到来的大时代做好准备。
1983年12月,公司年度总结大会。
我站在台上,看着台下坐满了公司员工,心情澎湃。
“各位同事。”我开口了,“今年是我们光子实业公司成立的第三年三年来,我们的总收入达到了”
我顿了一下,扫视了一圈台下的人。
“一百二十万。”
台下响起一片惊呼声。
“一百二十万在1983年的中国,是什么概念?”我继续说,“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是 万元户,而且是万元户的十倍百倍”
全场沸腾了。
刘波激动得站起来鼓掌,周建国在旁边吹着口哨,周婶抹着眼泪,周边的员工们一个个兴奋得脸通红。
“但是。”我抬起手示意大家安静,“这还不够改革开放的春天才刚刚到来我们不能停下脚步1984年,我们将迎来更好的时代”
“1984年,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去深圳”
“在那里,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电子产品工厂”
“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制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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