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信在惊蛰那天到了。
淡蓝色的航空信封，左上角印着“青海地质勘探队”的红字。信封被揉得有些皱，边缘磨损，像经历了一场漫长的迁徙。
母亲拆信时，我正在喝豆浆。豆浆是巷口王奶奶家的，滚烫，浮着一层薄薄的豆皮。我习惯性地吹开豆皮，看热气在晨光里盘旋上升。
“你爸说，”母亲展开信纸，声音里有压抑的喜悦，“项目有重大发现。他们可能找到了一个大型金属矿。”
“金属矿是什么？”
“就是……”母亲想了想，“埋在地下的宝贝。挖出来，可以造火车、造轮船、造楼房。”
“那爸爸是挖宝的人？”
“对。”母亲笑了，“挖宝的人。”
信不长，两页纸。父亲的字迹潦草，有些地方被水渍洇开，可能是汗水，也可能是高原的雨。他说那里海拔四千二，煮面条要用高压锅，不然煮不熟。他说队里的小狗“黑子”生了三只崽，毛茸茸的像煤球。他说夜晚的星空确实能伸手摘到，但他没摘，因为“星星就该在天上”。
信的末尾，他写：
“浪途，春天了，雾港的海风还冷吗？爸爸这里，草还没绿，但能闻到土解冻的味道。等草绿了，我就回来。带你去海边放风筝，要最大的那个，能飞到云里去。”
母亲念到这里，声音哽咽了。
她转过头，假装看窗外的槐树。但我知道，她哭了。
我把最后一口豆浆喝完，碗底有细碎的豆渣，我用勺子一点一点刮干净。
“妈，”我说，“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他说草绿了。”母亲抹了抹眼睛，“大概……五月吧。”
五月。
还有两个月。
那天幼稚园放学，周牧野没像往常一样跟我一起走。
他磨磨蹭蹭地收拾书包，把铅笔一根一根削尖，又一根一根放回笔盒。直到教室里只剩下我们俩，他才小声说：
“浪途，我要转学了。”
我正往书包里装图画本，手停住了。
“转学？”
“嗯。”他低着头，“我爸爸工作调动，要去玉兰市。下个月就走。”
玉兰市。
南方花城，离雾港一千两百公里。
“哦。”我说。
然后我们都没说话。
夕阳透过窗户，把教室的地板切成明暗两半。灰尘在光柱里飞舞，像无数细小的星球。风琴盖着深蓝色的绒布，静静立在墙角，像一头沉睡的巨兽。
“那……”我开口，声音有点干，“你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周牧野的眼泪掉下来，砸在课桌上，洇开一小片深色，“我爸爸说，可能……要好几年。”
我看着他哭。
这个全班最胖的男孩，曾经用他肉乎乎的大腿给我当“椅子”，曾经为了多吃饼干每天煮三个鸡蛋，曾经在数学课上偷偷递给我半块橡皮。
现在他要走了。
“周末，”我说，“来我家。我妈说给你烤饼干，热的。”
周牧野用力点头，鼻涕眼泪糊了一脸。
周六早晨，周牧野来了。
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书包，进门时差点卡在门框里。母亲在厨房烤饼干，烤箱嗡嗡作响，满屋都是黄油和草莓酱的甜香。
“阿姨好。”周牧野规规矩矩地鞠躬。
“牧野来啦。”母亲系着围裙出来，手里还拿着木勺，“先去浪途房间玩，饼干还有十分钟就好。”
我的房间在二楼，朝南，窗外是那棵老槐树。冬天时叶子落光了，现在枝头冒出嫩绿的新芽，毛茸茸的，像婴儿的胎发。
周牧野把书包里的东西全倒在我床上。
弹珠、画片、变形金刚、一本缺了封皮的《恐龙百科全书》，还有一盒崭新的水彩笔。
“这些，”他吸了吸鼻子，“都给你。”
“为什么？”
“我带不走。”他说，“妈妈说，新家很小，装不下。”
我拿起那本《恐龙百科全书》。内页被翻得很旧，有些地方用蜡笔画了线——暴龙是红色，剑龙是绿色，翼龙是蓝色。
“你最喜欢的书。”我说。
“嗯。”周牧野眼睛又红了，“但我背不动。你帮我保管，等我回来……再还我。”
“好。”我郑重地点头，“我等你回来。”
饼干烤好了。
母亲端上来，刚出炉的饼干烫手，散发着诱人的焦香。她给周牧野倒了满满一杯牛奶，牛奶是温的，表面结着一层薄薄的奶皮。
“多吃点，”母亲摸摸他的头，“到了新地方，交新朋友，也要开开心心的。”
“嗯。”周牧野咬了一大口饼干，含糊不清地说，“阿姨，您烤的饼干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母亲笑了，眼里有泪光。
那天下午，我们在我房间的地板上，用积木搭了一座城。
不是浪眠城。
是“牧野城”。
周牧野坚持要建一座“全是吃的”的城市：饼干做的城墙，巧克力铺的马路，棉花糖堆的云朵，棒棒糖当路灯。
“这里，”他指着一片空白，“应该有一条牛奶河。”
我用白色积木搭河道，他撕下作业本的纸，揉成一团一团，塞在“河床”里。
“这是冰淇淋，”他解释，“永远不会化。”
我们搭得很认真，像在完成一项神圣的仪式。阳光在房间里缓慢移动，从书桌移到床头，最后消失在西边的窗框后。
“浪途，”周牧野忽然说，“你会忘记我吗？”
“不会。”
“真的？”
“真的。”我看着他，“你是我第一个朋友。”
他咧开嘴笑了，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
“你也是我第一个朋友。”他说，“第一个……不嫌我胖，愿意跟我一起玩的朋友。”
窗外传来轮船的汽笛声，悠长，苍凉。
雾港的黄昏来了。
周牧野走的那天，雾很大。
整个城市泡在乳白色的浓雾里，街对面的楼房只剩模糊的轮廓，像海市蜃楼。我和母亲去码头送他们。
周牧野穿着新买的蓝外套，衬得脸更圆了。他妈妈牵着他的手，不停地向母亲道谢。
“牧野就爱吃您烤的饼干，说比店里买的好吃一百倍。”
“哪里哪里，孩子喜欢就好。”
大人们说着客气话，声音在雾中显得飘忽。
轮船停靠在码头，像一头巨大的灰色鲸鱼。乘客排队上船，身影在雾中时隐时现，像在演一场无声的皮影戏。
“浪途，”周牧野松开妈妈的手，走到我面前，“这个给你。”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用锡纸包着的东西。
我接过，打开。
是一块草莓夹心饼干，但形状歪歪扭扭，边缘烤焦了。
“我自己烤的。”他不好意思地说，“烤坏了，但……是我第一次烤。”
我掰下一小块，放进嘴里。
有点苦，糖放少了，烤得也太硬。
“好吃吗？”他紧张地问。
“好吃。”我说。
他又笑了，然后突然抱住我。
胖乎乎的手臂很用力，勒得我有点疼。他在我耳边小声说：“我会给你写信。你也给我写，好不好？”
“好。”
汽笛响了，催人上船。
周牧野松开我，一步三回头地走上舷梯。走到一半，他忽然转身，大声喊：
“肖浪途！你要等我回来！”
声音在浓雾中扩散，被潮湿的空气吸收，变得模糊不清。
“好——”我也喊，“我等你——”
船开了。
灰色的巨鲸缓缓离岸，驶入浓雾深处，渐渐变成一个朦胧的影子，最后完全消失。
海面上只剩下白茫茫的雾，和一声悠长的、渐行渐远的汽笛。
母亲牵起我的手。
她的手很凉。
“回家了。”她说。
我们沿着码头往回走。雾打湿了头发和衣襟，每走一步都能听见鞋底踩在湿漉漉石板上的声音。远处传来海鸥的鸣叫，凄清，孤单。
走到青石巷口，我停下脚步。
“妈，”我问，“人为什么要分开？”
母亲沉默了很久。
“因为，”她轻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旅途。有的人同路一段，有的人只是擦肩而过。但无论同路多久，那段路都是真的，那些记忆也不会消失。”
“那……还会再见吗？”
“有缘就会。”母亲蹲下来，替我整理被雾打湿的衣领，“就像海浪，一波走了，一波又来。但大海永远在那里。”
我似懂非懂。
但我知道，从今天起，我的世界里少了一个肉乎乎的、爱吃饼干的、会帮我占椅子的人。
口袋里，那块烤焦的饼干还带着周牧野的体温。
晚上，母亲又弹钢琴。
这次不是《雨滴》，是一首我从未听过的曲子。旋律简单，重复，像海浪一遍遍拍打沙滩，又像一个人在原地转圈，寻找丢失的东西。
我趴在窗边，看夜雾中的老槐树。
新芽在雾中若隐若现，像绿色的小星星。
忽然想起父亲信里的话：“星星就该在天上。”
周牧野去了南方。
父亲在西北。
苏眠在街的另一头。
而我在这里，在雾港，在这间有霉味的老房子里。
也许母亲说得对。
每个人都是一颗星星，有自己的轨道。有时靠近，有时远离，但都在同一片夜空里。
我爬上床，从枕头下摸出那本《恐龙百科全书》。
翻到周牧野用红笔画线的那页——暴龙，白垩纪的霸主，身长十二米，重七吨，咬合力惊人。
但下面有一行小字：
“暴龙是孤独的猎手，一生大部分时间独行。”
我合上书，关灯。
黑暗中，我对自己说：
肖浪途，不要做暴龙。
要做一条河。
流过山谷，流过平原，遇见花，遇见树，遇见另一条河。
然后一起，流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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