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不是夜里的黑，是那种连光都没见过的、彻底的、窒息的黑。矿井深处，空气是稠的，带着一股子铁锈味和硫磺味，吸进肺里像吞了一把生锈的钉子。林国栋蹲在巷道的拐角处，头盔上的矿灯晃得厉害，电量不多了，灯柱一会儿亮一会儿暗，像个垂死的眼睛。他听见头顶传来一阵闷响。不是雷声，是岩石在断裂的声音。十七年井下经验告诉他，这意味着什么。
“跑！”他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声音在狭窄的巷道里撞来撞去。工友们四散奔逃，靴子踩在积水里啪啪作响。有人在喊娘，有人在骂娘，有人一声不吭地跑，像只被猎人追赶的兔子。
林国栋也想跑。但他的腿不听使唤。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他刚把压在腿上的工友拽出来。那人叫老吴，五十多了，腿被一块煤矸石压住，疼得满头是汗。林国栋把他拖出来的时候，巷道顶已经开始往下掉碎渣了。
“走啊！快走！”老吴冲他吼。
林国栋把老吴的胳膊搭在自己肩上，拖着这个比自己重三十斤的人往外跑。他听见自己的膝盖在咔咔响，听见自己的喘气像破风箱，听见头顶的岩石在轰隆隆地叫。快了，出口就在前面。他能看见井口的光亮了，那光像一根针，扎进他的眼睛里，让他觉得刺疼又觉得亲切。
就在这时——
一块脸盆大的矸石从顶上砸下来。林国栋把老吴往前一推，自己往旁边闪。矸石擦着他的肩膀落下去，砸在他刚才站的位置，把地上的铁轨都砸弯了。他躲过去了。松了口气。
然后，第二块更大。
这块没擦着他的肩膀。这块直接砸在了他腰上。
疼。
不是那种能喊出来的疼，是那种连喊都来不及喊的、瞬间让脑子空白的疼。
林国栋趴在地上，矿灯摔灭了，世界陷入一片漆黑。他试着动一动，发现腿还能动，但腰以下没知觉了，像被什么东西从中间截断了一样。他又听见轰隆一声。
头顶的岩层终于彻底塌下来了。煤块、矸石、泥浆，像一群饿疯了的野兽，铺天盖地地涌过来，把整条巷道都吞没了。林国栋被埋在了下面。
他的嘴里、鼻子里、耳朵里全是黑的。他想喊，但喊不出来。他想动，但动不了。他就那么趴着，感觉煤块压在身上一寸一寸地加重，感觉自己的呼吸越来越浅，越来越费劲。
透过层层叠叠的煤石，他隐约听见外面有人在喊。“还有人！快挖！”
“国栋呢？林国栋呢？”
“在那儿！挖那儿！”
他听见铁锹挖土的声音，听见撬棍撬石头的声音，听见越来越多的人赶过来。他想告诉他们他还活着，但他喊不出声，他的嘴唇在动，但连气声都发不出来。时间在一片漆黑中变得模糊。
他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一分钟，也许是一个小时，也许是一辈子。他就那么躺着，脑子越来越空，身体越来越冷，意识越来越远。他开始想事儿——想他娘。他娘六十二了，腰一直不好，走路都得扶着墙。他爹走得早，是在他十岁那年走的。他娘一个人把他拉扯大，供他上学，供他下井，就为了让他能有个正经工作。现在他出事了，他娘怎么办？
想他媳妇。他媳妇叫李秀芬，贵州人，说话带口音，嫁过来两年了。他记得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站在院子里，脸红得像熟透的柿子，低着头不敢看他。他走过去问她叫什么名字，她的声音小得像蚊子，说了三遍他才听清。
想他还没出生的孩子。预产期就是这几天。他走之前，媳妇挺着个大肚子，送他到院门口。他伸手摸了摸她的肚子，胎儿在里面动了一下，像是在跟他打招呼。
“是个小子。”她红着脸说，“前天去照了。”
“小子好。”他咧着嘴笑，“跟我一样，当光棍汉。”
“滚！”她笑着捶了他一拳，“咱孩子以后才不当光棍。”
他那时候还想，等孩子生下来，他要好好抱一抱，亲一亲，给他取个好名字。他翻了半年的字典，想了好几十个，最后觉得都不够好，想等孩子生下来再定。
没想到，没等到。现在他要死了，死在这个黑咕隆咚的地底下，压在一堆煤块和石头底下，连自己孩子的面都见不着。
外面的声音越来越远了，挖土的声音越来越远了。他觉得自己越来越轻了，像一片羽毛，像一缕烟，轻轻地往上飘，飘进一片更大的黑暗里。在意识彻底消失之前，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在心里说了一句话：对不起，娘。对不起，秀芬。对不起，我那还没见面的孩子。
时间回到1995年，腊月初三。
地点：清溪镇卫生院。
凌晨三点半，这地方是个两层的小楼，外墙刷的白灰早就开裂了，像老人脸上的皱纹，一块一块的，底下露出斑驳的红砖。门口的牌子是用铁皮钉的，上面写着"清溪镇卫生院"，字迹被雨水冲得模模糊糊，只剩下几道疤。
楼道里那盏灯泡像得了疟疾，一会儿亮一会儿灭，亮的时候像只快咽气的萤火虫，灭的时候整个走廊就沉进黑咕隆咚里。墙上挂着一本翻黄了的挂历，印着一匹奔马，说是"马到成功"，翻到这一页就卡住了，撕也撕不动。卫生院统共就两层，没有电梯，只有一道又窄又陡的楼梯，木头板子踩上去吱嘎吱嘎响。产房在二楼最东头那间，窗户对着后院，后院里堆着几麻袋药材，散发着一种酸不酸、臭不臭的味道。
王秀兰坐在产房门口的塑料椅子上。椅子是那种最便宜的红塑料，五块钱一把，坐上去硬邦邦的，硌得慌。她坐得很直，背一点都不驼，腰板绷得像根铁棍。
六十二了，腰其实早就出问题了，弯久了就直不起来，直久了又弯不下去，像生锈的铰链。但今天晚上她不敢坐得太松，她怕自己一松懈，就撑不住这根弦了。
她的手里攥着个手帕卷儿。手帕是老粗布的，蓝格子，洗得发白了，边角都磨毛了。卷儿里包着两百块钱，是她卖鸡蛋攒下的。三个月，一天一个，她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攥着这二百块钱攥得手心全是汗。产房里传来一声哭，又一声，尖利的，倔强的，像把钝刀子，直直地戳进她的胸口。王秀兰蹭地站起来，椅子腿刮在水泥地上，发出一声刺耳的响。她盯着产房那扇木头门，门上的漆皮一块一块往下掉，像长了癣的脸。
门开了。
一个小护士探出头来，累得满头大汗，脸颊通红。“生了啊，是个小子。”
小护士的声音带着喘，显然是费了不少力气。王秀兰愣了一下。她上前一步，低头去看那襁褓里的脸——皱皱巴巴的，红不红白不白的，像颗刚出土的花生米。眼睛闭着，嘴巴却在一张一合，小舌头一吐一吐的，像只找食的小鸟。
“母子平安。”小护士说，“就是产妇有点虚，得养几天。”
“好，好。”王秀兰连声应着，伸手去接那孩子。
就在这时——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不是小碎步，是那种大皮靴踩在地上的、沉重的、急匆匆的声音，带着一路小跑的仓皇。王秀兰抬起头。
三个男人朝这边走来。都穿着工装，蓝布的，沾满了黑乎乎的东西。脸上也黑乎乎的，分不清是汗还是煤灰。最前面那个是个胖子，四十来岁，挺着个圆肚子，手里攥着一顶安全帽。
那帽子歪着，帽檐上有一道深深的凹痕。王秀兰认得那顶帽子。“婶子。”
胖子停在她面前，嘴唇哆嗦了两下，像有话卡在嗓子眼里。“国栋他……”他说不下去了。旁边一个瘦高个儿接过话头：“矿上出事了，塌方了。今儿下午三点，人……没救过来。”
王秀兰没说话。她的手还保持着接孩子的姿势，僵在那里，像一截枯死的木头桩子。瘦高个儿继续说：“送到县医院的时候，人已经凉了。矿上让我们来报信，赔偿的事……回头再说。”
王秀兰眼前猛地一黑。她垂下眼皮，盯住了怀中那团温热的肉。那孩子还在哭，闭着眼睛哭，小拳头攥得紧紧的，腿一蹬一蹬的，仿佛在跟谁较劲。
“嗓门儿不小。”王秀兰忽然开口，声音干涩得像劈柴。她把眼神从孩子脸上挪开，抬眼瞅着跟前这三号爷们儿。
“长大了指定是个犟种。”没人接话。走廊里只有婴儿的哭声，和头顶那盏灯泡发出电流的嗡嗡声，像一群看不见的蚊子在飞。
中年胖子把那顶安全帽递过来：“婶子，这是国栋的……遗物。”王秀兰没接。“赔偿，”她的声音很平，平得像井里的水，“矿上怎么说？”
“这个……”胖子支吾起来，“我们做不了主，得回去请示……”
“请示？”王秀兰的嘴角扯了一下，看不出是笑还是什么表情。“我儿子死了，埋在地底下，你们还要回去请示？”
她一扭身，大步朝产房走，后脑勺都没给那三个人。
产房里，李秀芬躺在病床上。她的脸白得像纸，嘴唇也是白的，没有一点血色。眼睛闭着，但没睡着，睫毛在轻轻地抖，像蝴蝶翅膀在扇风。
她今年二十三。从贵州的大山里嫁过来的，说一口带着酸汤味儿的普通话，嫁过来快两年了，还是学不会本地话。她婆婆王秀兰从来不逼她，说慢慢来，不急。
她的手指甲缝里总有些黑乎乎的东西，洗不掉。那是下地干活留下的泥，是她在贵州老家时就开始长的。婆婆从来不让她干重活，说她身子骨弱，得养着。
可现在，公婆不在了。男人也不在了。这屋里就剩下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太太，和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她拿什么养？刚才护士把孩子抱出去的时候，她没看见婆婆的表情。她只听见走廊里有人在说话，声音低低的，听不清说什么。
但她看见了婆婆进来时的眼睛。那眼神不对。王秀兰走到床前，一个字没吐，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搁在她身上。
李秀芬撑起身子：“妈？出啥事了？”王秀兰没回答。
她弯下腰，扶着床沿，肩膀微微颤了一下。“妈！”李秀芬慌了，伸手去抓她的手。那只手冰凉冰凉的，像刚从井水里捞出来的。
“国栋走了。”王秀兰说。三个字，轻飘飘的，像一片被风吹落的枯叶。
李秀芬愣住了。“啥？你说啥？”
“下午三点，矿井塌了。”王秀兰的声音还是那么平，“人埋在里头，挖出来的时候已经凉了。”李秀芬的手松开了。
她一脑袋栽回枕头上，眼珠子瞪得溜圆，盯着天花板，一眨不眨。旁边床铺上的产妇正给孩子喂着奶，听见了，手指头一哆嗦，奶水溅了一脖子。产妇的男人赶紧站起来，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最后只是叹了口气，把帘子拉上了。
产房里安静得能听见输液管滴答滴答的声音，像一只老钟在走。过了很久。也许只有几秒钟。
李秀芬的眼泪才涌出来。她没哭出声。就是那么躺着，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淌，流进头发里，流进枕头里，洇出一片深色的印子。
她的手紧紧攥着襁褓，指节发白，攥得那孩子都皱起了眉头，哼哼了两声。“妈。”她开口，声音哑得像破锣。
“妈，我对不起你……”“别说这话。”王秀兰打断她，声音忽然有了一点力气。“他走了，你是活着的。”
她伸手把儿媳攥着襁褓的手指头掰开，把小娃娃的手塞到李秀芬掌心里。“这是你的崽。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走廊里的赔偿谈判拖了三天。那三天，矿上一拨一拨地派人来，来了走，走了又来。第一拨是两个工友，就是那晚来报信的，说话支支吾吾的，问啥都是“回去问问领导”。王秀兰懒得跟他们费口舌，就让他们回去传话。
第二拨是个戴金丝眼镜的年轻人，西装笔挺，皮鞋锃亮，说是矿上的法律顾问。他说话文绉绉的，一口一个“根据规定”“走法律程序”，听得王秀兰头都大。最后他说了句实在话：“最多三万，爱要不要。”
三万。林国栋在井下干了十年。十年。
一镐一镐地刨，一锹一锹地挖，把自己的命埋在地底下，换来三万块钱。第三拨还是那个金丝眼镜，但这次他身后多了个人。那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秃顶，肚子圆滚滚的，走路一晃一晃的，像只吃饱了的大白鹅。他站在走廊里，环顾了一圈卫生院的环境，鼻子皱了皱，像闻到了什么臭味。
“这位是？”王秀兰问。“我们王矿长。”金丝眼镜介绍道。
王矿长没跟王秀兰握手，甚至没正眼看她，只是问了句：“想好了没？”王秀兰没说话。金丝眼镜凑过来，附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王矿长听完，点了点头。
“加五千。”他说，“就这么多。再多，没有。”
“三万五？”“对，三万五。”王矿长转身就要走。
“站住。”王秀兰杵在他跟前，手里那顶安全帽捏得嘎吱嘎吱响。“三万？”
她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我儿子在矿上干了十年，十年！你们就这么打发了？”
“婶子，这是上面定死的数字。”金丝眼镜推了推眼镜架，“按规定，矿难死亡就是这个价。要是不满意，可以打官司。”
“打官司？”王秀兰笑了。笑得很难看，像哭。
“打官司？我一个乡下老太婆，连自个儿名字都写不利索，跟你们打？打十年？”
她想起儿子出事后第三天，她去矿上要说法，被保安拦在门口。她在门口站了整整一天，没吃没喝，最后是一个好心的工友偷偷告诉她：林国栋是为了救人才进去的，本来他可以跑出来的。她把这话说出来，金丝眼镜的脸色变了一下。
“怎么，不吭声了？”王秀兰盯着他。“我儿子是独苗。我和他爹就他一个。他这一走，老林家的根就绝了。你们就拿三万五打发我？”
嗓门一寸一寸往上拔，走廊里的病人家属都扭过头来看。有人探头探脑地看，有人在窃窃私语。金丝眼镜赶紧压低声音：“婶子，您小点声，这事传出去对谁都不好……”“传出去？”王秀兰冷笑一声，“我怕啥？儿子都没了，我还有啥好怕的？”
“三万五。”她把这三个字又重复了一遍。“我儿子没了，就三万五。”
嗓音骤然矮了下去，矮到只剩自己听得见——“他在井底下压了三个钟头才刨出来。那三个钟头，他是活的。”金丝眼镜眉梢挑了挑。
“婶子，这事……不是我能做主的。”“知道你做不了主。”王秀兰把安全帽往他怀里一塞，扭头就往病房那边走。
“三万五，我认。但这笔账，我记着。”迈出两步，她顿住了脚。
“还有，我儿子是独苗。我和他爹就这一个孩子。”金丝眼镜没琢磨出这话里的分量。
可惜王秀兰没给她这个机会，径直跨进病房，头都没回一下。
病房里，李秀芬已经不哭了。两只眼泡鼓得像桃子，泪印子还在脸上挂着，但她不哭了。她就那么躺着，盯着襁褓里的孩子看。那孩子睡得正香，小嘴一嘬一嘬的，像在梦里吃奶。
王秀兰进来的时候，她抬起头。“妈，”她说，“我……我想跟你说个事儿。”王秀兰在床沿坐了，伸手把孙子抱过来。
“说吧。”李秀芬嘴唇翕动了两下，到底没出声。她低下头，盯着自己那双满是老茧的手。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黑泥，那是她在地里干活时留下的。从贵州大山里嫁过来快两年了，这边的手艺她还是没学利索。婆婆从来不让她下地干活，说她身子骨弱，得养着。
可如今，靠山没了。“妈，我想好了。”她到底还是开了口，声气细得像怕吵醒什么。
“我想走。”王秀兰没说话。“我不是……不是不要这孩子。”李秀芬急了，眼泪又开始往外涌，“我是……我是待不下去了。你让我待在这儿，我天天看见这孩子，就想起他爹……我熬不住……”
话说到一半断了，她拿手捂住嘴，肩膀一拱一拱地抽噎。王秀兰看着她。看了很久。
完了她把手伸过去，攥住了李秀芬的手。“别哭了。”她说，声音很轻。
“孩子留下，你走你的。”李秀芬愣住了。她抬起头，看着婆婆的脸。那张脸上没有愤怒，没有悲伤，只有一种说不清的平静，像结了冰的河面。
“妈……”
“你才二十三。”王秀兰打断她，“年轻是个好东西，啥罪都能往里头装。”她顿了顿，又说：“我懂。”
眼泪哗地决了堤，止不住地往下淌。她从床沿滑下去，扑通一下跪在婆婆跟前，使劲磕了一个响头。“妈，对不起……”王秀兰弯下腰，把她扶起来。她的手很糙，指节粗大，但扶得稳稳当当的。
“别说对不起。你没欠谁。”她搀着李秀芬坐回枕头上，把婴儿的手指头搁进她掌心里。
“不论你以后去哪儿，这是你崽。等他长大了，我会跟他念叨，他娘心里头是有他的。”李秀芬哽得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王秀兰没再吭声，就给她把被角掖严实了，转身往门口去。刚走到门口那儿，她的腰猛地一趔趄。那一下闪得很重，她的脸都白了。她撑着门框子歇了好几秒，这才又迈开腿往外走。
她没有出声，只是把脚步放得更稳了一些。
从那天起，李秀芬再没提过走的事。王秀兰也没提。娘俩谁也不搭理谁，就跟那事儿压根儿没发生过似的。白天喂奶、换尿布、熬粥、喝药，黑了挤在一张床上睡，李秀芬睡里头那半边，王秀兰睡外头这半边，当中间儿隔着个小娃娃。
林逸很乖。饿了就嚎，撑了就睡，醒了就眯着眼珠子瞅天花板。隔壁床的娘们儿换了三茬，他一声都没哭过。护士都讲这孩子省事儿，往后长大了保准是个坐得住的性子。
王秀兰听着，没吭声。她知道这孩子为啥不哭。他太小了，还不会认人。在他眼里，喂他奶的是谁都行，抱他的是谁都行，他谁都不认得，自然谁都不亲。
可李秀芬不一样。每回喂奶的时候，李秀芬都把脸别到一边，不瞅孩子。喂完了赶紧塞给婆婆，自己缩到角落里愣神去。婆婆给她炖的鲫鱼汤，她就抿了两口就撂下了，说没胃口。
其实哪里是没胃口。是咽不下去。王秀兰瞧得真切，嘴上一个字没漏。
她每到夜里就睡不实在，竖着耳朵听隔壁床的动静。好些个夜里，她听见李秀芬在被窝里抹眼泪，捂着嘴，不敢出动静。她没去劝。
有些眼泪，得自己咽下去。别人劝不动。
第十七天。腊月二十。天还没亮透。
雾气从河堤上漫过来，把整个镇子都裹住了。灰蒙蒙的，像一床洗不干净的旧棉被。远处那些树影灰扑扑的，像水墨画里洇开的一团墨疙瘩。
那天王秀兰起得比哪天都更早。她把米汤熬好了，凉着。顺手把林逸的尿戒子给换了，衣裳也换了一身干净的。拾掇利索了，天边才刚泛出点儿鱼肚白来。
李秀芬也醒了。她一夜没睡，眼圈黑得像煤球。她翻来覆去地躺着，目光粘在房顶上，一夜没合眼。头顶有道裂缝，从这头弯弯绕绕通到那头，像条干掉的河。
她猛地想起来，那是她刚过门那会儿瞅见的。那时候林国栋还在。他指着那道裂缝说：“像不像一条龙？”
她说：“像条蛇。”他笑着说：“蛇也行，龙也好，都是咱家的。”她那时候不懂这话啥意思。
现在懂了。人没了，家也就没了。就剩那道印子在那儿戳着，再没人会去瞅它一眼、评它一句了。
王秀兰抱着林逸推门进屋。林逸刚醒，眯缝着眼，小嘴还在找奶吃。可他哪知道，这是他最后一回窝在娘怀里吃奶了。
李秀芬从床上坐起来。她的动作很慢，像一截生锈的铰链，每一个关节都嘎吱嘎吱地响。她的手抬起来要去抱孩子，伸到半路又收了回去。
“妈。”她嗓子哑得不像话，像含了一嘴粗砂子。“妈，我还是想走。”
王秀兰盯着她看，半晌不出声。“我不是不要他。”李秀芬的眼泪又涌出来了，“我就是……我待不下去了。你让我待在这儿，我怕我会疯掉。我看见他，我就想起他爹。我看见他爹的衣裳，我就……”
后半截话咽回去了，她使劲拿两只手捂脸，整个身子抖得像筛糠。王秀兰挪到床跟前，把林逸塞到她怀里。“喂他最后一顿吧。”
她的声音很轻。“吃饱了再出门。外头冷。”
李秀芬怔了一瞬，随即垂下脑袋，把扣子解开了。林逸叼上奶头，咕嘟咕嘟地嘬起来。他吸得很用力，小脸都憋红了。
李秀芬眼里的泪珠一颗一颗往下砸，落在他的头发上。她忽然想起生他那天。那天她折腾了整整一宿，嗓子都喊劈了。护士吓唬她说再不出来就得剖肚子，她吓得两眼发黑。最后硬是咬着牙把他生出来了，护士把血淋淋的孩子放在她胸口，她看着那张皱巴巴的小脸，忽然觉得啥都值了。
那是她这辈子最接近“幸福”的时刻。才十七天。满打满算十七天，她就要走了。
“喝饱了没？”王秀兰的话把她从恍惚里拽了回来。李秀芬抬头一瞅，林逸已经睡死过去了，嘴角还挂着点儿奶嘎儿。
她拿指腹抹了抹他嘴角的奶渍，指尖在那片嫩肉上停了好一会儿才收回。完了她把林逸塞给王秀兰，自己站起身来。“走吧。”
王秀兰说。她把林逸箍在胸口，站在门口。她的行头就那么点儿，一个破书包，里头塞了几件换洗的衣裳。书包最里头，藏着一张去南边的车票，她自己悄悄置办的。
“路上小心。”王秀兰说。“嗯。”
李秀芬嗯了一下，目光又落到怀中的婴儿身上。林逸还在眯着眼睛，不知道在看啥。李秀芬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脸。那张小脸软软的，嫩嫩的，像刚出锅的豆腐脑。
她猛地低下头，在他脑门上亲了一口。“妈，钱……”“拿了。”王秀兰说。
“口袋里，500块。别嫌少。”李秀芬的泪水又一次漫出眼眶。
她想说不用，但喉咙像被啥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她最后看了孩子一眼。她一拧身，扎进了腊月天的白雾里。
她的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被雾气吞没了，啥都看不见了。王秀兰抱着林逸杵在门口，跟根木头桩子似的。林逸忽然大哭起来。
嗓门扯到了天上去，脸涨成了猪肝色，两只小拳头捏成铁疙瘩，四条腿跟蹬车轮似的。好像知道了啥。好像在喊啥。
王秀兰垂下脑袋，目光落在臂弯里那个小小的脑袋上。“哭吧，”她轻声说，“想哭就哭。”“往后，就咱俩了。”
她搂紧孩子，一拧身进了院门。院门在身后关上，发出一声闷响。雾气越来越浓了。
半年后。1996年夏天。老屋的院子里，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崽在找食吃。咯咯咯哒的，叫得热闹。
院子里还有一棵老槐树，是林国栋小时候栽的，现在已经长得比房子还高了。树荫底下凉快，王秀兰经常抱着林逸坐在树下，一坐就是半天。林逸已经半岁了。
他长了点肉，脸圆了些，不再是刚出生那副小老头的模样。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黑，那么亮，像两颗泡在水里的黑葡萄。王秀兰坐在门槛上，端着一碗米汤，一勺一勺地喂他。
“来，再吃一口。”她把勺子送到他嘴边。林逸嘴巴一张，咕嘟一声吞了下去。
他不爱哭，醒了就四处看，要么就盯着啥东西发呆。隔壁王婶讲，这娃娃跟别家孩子不一样，不闹腾，省事儿。王秀兰没吭声。
省心不省心的，她不在乎。她才不管旁的，就惦记这孩子能不能填饱肚子，能不能长大成人。刘婶来了。
刘婶住镇东边儿，跟她们算邻居，五十大几了，圆滚滚的一坨，嘴上没把门的，心眼子倒是不差。她拎着一筐鸡蛋进来，往灶台上一搁。“秀兰啊，给你的。家里鸡下的，吃不完。”
“又麻烦你。”王秀兰站起来，“坐会儿，喝口水。”
“不了不了。”刘婶摆摆手，眼睛却盯着林逸看，“这孩子，长大了啊。”
“嗯。”王秀兰搂着林逸的手臂又收了几分。刘婶凑过来，捏了捏林逸的小手：“啧啧，小手长得真好看，像他爹。”
王秀兰没吭声。刘婶没察觉，继续说：“小时候跟他爹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你看这眼睛，这鼻子……”“像他爹有啥用。”王秀兰冷不丁说了话，声气细得像线头。
“他爹也没享过一天福。”刘婶愣了一下，讪讪地笑了笑，不知道该说啥。王秀兰垂下脑袋，把孩子的脸往自己心窝上按了按。
她抬起头，看着院子里的老槐树。树叶被风吹得哗哗响，像有人在低声说话。国栋小时候就爱爬这棵树。有一次从树上摔下来，摔断了胳膊，她抱着他跑了三里地才到卫生所。
那时候她还年轻，腰也没毛病，跑起来飞快。现在她老了，腰也坏了，跑不动了。但日子还得过。
她抱着林逸站起来，朝屋里走去。屋里灶台上还放着那顶安全帽，帽檐上的凹痕还在，像一道永远愈合不了的伤疤。她把林逸放在床上，给他盖好被子。
然后她走到灶台前，从碗柜里拿出一个粗瓷大碗，碗底刻着个“林”字。那是林国栋小时候用的，他爹活着的时候买的。她把碗洗干净，倒上半碗凉水，放在窗台上。
窗台上还有一张照片，黑白的，边角都卷起来了。照片上是个年轻男人，浓眉大眼，笑得露出一排白牙。那是林国栋十八岁那年照的。
王秀兰站在窗前，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她转过身，开始收拾屋子。院子里的母鸡还在咯咯哒哒地叫。
日子就这么过着，一天一天的，像树叶一样，落下去了就再也回不来。
一九九六年开春，林逸迈出了人生第一步。摇摇晃晃的，像只刚出壳的小鸡崽，走两步就摔一跤。王秀兰跟在后面弯着腰捡，捡一次腰就疼一次。但她不吭声，扶起来继续让他走。
有一天，林逸摔了一跤，趴在地上没哭，只是瞪着两只黑葡萄似的眼睛看着她。王秀兰蹲下去，把他拉起来，在他屁股上轻轻拍了一下。“犟种。”
她说，嘴角弯了一下。那是她半年来第一次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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