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二年的春天来得迟。北京城外的风，还裹着永定河冰碴子的寒气，刀子似的往人领口里钻。
潘守仁蹲在土坡上，双手插进眼前的泥土里。土是黄褐色的，带着去岁枯草的根须，冻得硬实。他用力抠起一把，在掌心揉搓。冰凉的土块渐渐被体温焐热，散开，露出里面更细腻的沙质。他凑近闻了闻，有一股子河淤土特有的、微腥的土腥气，不呛，反倒有点润。
“就是这儿了。”他低声说，像是说给脚下这片荒地听。
身后跟着两个儿子，老大潘贵，老二潘富，都是二十啷当岁，一身结实的短打扮，袖口挽着，露出冻得发红却筋骨粗壮的小臂。他们看着父亲的背影，又互相对视一眼，没说话。这些年，父亲总是这样，看土，看水，看天时，看得入了魔。从京南房山一带的窑口，一路看到这京城东南、离朝阳门外五里不到的荒滩。
“爹，”潘贵到底沉不住气，“这地儿……离城是近，可尽是滩涂洼子，汛期一来，永定河的水怕是能漫到脚脖子。烧窑，最忌的就是潮气。”
潘守仁没回头，把手里的土摊开，指着其中几处极细碎的、贝壳似的白色斑点：“看见没？这叫螺壳粉。老河道淤上来的。有它，土就带了骨性，不瘫软。”他又抓起一把，让土从指缝缓缓流下，“土质不纯，沙多，黏性不如房山的‘糯米土’。可烧城砖，要的就是这份筋骨。京城九门的墙砖，为什么南城的比北城的经得起风雨？底子不一样。”
他站起身，五十出头的年纪，腰杆还挺得笔直，脸上是常年被窑火熏烤出的暗红色，皱纹像干涸河床的裂璺，深而硬。目光扫过眼前这片开阔的荒滩，远处隐约可见京城巍峨城墙的轮廓，更近处，只有几丛耐碱的蒿草在风里瑟瑟地抖。
“朝廷下了旨意，”潘守仁的声音压低了，却字字砸进土里，“加筑外城。南边，从这右安门到东便门，绵延几十里，要多少砖？房山、门头沟的窑，烧不过来。这是天赐的饭，就看咱们潘家，端不端得起这碗。”
潘贵潘富的眼睛亮了一下。加筑外城的风声，他们听跑脚的商人提过一嘴，没想到旨意下得这么快，更没想到，爹早就把主意打到了这里。
“可是，爹，”潘富心思细些，“这地，有主没主？开窑的‘龙票’，咱们这等小民，能请下来？”
潘守仁从怀里摸出个油布包，层层打开，露出一张盖着红戳、有些发皱的纸，边缘已被磨得起了毛。“龙票，你老子我用三窑上好的‘停泥滚子’砖（一种质地细密的砖），走了工部营缮司一位书办的门路，换来了。”他顿了顿，“地，是无主的河滩荒地。但离城近，眼杂。我打算，”他指了指脚下，“在这里，起一座明窑。”又指了指百步外一处更隐蔽的、长满灌木的土丘后，“在那里，再挖一处暗窑。明窑烧官家的砖，暗窑……烧咱们自己的活路，也备着不时之需。”
两兄弟倒吸一口凉气。私设窑口，是犯忌的。但父亲眼里那团沉寂了多年、此刻又幽幽燃起的火，让他们把劝诫的话咽了回去。那是在房山老窑，因不愿将女儿嫁给窑主傻儿子而被排挤、最终带着他们离开时，都没有熄灭的火。
“贵儿，”潘守仁吩咐，“你去城里，找我上次说的那个山西来的王掌柜，他贩煤，也认得好把式。就说潘家窑要人，肯下力气、嘴巴严的。工钱，比市价高一成。”
“富儿，你回趟房山，把咱家那点家当、你娘留下的那套祖传修坯刀，还有……那半袋子‘釉石’（一种矿物颜料，用于瓷器上色）悄悄带来。记住，走夜路，避着人。”
兄弟俩应了，分头离去。风更紧了，卷起地上的浮土，打在潘守仁脸上，生疼。他却咧开嘴，笑了笑，露出被旱烟熏得发黄的牙。他重新蹲下，抓起那把混合着螺壳粉的黄土，用力攥紧。
土从他指缝溢出，粗糙，却有股子倔强的劲儿。
这第一把窑土，他得亲手捧进窑口。
就像当年他爹，把着他的手，按在滚烫的刚出窑的砖上，说：“记住了，守仁，这窑火里烧出来的，不只是砖，是咱手艺人骨头里的钙。”
远处，京城方向，传来隐约的、夯土筑城的号子声，沉闷，却一声声，撞在嘉靖三十二年的春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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