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二，我妈带我回娘家。
按照往年的规矩，回娘家是大年初二最重要的事。我妈天不亮就起来了，把提前备好的年礼堆在客厅茶几上——两盒点心、一袋冰糖、一罐茶叶、一条腊肉，还有一件给她爹织了三个月的驼色毛背心。她一边清点一边念叨，说今年冬天冷，姥爷那件旧棉袄都洗得发白了，不知道他舍不舍得穿新的。我在旁边打下手，把东西一样一样往行李袋里塞。行李袋鼓得像一头小肥猪，拉链拉到一半卡住了，我用力一拽，拉链头崩飞了出去，砸在木盒子所在的墙角，“叮”的一声弹开。我弯腰捡拉链头时顺势扫了一眼书架——木盒子安安静静地摆在最高层，盒盖上的莲花在晨光里泛着温润的旧木光泽。铜钱没有翻面，桃木牌没有发抖，窗玻璃上也没有雪花。
客车在盘山公路上晃了整整四个小时。我妈靠在座椅上打盹，头随着车身颠簸一点一点地往下栽。我没有睡。我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窗外的景色从城市的灰白色块渐次过渡到山林的深绿与赭黄。越往山里走，雪越厚，路越窄，树枝越低，空气越静。那种静不是没有声音的静——客车引擎还在轰鸣，轮胎还在碾过碎石子，车厢里还有人打鼾——而是一种压在声音底下的沉甸甸的静，像整座山都在屏着呼吸等什么。
车过狐君岭时，我看到路边松树上挂满了红布条。上次来的时候还是夏天，那些布条被风吹日晒褪了色，如今全换了新的，一条一条鲜红地垂在松枝上，像刚流出来的血。松林深处有什么东西在动——不是风吹的，风没有那么大。是一排矮小的、毛茸茸的身影，蹲在树干上，蹲在岩石后，蹲在灌木丛里。它们的眼睛在幽暗的林间反着绿光，齐刷刷地盯着公路的方向。我下意识地握紧胸口的铜钱，随即意识到铜钱不在脖子上——它还在木盒子里，和一整盒的红布、桃木牌、还有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温度与光一起，静静地安放在书架的顶层。客车呼啸而过，那些绿光被抛在身后，但我从后窗里看到它们没有散，还在那里，一直目送着这辆载满归乡人的旧客车驶出松林的尽头。
村口的老槐树在雪里站着。树冠上积了一层白，树下裸露的根须被雪盖住了大半，只露出几截黑褐色的棱角。红布条全换了新的，一条一条在雪风里微微晃动，像许多只被冻僵了却还在努力挥动的手。树下蹲着一个人——赵哑巴。他还是老样子，穿着一件臃肿的旧军大衣，扣子全掉了，用一根麻绳在腰间扎着，咧着嘴笑，牙缝里塞着不知哪来的草茎。他手里握着一根树枝，在雪地上画着什么。客车停稳时，我第一个跳下车，往老槐树下跑过去。赵哑巴看到我，咧嘴笑得更大了，然后用树枝敲了敲他刚画完的东西。
雪地上是一个圈。圈里套着一个更小的圈，小圈里还有一个更小的圈，一层一层往内旋，旋了五圈，最后收在一个铜钱大小的圆点上。那个圆点被他用树枝戳了又戳，戳出了一个小小的深坑，坑底露出被雪水浸湿的泥土，颜色比别处都深，像一小片浓缩的黑夜。他用树枝指了指我，又指了指那个圆点，然后用脚把整幅画全部抹平了。雪地上只剩一片狼藉的脚印。
“那是啥意思？”我问他。赵哑巴没有回答，只是把手里的树枝递给我。那是一截桃木枝，比筷子略粗，枝头还带着几片枯卷的叶子，断口处渗出极细微的树脂，在冷空气里凝成半透明的琥珀色小球。我不由自主地将桃木枝握在手里掂了掂——极轻，轻得不像木头，倒像一截干透了的纸筒。我正低头看它的断口，忽觉手心里传来一阵若有若无的暖意，不是木枝本身发出来的，而是像有什么东西正隔着木枝的髓心，悄悄贴了一下我的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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