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是被臭醒的。
不是那种普通的霉味，是混合了腐肉、粪便和潮湿泥土的恶臭，浓得像一堵墙，糊在脸上。他睁开眼，入目是一片漆黑。
木板。头顶是木板。
他伸手一摸，左边是木板，右边是木板，脚下也是木板。
棺材。
他躺在一口棺材里。
脑子里像被人扔了一颗炸弹，碎片四溅——不，不是碎片，是记忆。一个叫“沈砚”的人的记忆。北齐，永丰县，县令。前任县令被百姓活活打死，尸体扔进了乱葬岗。县衙师爷提前给他打了一口棺材，方便他死后直接装进去。
他穿越了。
不，应该说——他接盘了一个烂到不能再烂的摊子。
“咣当——”
棺材盖被掀开，刺眼的阳光扎进眼睛。一张老脸凑过来，五十来岁，山羊胡，三角眼，表情像在验尸。
“哟，沈大人，还活着呢？”
沈砚眯着眼看那人。记忆告诉他，这是永丰县师爷，姓周，干了二十年，换了七任县令，每一任都死得很难看。
“周师爷？”沈砚嗓子哑得像砂纸。
“正是下官。”周师爷伸手把他从棺材里拉出来，动作算不上恭敬，“大人，您昏迷了两天，下官还以为您挺不过来了。”
沈砚站起来，腿发软，但还是稳住了。他飞快地扫了一眼四周——破败的县衙，院子里长满了草，墙根下蹲着几个衣衫褴褛的衙役，看他的眼神像在看一个死人。
“我的棺材，”沈砚忽然开口，“谁打的？”
周师爷一愣：“下官。”
“多少钱？”
“啊？”
“这口棺材，多少钱？”
周师爷被问懵了。他当了二十年师爷，见过各种新官上任的反应——有的哭，有的骂，有的直接跑路。但从来没有人，醒来第一件事，是问棺材多少钱。
“三……三两银子。”
“从我的俸禄里扣。”沈砚拍了拍身上的土，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本官还没死，用不上。”
院子里安静了一瞬。
那几个蹲着的衙役互相看了看，有人嘴角抽了一下，但没敢笑。
周师爷脸色变了变，随即堆起笑：“大人说得是，是下官考虑不周——”
“行了。”沈砚打断他，“把县里的账本拿来。三年的，全部。”
周师爷皱眉：“大人，您刚醒，要不要先——”
“本官说，拿账本来。”
周师爷看着这个年轻人的眼睛，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前任县令来的时候，眼神是慌的，是虚的，是那种“我怎么到了这种地方”的茫然。
但这个沈砚，眼神不一样。
太冷静了。冷静得像在算一笔账。
“是。”周师爷转身去了后堂。
账本很快摆在了沈砚面前。三本，每一本都翻得起了毛边，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沈砚翻开，看了片刻，然后合上。
“周师爷。”
“下官在。”
“你跟我说实话。这个县，到底什么情况？”
周师爷清了清嗓子，开始背书：“永丰县，北齐上等县，辖八里，共三万二千户——”
“人口。”沈砚打断他，“我说活人。”
周师爷沉默了片刻。
“不到一万。”
“耕地呢？”
“抛荒大半。青壮年跑光了，剩下的不是老的就是病的。”
“粮仓？”
“空的。去年的一点存粮，今年开春就放完了。”
“铜钱呢？”
周师爷苦笑：“大人，永丰县已经有三年没发过俸禄了。不是朝廷不发，是银子运不进来。山匪太凶，商路断了三年了。”
沈砚靠在椅背上，闭了闭眼睛。
三万两千人的编制，活着的不到一万。没有粮，没有钱，没有路，连当官的都三年没发工资。
前任县令是被百姓打死的。
他忽然想起前世考研时背过的一个数据：北宋交子崩溃前，成都府的米价从每斗三百文涨到了每斗三贯——十年，涨了十倍。
通货膨胀的本质，不是钱印多了，是信用没了。
而永丰县的问题，比通货膨胀更可怕——这里连钱都没有。
“周师爷，”沈砚睁开眼，“隔壁县的米价是多少？”
“一千二百文一斗。”
“我们县呢？”
“三钱。”
沈砚以为自己听错了：“多少？”
“三钱。”周师爷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大人，我们县有粮。附近几个县的粮商都把粮囤在我们县的仓库里——因为永丰县的仓储费最便宜，一石粮存一个月只要一文钱。”
“那为什么不卖？”
“卖不出去。”周师爷摊手，“永丰没有钱。百姓手里一文铜板都没有，拿什么买？”
沈砚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咔嗒”一声响了。
北齐通用的铜钱，在永丰县几乎不存在。不是因为没有铜矿，是因为没有流通——商路断了三年，钱进不来，也出不去。百姓退回到以物易物，粮食多得吃不完，但就是换不到钱。
而隔壁县的米价是一千二百文一斗——那是“有钱人”的价格。
永丰县的三钱一斗，是“没有钱”的价格。
“周师爷，”沈砚忽然站起来，“粮仓里还有多少粮食？”
“三千石陈粮。”
“全部封存，没有我的命令，一粒都不许动。”沈砚走到桌前，拿起笔，“从今天起，我不但要让永丰县有钱，我还要让它比京城还有钱。”
周师爷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看着沈砚那双亮得吓人的眼睛，把话咽了回去。
他忽然觉得，这口棺材，可能暂时用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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