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都大学的六月闷得像蒸笼。
礼堂里坐了三百多号人，电风扇在头顶吱呀转，吹不散一屋子的汗味和躁气。台上挂着红底白字的横幅——“1992届毕业生就业分配大会”，大字写得端正，两头用图钉别着，左边那颗已经松了，横幅耷拉下来一角，没人管。
于晓坐在第七排靠窗的位置，手里捏着一支英雄钢笔，笔帽上的镀金漆掉了大半。他面前摊着一本笔记本，上面记了几个名字和单位——那是他打听来的消息。
历史系今年分配的去向，无非三类：中学、博物馆、文化局。运气好的去省城，运气差的回老家县里。
但今年不一样。
今年有个词，从年初烧到年尾，从南方烧到北方，烧得所有人坐不住。
下海。
台上，学工处的刘干事正念名单。每念一个名字，底下就响起一阵窸窣议论。分到省博物馆的，稀稀拉拉鼓几下掌。分到县中学的，叹气声比掌声大。
“吴建军，临都市第三棉纺厂，政工干事。”
吴建军站起来，脸色铁青。他旁边的人拍他肩膀，压低声音：“老吴，棉纺厂效益还行，去吧。”
吴建军没说话，接过派遣证，转身往外走。路过于晓身边时，低声吐了两个字：“狗屁。”
于晓没抬头，钢笔在笔记本上划了一道。
他在数。
念到现在，历史系三十二个毕业生，已经分了二十七个。剩下五个，包括他。
“张薇，临都市教育局，教研室。”
台下有人吹了声口哨。教育局教研室，这是今天历史系最好的去处了。张薇站起来，矜持地抿了抿嘴，走上台去接文件。
于晓注意到台上多了一个人。
之前一直是学工处的刘干事在念名单，但现在，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何致远坐在了**台右侧。一个副部长亲自来分配大会，不寻常。
何致远五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夹克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他面前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和其他派遣证的格式不同——信封上盖着红色印章。
“于晓。”
刘干事念到他名字的时候，语气和前面不一样。停顿了一下，往旁边看了一眼何致远。
于晓站起来。
礼堂里安静了几秒，然后响起比刚才更密的议论声。于晓是历史系学生会心理部副部长，大三拿过省级社会实践调查一等奖，写的论文被《青年研究》转载过摘要。这些履历在历史系不算顶尖，但足够扎眼。
何致远没让刘干事继续念。他自己拿起那个牛皮纸信封，站了起来。
“于晓同学。”
何致远的声音不大，但礼堂的扩音器把每个字送到了角落。
“经省委组织部审核批准，你被录用为1992年度国家选调生，派遣至莲勺市洋丰镇，担任基层锻炼干部。”
全场死寂。
三秒后，议论声像开了闸的水。
“选调生？”“莲勺市？那是哪儿？”“洋丰镇……那不是山沟沟吗？”
于晓走上台，接过信封。牛皮纸厚实，手指触到红章的凸起，凉的。
他打开信封，抽出文件。
红头。
“中共秦川省委组织部”九个字印在最上方，下面是他的名字、籍贯、学历，以及一行加粗的黑字：
“派遣至莲勺市洋丰镇秦于村，任期三年。”
于晓把文件折好，塞回信封。
他转身走下台的时候，听到身后有人说了一句：“这年头谁还去农村？傻子才不下海。”
说话的是陈启明，经济系的，来历史系这边看热闹。他今年没参加分配，直接拿了停薪留职的批条，准备去深圳。
于晓没回头。
他从第七排拿上笔记本和钢笔，往外走。路过张薇的时候，张薇低声说了句：“于晓，你……想好了？”
于晓看了她一眼：“不是我想的，是组织定的。”
“你可以申请调换啊。”
于晓没回答。他把牛皮纸信封夹在笔记本中间，推开礼堂的侧门，走了出去。
门外的阳光刺眼。法国梧桐的树荫切在水泥路面上，像刀裁的。
于晓站在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栀子花的味道，浓得发甜，盖不住远处食堂飘来的油烟味。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节修长，指腹有钢笔磨出的薄茧。这双手翻过四年的故纸堆，写过二十万字的读书笔记，最远的田野调查，也不过是大一暑假跟着社会实践队在农村待了半个月。
半个月。
他就是靠那半个月写出来的调查报告，被选中的。
于晓把信封从笔记本里抽出来，又看了一遍那行字。
莲勺市洋丰镇秦于村。
他对那个地方有印象。黄土、旱地、窑洞。村口有棵老槐树，树干上拴着一头骡子，骡子的肋骨能数清楚。
他在调查报告的结尾写过一句话：“让种子回到泥土，才知道能不能发芽。”
那是大一，二十岁，用词还带着学生腔。
现在他二十三岁，才知道那句话不是修辞，是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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