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去找了何致远。
不是去求情，是去问清楚。
组织部办公室在行政楼三层，走廊里铺着墨绿色的地革，踩上去软塌塌的，有股陈年潮气。何致远的门半开着，他在看文件，桌上搁着一杯枸杞茶。
“坐。”何致远抬了下下巴，示意对面的木椅。
于晓坐下。椅子硬，屁股底下的木板有条裂缝。
“想问什么就问。”
“为什么是我。”
何致远放下笔，靠向椅背，看了于晓几秒。
“今年全省选调生，分到咱们临都大学两个名额。一个去了省厅，法学院的。另一个去基层。”
“为什么基层这个是我。”
“你那篇报告，省委组织部的人看过。”何致远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在上面的枸杞，“今年中央有精神，选调生要往基层沉。你正好对口。”
于晓没接话。
“你是不是觉得亏了？”何致远问。
“我觉得蹊跷。”于晓说，“一篇大一的社会实践报告，还够不上省里看一眼的分量。”
何致远笑了一声，放下茶杯。
“行，跟你说实话。报告是敲门砖，真正的原因是你的档案。你大二入党，大三拿了省级实践奖，四年综测排名第三。历史系今年毕业生里，你的政治面貌和实践经历最匹配选调要求。”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你家庭成分也干净。父亲是县供销社职工，母亲务农。根正苗红，没有海外关系，组织审查一路绿灯。”
于晓听明白了。
不是因为他多优秀，是因为他条件刚好卡在框里。
“秦于村什么情况？”他问。
“穷。”何致远的回答只有一个字。然后他从抽屉里摸出一份材料，推过来。
于晓接过来翻了翻。油印的，字迹模糊，但数据很清楚：秦于村，洋丰镇下辖行政村，户籍人口437人，常住人口不足200。人均耕地1.8亩，旱地为主，年人均纯收入312元。无硬化路面，无自来水，无卫生所。
三个“无”，像三颗钉子。
“镇上的意思是让你先挂个职，协助村支书搞基层工作。”何致远把材料收回去，“具体干什么，到了再说。”
“到了再说”四个字，于晓听出了画外音——上面也不知道拿秦于村怎么办，先扔个人下去。
他站起来：“什么时候报到？”
“七月十五之前。”
于晓点了下头，转身要走。
“于晓。”何致远叫住他。
于晓回头。
何致远的表情和之前不一样了，那种公事公办的客气撤了下去，露出一点真实的东西。说不上是关心还是交代后事。
“基层不是学校，道理没用，拳头也没用。你那个心理学的底子，倒是可能派上点场。”
于晓愣了一下，然后点头，出了门。
走廊尽头的窗户正对着操场，有人在打篮球，喊声穿过玻璃传进来，闷闷的。
他在窗边站了一会儿。
七月的临都，热得连风都是烫的。操场边上的告示栏里贴满了广告：深圳XX公司招聘业务员、月薪八百起；海南房地产开发公司招合伙人、年利润翻倍……花花绿绿的纸片被风掀起又落下，像一群扑火的蛾子。
1992年，所有人都在追潮水。
而他要去的地方，连潮声都听不到。
于晓回宿舍收拾东西。四人间里只剩他一个还没走，其他三张床铺已经卷了席子，露出光秃秃的木板。窗台上还摆着一排空啤酒瓶，那是前天散伙饭剩下的。
他从柜子里拿出那套西装——大三时省里发实践奖的时候买的，灰色的确良，裤线烫得笔直。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叠好放进行李箱。
又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牛皮纸本子，翻到。
那是他大一暑假在秦于村做调查时的田野笔记。字迹比现在生涩，但记录得很细：
“7月22日。走访秦老汉家，土坯房，屋顶漏光。问及收入来源，答'靠天吃饭'。其孙女秦小花，9岁，未入学。问原因，秦老汉沉默良久，说'念书顶啥用，还不是回来种地。'”
于晓盯着最后那句话看了很久。
两年前写这段话的时候，他只觉得这是个好素材，能让调查报告显得有分量。
此刻再看，字还是那些字，意思变了。
他合上本子，塞进行李箱的最底层。
第二天一早，于晓背着一个军绿色双肩包，拎着那只棕色人造革行李箱，走出了临都大学的东门。
校门口的早餐摊正冒着热气，卖豆浆的大姐招呼他：“同学，来碗甜的？”
“不了，赶车。”
他拦了一辆三轮蹦蹦车，去火车站。
蹦蹦车在马路上晃，两边的梧桐树往后退。于晓回头看了一眼校门，门头上“临都大学”四个鎏金大字在晨光里反着光。
他把头转回来，没再看第二眼。
火车站的售票厅人挤人，空气里混着汗味、烟味和方便面味。于晓排了四十分钟的队，买到一张硬座票。
临都到莲勺，绿皮车，十一个小时。
他在站台上等车的时候，旁边一个穿花衬衫的中年男人正往蛇皮袋里塞货——全是电子表和计算器。
“老哥，去哪儿？”于晓随口问了一句。
“温州。”花衬衫咧嘴笑，“倒货，一趟能挣两千。”
两千。
秦于村全村人均年收入的六倍。
绿皮火车进站的时候，汽笛声又长又闷，像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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