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八岁。
八岁之前，我对“老家”这个词的全部理解，就是母亲嘴里偶尔蹦出来的几个零碎词儿——姥爷、老宅、东厢房。母亲说这些词的时候声音总是不自觉地放低，像怕被什么东西听见。我那时小，不懂事，以为所有大人说起老家都是这副表情。后来我才知道，不是的。只有我妈这样。
暑假第一天，天还没亮，我妈就把我从被窝里薅了起来。她手脚麻利地往我身上套衣服，嘴里念叨着“到了姥爷家要听话”“别到处乱跑”“尤其别去东厢房”。这三个字她说得最快，快到我差点没听清。我问为什么不能去，她顿了一下，手里的梳子悬在半空中，然后说：“因为那是放杂物的地方，脏。”
她撒谎的时候会眨两下眼睛。那天她眨了三下。
去村里的长途客车一天只有一班，从县城汽车站发车。我妈把我塞进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又把一个鼓鼓囊囊的行李袋塞在我脚边，然后站在车窗外看着我。她嘴唇动了动，像是还有话要说，但司机已经在轰油门了。客车发动时排出一股黑烟，把她整个人裹了进去。等黑烟散了，车已经开出了站。我趴在车窗上往回看，看到她还站在原地，手举在半空中，保持着刚才想说什么的姿势。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她是在犹豫要不要把那句话说出来。后来我长大了，她才告诉我，她当时想说的是：“别告诉姥爷你听到了什么。”但她没说出口。因为她觉得我不可能听到任何东西。
我听到了。
客车在盘山公路上晃了四个小时。窗外的景色从灰扑扑的县城楼房变成起伏的山峦，再变成遮天蔽日的密林。车厢里的人越来越少，每停一站就下去几个。过了中午，车上只剩我和一个打瞌睡的老太太。阳光从桦树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座椅上投下不断晃动的光斑。我数着光斑，一个，两个，三个——然后客车猛地颠了一下。
那不是普通的坑洼。整个车身往下一沉又弹起来，像碾过了什么东西。司机骂了一声，把车停在了路边，下车去查看。过了一会儿他上来，脸色不太好看。有人问怎么了，他说没事，路面上有段树根。但他的表情不像是“没事”。
客车重新发动后，我感觉车里的温度忽然降了几分。不是空调那种凉，是一种从脚底板往上渗的冷，像冬天坐在石板上的那种感觉。我缩了缩脚，发现脚边的行李袋不知什么时候开了一条缝。我妈给我装的衣服、零食、暑假作业，全部安安静静地躺在里面。但袋子开口的地方，有一小撮灰白色的土。不是行李袋里的东西碎成了灰，而是有什么东西从外面钻了进来。我掸掉土，手背上留下了一道灰印，像用粉笔画的。
客车抵达村口时，太阳已经偏西了。我拎着行李袋跳下车，第一眼看到的是村口那棵老槐树。它太老了，老到树干已经空了半边，空腔里塞满了褪色的红布条，一根叠一根，密密麻麻，像一张张闭着的嘴。山风吹过来时，布条不飘。不是被风吹不动的那种不飘，而是像每一根布条下面都坠着什么东西，把它们拉得笔直。
树下站着一个人。
他穿着灰布对襟褂子，清瘦，山羊胡，背挺得笔直。夕阳把他身后的影子拉得很长，但我注意到，他的影子边缘有一圈模糊的光晕，像隔着一层水汽在看。他站在那里，像一棵比老槐树更老的树。
“姥爷。”我喊了一声。
他点了点头，没有笑，也没有伸手接我的行李。只是转身往村里走，走了两步，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的意思很明白：跟上。
我拎着行李袋跟在他身后，穿过青石板铺的村道。青石板被踩了几百年，中间凹下去一道深深的槽，像一条干涸的河床。村道两旁的房子都很老，青砖灰瓦，门楣上刻着看不清的石雕。有些门口坐着老人，看到姥爷带着我路过时，眼神很奇怪——不是看熟人的那种随意一瞥，而是带着一种说不清的警觉，像在看一个很久没出现但一直记得的人。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在这个村子里，陈这个字意味着什么。
老宅在村子最深处，独门独院，三面房屋一面墙。院门是两扇柏木门，门上钉着铁环，铁环上挂着一把没锁的铜锁。姥爷推开门的瞬间，我闻到了一股气味——不是霉味，不是灰尘味，而是一种更复杂的味道：旧木头、老纸张、烧过的艾草、还有一点点甜腻的、像女人头油的气味。这个气味像一层薄纱罩在整个院子里，无处不在，又找不到来处。
院子不大，正北是堂屋，姥爷住；正西是厨房和杂物间；正东是一排三间厢房，门都关着。最靠里的那间厢房，门板上贴着一张褪色的门神。门神的颜色已经淡到几乎看不清了，但门缝里贴着的封条还完整——不是纸封条，而是用黄布条交叉钉在门框上，布条上画着我看不懂的朱砂符。
姥爷见我盯着东厢房看，把手里的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落在地上，自己滚了几下，滚出了一个小圈。“你妈跟你说了吧？别去东屋。”
“说了。”
“那就行。”姥爷推开堂屋的门，“吃饭。”
晚饭是姥爷自己做的，白粥、馒头、一碟腌萝卜。我们面对面坐在八仙桌两侧，头顶是一盏十五瓦的白炽灯，灯绳上吊着一张粘蝇纸，上面粘满了密密麻麻的黑点。吃饭时姥爷没说话，我也不好意思开口。整个堂屋只有喝粥的吸溜声和筷子碰碗沿的声响。但我注意到，姥爷的耳朵一直在动——不是嘴巴嚼东西带动的，而是他耳朵上的肌肉在微微抽搐，像猫在黑暗中听老鼠的动静。
他在听什么？
吃完饭后，姥爷把碗筷收走，我在堂屋里待着。堂屋的正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玻璃相框里是一个穿长衫的年轻男人，眉目清瘦，手持一卷书，背景是一扇雕花木门。照片下方用毛笔写着一行小字，字太小，我认不全，只看到了开头两个字：“陈公……”
“那是你高祖。”姥爷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我爷爷。”
“高祖？那是多高？”
“我爷爷的爹。”姥爷把一床薄被放在我手里，“今晚你睡西屋，我睡堂屋。夜里听到什么声音，别起来。就当没听到。”
“什么声音？”
姥爷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终只是拍了拍我的头。“睡觉吧。”
西屋不大，一张木板床，一个老衣柜，一扇对着院子的小窗。窗外有月光照进来，在地面上画了一个银色的方块。我把被子铺好，躺上去。木板床硬得硌骨头，枕头是一截圆木，上面垫了两层旧布。我有认床的毛病，翻来覆去半天睡不着。夜越来越深，窗外的虫鸣越来越密，一层一层叠在一起，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把整个院子罩住了。
然后我听到了。
不是虫鸣，不是风声，不是老房子热胀冷缩的木头声响。是哭声。
从院子的另一头传来的。从东边。
我屏住呼吸，把被子拉过头顶，缩成一团。哭声很轻，断断续续，像有人捂住了嘴，拼命忍住却还是漏了出来。呜——呜——呜——每一声都拖得很长，气口短得不正常，像那个哭的人喉咙里卡着什么东西。风把哭声一阵阵地抛到西屋的窗棂上，窗纸被震得簌簌发抖。然后哭声忽然停了。不是渐渐停的，是戛然而止，像有人一把捂住了哭泣者的嘴。就在哭声停止的那一瞬间，窗外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我贴在枕头上的耳朵听到了一种声音，不是哭声，不是虫鸣，是指甲划过木板的声音，从窗棂上一寸一寸地划过去。很慢，很轻，但很清晰。每一下都像划在我的脊梁骨上。
那夜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着的。天快亮时昏沉睡去，梦里全是声音——哭声、划痕声、还有一阵若有若无的敲窗声。
第二天早上醒来，枕头是湿的。我以为是汗，摸了一把放到鼻子下闻了闻——不是汗，没有咸味。是水。干净的水。像有人把一碗水倒在了我枕头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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