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醒来，枕头还是湿的。
我盯着那一小片深色的水渍看了很久，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这水是哪来的。屋顶没有漏雨的痕迹，窗台上也没有打湿的痕迹。我把枕头翻过来检查，荞麦皮填充的枕芯干爽如常，只有枕套是湿的，湿得很均匀，像被人用喷壶细细地喷了一层水雾。
我没有告诉姥爷。
早饭还是白粥馒头腌萝卜，和昨晚一模一样，像时间在这个院子里打了个转又回到了原点。姥爷坐在我对面，慢条斯理地喝粥，碗沿贴着嘴，眼睛看着碗里，但我总觉得他的余光在扫我的脸。他在等我说什么。我什么都没说。
吃完饭我去井边洗碗。老宅的井在院子西南角，井口用一块青石板半盖着，石板上刻着四个字，笔画被井绳磨得模糊了，只能认出最后一个字是“安”。井水很凉，凉得不正常，大夏天把手伸进去会打一个激灵。我打了一桶水上来，水面映出我自己的脸，晃碎了又聚拢，聚拢了又晃碎。等我洗完碗准备把剩水倒掉时，低头看到桶底沉着一样东西。
一根头发。很长，黑色的，缠在桶底的铁环上。我蹲下去仔细看了看，发丝在水里漂着，至少有一尺长。不是我的——我那时候留的是板寸。不是姥爷的——姥爷是花白短发。这根头发又黑又亮，像年轻女人的。
我把水泼在院子里，头发被冲进了石板缝里，转眼就看不见了。青石板之间的缝隙极窄，窄到一根针都难插进去，但那根头发却毫不费力地钻了进去，像有什么东西在石板下面吸着它。
“洗完了？”姥爷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手里提着一把竹扫帚。
“洗完了。”
“洗完就跟我去认认路。村子不大，但容易走岔。”
我跟在姥爷身后出了院子。他拿着扫帚不是为了扫地，而是当拐杖用。竹扫帚的梢头在青石板上一路拖过去，发出沙沙的声音，像蛇在草丛里游。走出巷口时，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老宅。白天看它和夜里完全是两回事——青砖灰瓦在阳光下显得安静而老实，院墙上的苔藓绿得像新涂的漆，烟囱里冒着一缕若有若无的炊烟。只有东厢房那扇门依然紧闭，门缝上的黄布封条在风中一动不动，像一张被缝住的嘴。
姥爷带我走遍了村子。村东头的水库、村西头的土地庙、村口的打谷场、村后的老戏台。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停一下，用烟袋锅指一指方向，说一个名字，然后什么也不解释就走。走到水库边时，我看到堤坝上蹲着一个人，是个老头，浑身晒得黝黑，坐在一条破船旁边补渔网。姥爷朝他点了点头，他也朝姥爷点了点头，两个人都没说话。我注意到那个老头看我的眼神很奇怪——不是好奇，不是打量，而是一种说不清的审视，像在确认我是不是他等的那个人。
“那是罗三爷。”姥爷走远了才开口，“捞尸的。水库里淹死的人，都是他捞。”
“捞尸？”
“嗯。他一个人住，不跟人来往。你见了他绕道走，他身上阴气重。”
我回头看了一眼罗三爷，他已经低下头继续补网了。他的手指动得飞快，梭子在网眼之间来回穿行，但我觉得他不是在补网——他是在织什么东西，因为那张网上的窟窿，怎么看都比刚才多。
村子不大，一个上午就转遍了。回家的路上，我们在村口的小卖部门口歇脚。小卖部是用一间废弃的粮仓改的，门口摆着两条长凳和一个冰柜。我坐在长凳上喝汽水，姥爷在旁边抽旱烟。几个孩子在不远处的打谷场上追跑打闹，其中一个跑过来买冰棍，看到我时愣了一下，然后像被烫了一样转身就跑。其他孩子围上去，叽叽喳喳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全部转过头来看我，眼神和罗三爷一模一样。
“他们看什么呢？”我问姥爷。
姥爷吐出一口烟，烟雾在阳光下变成了淡蓝色，慢慢飘散。“看你姓什么。”
“姓陈怎么了？”
“不怎么了。”姥爷把烟袋在鞋底磕了磕，“就是这里姓陈的，只有咱们一家。”
我没听懂。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不是“只有咱们一家姓陈”——他是说，这个村子里，姓陈的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其他姓陈的人，都埋在后山的祖坟里。
回家路上，我实在忍不住了。憋了一上午加一整夜的疑问，再不说出来，胸口就要炸了。我站在巷口，拉着姥爷的衣角，问了一句话。
“姥爷，东厢房里是不是住着人？”
姥爷停下脚步。他没有回头，但我看到他的脊背僵了一瞬——那一瞬间很短，短到如果我眨了一下眼就会错过。然后他继续往前走，步子比刚才慢了半拍。他反问我：“你是不是在城里听你那些同学讲鬼故事听多了，东厢房里放的是杂物，旧家具、破棉被、你妈小时候的课本。没什么好看的。”我追上去问那为什么锁着，他站住了，回头看了我一眼，这一眼和昨晚在堂屋里看我的那一眼是同一个表情——不是凶，不是怒，而是一种说不清的疲惫。像他早就知道我会问这个问题，也早就准备好了答案，只是不想太快说出来。
“锁着是因为里面东西多，怕你小孩进去乱翻，磕了碰了。”
他又眨了两下眼睛。和我妈撒谎时的眨眼次数一模一样。我知道他在说谎——不是因为眨眼，而是因为他说这话的时候，烟袋锅里的火星自己灭了。烟丝还是满的，没有烧完，但火光像被什么东西掐了一下，说灭就灭了。
傍晚，太阳落山后，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乘凉。姥爷在屋里听收音机，咿咿呀呀的戏曲声从纱门里传出来，是河北梆子，唱的是《大登殿》。我坐在井边的石墩上，把今天走过的地方在心里画了一遍地图，画到东厢房时，笔停了。我盯着那扇门看了很久。白天看它和夜里看它是不一样的——白天它只是一扇旧门，门板上的漆皮龟裂成鱼鳞状，门槛被虫蛀了几个小洞，门框上的黄布封条显得陈旧而无关紧要。但太阳一落山，它就变了。暮色从墙角往上爬，先吞掉了门槛，再吞掉了门板上的裂纹，最后只剩下门框上方那一小块还亮着的黄布条，在昏暗中像一个睁着的眼睛。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联想——布条像眼睛。但那一刻我确确实实感觉到了，那扇门在看我。不是错觉，不是小孩子瞎想，而是真实的、可触摸的“被注视感”，像有人在门缝后面站着，一只眼贴在木板的节疤孔上，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的后背。我猛地转头看堂屋，姥爷还在听收音机，梆子戏已经换成了评书，单田芳的烟酒嗓在讲《白眉大侠》。他什么都没发现。
我转过头再看东厢房时，那种被注视的感觉消失了。但我看到了别的东西——门槛下面，有一小截东西从门缝里伸了出来。我站起来，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住了。那截东西是白色的，薄薄的，在暮色中微微颤动。是一片纸。不是报纸，不是作业本纸，是一种很薄很旧的绵纸，边缘已经泛黄了。纸上什么都没有写，干干净净，但纸的一角有一个指甲掐过的印子，像有人在递出这张纸的时候，用力捏了一下。
我没敢走过去捡。
晚上吃饭时，我试探着问姥爷：“东厢房以前是谁住的？”
姥爷的筷子停了一下，只是短短的一停，然后继续夹萝卜。“以前住过很多人。你妈小时候住过，你大姨住过，再早之前……”他顿了顿，“再早之前是客房，来亲戚住的。”
“现在没有亲戚来了吗？”
“亲戚们都在外地，不回来了。”
“那门上的黄布条是谁贴的？”
姥爷放下筷子。他没有看我，眼睛盯着碗里的粥，像在粥里寻找什么。“你问题太多了。”他说，“吃饭。”
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会从他嘴里说出来了。但我注意到，他说“吃饭”的时候，端着碗的手微微抖了一下——不是老人的那种抖，而是手指关节突然僵硬了一下，像被什么东西从里面顶了一下。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月光还是从西窗照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层银色的光。但今晚的光和昨晚不一样——昨晚的月光是干净的、均匀的，今晚的月光里多了一道影子。不是树影，不是云影，而是一道细长的、竖直的黑影，从窗台一直延伸到地面，像有什么东西站在窗外，恰好挡住了那一小条月光。
我不敢出声。我把被子蒙住头，手攥着被角，指关节捏得发白。窗外没有哭声，没有划痕声，什么声音都没有。但那道影子没有走。它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站了整整一个时辰。等我第二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窗台前检查。窗台上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但窗台下面的墙根处，青苔被什么东西踩掉了一小块。那一小块秃斑的形状，像一个女人的脚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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