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战打了一周，税粮券的流通量不但没降，反而涨了。
原因很简单——永丰县的百姓不傻。他们手里拿着税粮券，能在县衙粮铺买到平价粮，能在集市上换到布匹盐巴，能交税、能还债。这东西好不好用，他们自己知道。
京城里传的那些谣言，传不到永丰县的山沟沟里。
但沈砚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平静。
真正的风暴，还没来。
这天，周师爷拿了一本账本进来，脸色比平时更难看：“大人，有件事，下官一直没跟您说。”
“什么事？”
“朝廷今年的税银，该交了。”
沈砚接过账本，翻开一看——永丰县今年应缴税银三千两。三千两，对于永丰县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整个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加起来，还不到二百两。
“什么时候交？”
“下个月底。”
沈砚沉默了片刻。
“如果交不上呢？”
“按律，县令免职，押解进京问罪。”
沈砚靠在椅背上，看着头顶的横梁。
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周应根本不需要派人来杀他。只需要等。等朝廷的税银期限一到，永丰县交不出银子，他这个县令自然会被免职、问罪、流放——甚至杀头。
而他创造的一切，税粮券、信贷体系、经济改革，都会随着他的倒台而灰飞烟灭。
这就是权力的游戏。不是用刀，是用规则。
“周师爷，”沈砚放下账本，“三千两银子，我们交得起吗？”
周师爷苦笑：“大人，永丰县三年没收过税了。百姓手里没有银子，县衙的库房里也没有——别说三千两，三两都没有。”
“如果用税粮券交呢？”
“朝廷不收税粮券。朝廷只收银子。”
沈砚沉默了。
这是一个死局。税粮券只能在永丰县流通，朝廷不认。他要交税，必须要有银子。而银子，永丰县没有。
除非——他能让永丰县的银子“变”出来。
“周师爷，”沈砚忽然问，“永丰县什么东西最多？”
周师爷想了想：“粮食。我们县粮多，但卖不出去，因为没有商路。”
“如果商路通了呢？”
“那粮食就能卖出去，卖出去就有银子，有银子就能交税。”周师爷摇头，“但商路不是一天能通的。山匪在磨盘岭扎了三年，官府剿了三次，都没剿下来。”
沈砚拿起桌上的笔，在纸上画了一道线——永丰县通往京城的路线图。磨盘岭在中间，是必经之路，也是山匪的老巢。
“剿匪要多少人？”他问。
“至少五百精兵。我们县只有六个衙役。”
“如果不用兵呢？”
周师爷一愣：“不用兵？那用什么？”
沈砚笑了。
“用钱。”
赵虎被叫进来的时候，正蹲在院子里磨刀。听说沈砚要“用钱剿匪”，刀差点没拿稳。
“大人，山匪不是粮商，给钱没用。他们拿了钱，转头就来抢你。”
“我知道。”沈砚把一张地图摊在桌上，“所以，不是给钱，是要让他们没钱。”
赵虎凑过来看地图。
沈砚指着磨盘岭：“山匪靠什么活着？抢。抢过往的商队、抢附近的村子。他们的收入来源有两个——商队和村民。”
“对。”
“如果我们能让商队不走磨盘岭，让村民不再被抢——山匪的收入就断了。”
赵虎皱眉：“商队不走磨盘岭，走哪？那是唯一的官道。”
“修路。”沈砚在地图上画了一条新线，“从永丰县东南方向绕过去，走青石沟，接上通往江州的官道。多走三十里，但避开了磨盘岭。”
“修路要钱——”
“山匪断粮了，就会内讧。”沈砚没理他，继续说，“他们不是铁板一块。磨盘岭有三股势力，大当家、二当家、三当家，面和心不和。只要钱不够分，就会打起来。”
赵虎看着地图，又看看沈砚，忽然觉得后背发凉。
这个年轻人不是在剿匪，他是在算账——算山匪的账。收入多少，支出多少，几个人分，够不够活。每一笔都算得清清楚楚。
“大人，”赵虎的声音有点发飘，“您是不是在边关待过？”
“没有。”
“那您这些——跟谁学的？”
沈砚笑了笑，没回答。
他总不能说——“这些是经济学入门。”
窗外，太阳落下去了。
永丰县衙的书房里，灯又亮了起来。
沈砚坐在灯下，面前摆着两个难题：三千两税银，和磨盘岭的山匪。
一个是明面上的敌人，一个是暗地里的敌人。
但他心里清楚，真正的敌人，不在永丰县，也不在磨盘岭。
在京城。在户部。在那个用澄心堂纸写便条的人手里。
沈砚提起笔，在新的一页纸上写道：
“永丰钱庄筹建方案。”
写完之后，他停了一下，在下面又加了一行小字：
“兼论：如何用信贷体系代替税收体系。”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
永丰县的夜晚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风吹过麦田的声音。
但在这片安静底下，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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