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青松在办公室里坐了不到五分钟，又站了起来。
不是坐不住，是脑子里那根弦越绷越紧，像被拧过了劲的琴弦，再不松一松就要断了。他需要走动，需要让脚底板跟地面接触时传来的那点震动把他的思绪震碎，重新拼凑。他在办公室里踱了两圈，地板砖被他踩得咯吱咯吱响，办公桌上那包红塔山和红色打火机安安静静地躺在一起，像一个刚组成的、莫名其妙的组合。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刚才他只敲了花建明、赖世明和应德厚那间空屋子的门。走廊尽头还有一扇门他没敲。那扇门在最西头，和他在最东头的宿舍遥遥相对。住在那间屋子里的人叫曲芷，去年刚分来的选调生，武汉理工大学毕业，二十四岁，家在黄冈市区。她是麻雀乡目前唯一一个和他一样住在乡里的干部——准确地说，是不得不住在乡里。曲芷没有车，从麻雀乡到黄冈市区的大巴一天只有两班，早一班晚一班，她要是走读，得早上五点半起来赶车。
马青松拿起桌上的打火机和那包烟，揣进口袋，走出办公室，下了楼，穿过月亮门，又回到了宿舍区的走廊上。
走廊里的光线比凌晨好了很多，阳光从石棉瓦棚子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道细碎的光斑。那些堆在墙角的杂物在阳光下显出了它们的本来面目——两把缺腿的椅子是深红色的，漆面已经斑驳得像长了牛皮癣；水泵是墨绿色的，铁锈从螺栓孔里长出来，像一簇簇褐色的花；那几捆稻草是金黄色的，在光线下泛着柔和的光泽，如果不看它们腐烂的根部，倒也算得上好看。
马青松沿着走廊往西头走，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他走得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像是一个在给自己壮胆的人。走廊不长，三十来米的距离，他走了大概有半分钟。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在那扇门前停了下来。
这扇门和走廊里其他的门都不一样。门上贴着一张粉色的便利贴，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几个字：“请敲门，我在。”字的旁边画了一个笑脸，笑脸的眼睛是两点，嘴巴是一道弯弯的弧线，画得歪歪扭扭的，但能看出画的人很用心。
马青松盯着那个笑脸看了两秒钟，抬起了手。
笃笃笃。
三下，不轻不重。
没人应。
他又敲了三下，这次稍微重了一点，指关节砸在木门上发出“咚咚咚”的声音，比刚才那三下沉闷。
“曲芷？”
门里面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有人在被子里翻身，又像是有人在找拖鞋。马青松往后退了半步，把目光从门上移开，看向走廊的另一头。他不想让曲芷一开门就看见他直愣愣地盯着门看，那样显得他像个——他说不上来像个什么，反正不太对。
门开了。
开门的是一条缝，大约十厘米宽。缝隙里露出半张脸，准确地说，是一只眼睛和半边额头。那只眼睛还没完全睁开，睫毛上还挂着睡意的黏滞感，瞳孔里映着走廊上的光，像两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黑石子。
“马……马乡长？”曲芷的声音又沙又哑，像砂纸在玻璃上擦了一下，“出什么事了？”
马青松张了张嘴，刚要说“你有没有打火机”，话还没出口，曲芷已经把门拉开了。
她穿着一套淡蓝色的棉质睡衣，上衣的扣子系错了位，领口歪到了一边，露出一截锁骨和一小片白得晃眼的肩颈。她的头发散着，又长又密，乱蓬蓬地堆在肩膀上，有几缕垂到脸前，遮住了半边脸。她的脸色很白，不是那种健康的白皙，而是一种被从深度睡眠中猛然拽出来之后的、带着青灰色的苍白。她的嘴唇上还有枕头压出来的印子，一道浅浅的、红色的痕，从左边的嘴角斜斜地延伸到下巴。
马青松的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瞬，立刻移开了。不是不好意思，是他在乡镇待了四年养成的职业习惯——看人的时候不要盯着看，要时不时地移开目光，这样不会让人觉得你在审视他。但这种职业习惯在面对一个穿着睡衣、头发蓬乱、刚从被窝里爬出来的年轻女人时，就显得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曲芷，你有没有——”
“马乡长，是不是哪里着火了？”曲芷的声音忽然拔高了，带着一种睡意被猛然击碎的尖锐。
马青松一愣：“什么？”
“打火机！”曲芷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瞳孔里的混沌像被一阵风吹散的雾，露出了底下清明而惊惶的光，“你凌晨四点多来敲我的门，问我有没有打火机——是不是哪里着火了？是不是望花山？望花山的林子着火了？”
马青松张了张嘴，想说不是，但曲芷已经不给他说话的机会了。
“我马上通知护林员！要不要启动应急预案？应急分队的人这个点能叫到吗？我手机呢？我手机放哪儿了——”她转身就往屋里跑，棉拖鞋在地板上啪嗒啪嗒地响，睡衣的下摆在她转身时扬了起来，露出半截小腿，小腿上还有被单压出来的红色印痕。
“曲芷！”马青松喊了一声。
曲芷已经跑到了床边，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滑动，嘴里念念有词：“望花山，望花山，望花山的护林员是——是蔡家湾的蔡大棒，不对，蔡大棒是村支书，护林员是蔡大棒他侄子蔡小军，对，蔡小军，电话是——”
“曲芷！”马青松加大了音量，声音在走廊里炸开，像一颗石子在空荡荡的山谷里炸出的回响。
曲芷的手指停在手机屏幕上，整个人像被人按了暂停键一样定住了。她缓缓转过头来，脸上带着一种惊恐和困惑交织的表情，那表情像一个正在做噩梦的人忽然听见了现实世界的声音，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马青松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正常、不像一个凌晨四点多敲开女下属房门要打火机的疯子上级。
“没有着火。”
曲芷眨了眨眼。
“没有火情。”
她又眨了眨眼。
“望花山没有着火，麻雀乡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着火。我凌晨四点多来敲你的门，不是因为你分管森林防火，不是因为哪里着了火需要启动应急预案，不是因为你手机里有蔡小军的电话。”马青松一字一顿地说，“我只是——想问你有没有打火机。”
走廊里安静极了。
阳光从石棉瓦棚子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地面上，落在马青松的鞋面上，落在曲芷光着的脚面上。曲芷的脚趾头在光线下微微蜷了蜷，像是在感受地板的温度，又像是在感受这个荒诞到极点的时刻的温度。
“打火机？”曲芷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轻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打火机。”马青松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带着一种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情绪——是尴尬？是无奈？还是某种被命运捉弄了太多次之后产生的、近乎麻木的坦然？
曲芷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低头看了看屏幕，屏幕上“蔡小军”三个字还在闪着光标，只要她再按一下，电话就会打出去，蔡小军就会从被窝里被拽起来，光着脚跑到望花山脚下，然后发现山上安安静静的，连个烟头都没有。
她把手机屏幕按灭了，手机“叮”的一声响，像一声叹息。
“所以，”曲芷抬起头看着马青松，她的头发还乱着，睡衣的扣子还系错着，下巴上那道枕头压出来的红印还没消，但她的表情已经从一个被紧急事件惊醒的应急状态，切换到了一个被荒唐事件砸蒙了的、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的中间状态，“你凌晨四点多，敲我的门，问我有没有打火机，是因为你想抽烟，但是你没有打火机？”
“对。”马青松说。
“你是乡长。”
“对。”
“凌晨四点多。”
“对。”
“你不睡觉，你想抽烟。”
“对。”
“你没有打火机，所以你来找我，一个二十四岁的、刚参加工作的、住在你隔壁走廊尽头的女下属，问我有没有打火机。”
马青松沉默了零点五秒，然后说：“对。”
曲芷低下头，看着自己光着的脚，看了大概有三秒钟，然后她抬起头，用一种近乎庄严的语气说了一句让马青松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马乡长，女生不用打火机。”
走廊里又安静了。
然后马青松笑了。
不是凌晨那种苦涩的、无奈的笑，而是一种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之后、不得不笑出来的笑。那种笑像是一股气从胸腔里往上涌，经过喉咙的时候变成了声音，从嘴里出来的时候变成了笑声，他控制不住，也不想控制。
曲芷看着他笑，脸上的表情从庄严变成了困惑，从困惑变成了委屈，从委屈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介于生气和想笑之间的奇怪表情。她的嘴角抽动了两下，终于还是没有忍住，嘴角往上一弯，笑了出来。
两个人站在走廊尽头，一个穿着灰蓝色夹克的乡长，一个穿着系错扣子睡衣的选调生，隔着半米的距离，面对面地笑着。阳光从他们头顶的石棉瓦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们的肩膀上和头发上，那些细碎的光斑随着他们身体的晃动而晃动，像一群在跳舞的萤火虫。
笑声渐渐停了。
马青松把手伸进口袋，摸出那包皱巴巴的红塔山和那个红色的一次性打火机。他把打火机举到曲芷面前，让她看。
“打火机我后来找到了，”他说，“在刘婶的早点铺子里。”
曲芷看着那个打火机，红色塑料壳上印着一行白色的字——“楚城市莲花山风景区欢迎你”。她盯着那行字看了两秒钟，然后说：“所以你已经有打火机了。”
“对。”
“那你为什么还来问我有没有打火机？”
马青松把打火机揣回口袋，把那包烟也揣回去，两手一摊：“因为我找你的时候，还没有找到打火机。我敲了花乡长的门，没人。敲了赖**的门，没人。敲了应乡长以前的屋子，也没人。你是走廊上最后一个我没敲的门。”
“所以你是在敲遍了所有人的门之后，才来敲我的门。”曲芷说，语气里有一种奇怪的、像是在确认什么的味道。
“对。”
“因为我是最后一个。”
“对。”
曲芷低下头，又看了看自己光着的脚，这次看了大概有五秒钟。然后她抬起头来，脸上的表情已经平静了很多，但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像是水面下的一条鱼翻了翻身，亮了一下鳞，又沉了下去。
“马乡长，”她说，“你知道我听到你敲门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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