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说完“不是人，是债”之后，把煎蛋盛进盘子里，推到饭桌对面。金黄的蛋边煎得焦脆，蛋黄还是溏心的，在晨光里微微颤动。他做了一辈子饭，火候掌握得极准，从来不会把蛋煎老。但今天他把蛋放在我面前后，自己却没有动筷子。他坐在八仙桌对面，双手交叠在膝盖上，看着我把蛋吃完。那眼神不是在看孙子吃饭，而是在看一个即将上路的旅人。
“吃完跟我去堂屋。”他说。
堂屋在白天看起来和晚上完全不同。阳光从门楣上的气窗斜斜地打进来，在青砖地面上切出一块明亮的平行四边形。空气中的灰尘在光柱里缓慢翻滚，像一群不会落地的雪花。但我一踏进堂屋就觉得脚底发凉——不是温度低，而是脚底板踩在地砖上，能感觉到一种细微的震动，像地底下有什么东西在缓慢地翻身。姥爷走到供桌前，从墙上取下了那面八卦镜。
我之前见过这面镜子——它一直挂在供桌上方，镜面用红纸糊着，边缘缀了一圈铜钱。姥爷把红纸撕下来时，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镜面上映出的不是堂屋的景象，而是一团模糊的灰影，像有人站在镜子里面，隔着磨砂玻璃往外看。姥爷把镜面朝下扣在桌上，然后从供桌抽屉里翻出一把锈迹斑斑的旧剪刀。他把剪刀放在镜子旁边，剪刀的刃口对着东厢房的方向。
“坐。”他指了指供桌前的蒲团。
我跪坐在蒲团上，膝盖压着蒲草的触感粗糙而干燥。姥爷没有坐，他站在我对面，背对着供桌上那排黑漆漆的祖宗牌位。他的身影遮住了大半光线，把我的整个身体罩在他的影子里。“你昨晚听到的哭声，不是第一次了。”他说，“你妈小时候也听过。你大姨也听过。我小时候也听过。你问我东厢房里是不是有人——我告诉你，没有人。活人，没有。那间屋子空了快三十年了。”
“那为什么会有哭声？”
“因为有人不在了。你听好了——我叫你记住三件事，不是吓唬你，是保你的命。”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像在讲今天集市上的猪肉多少钱一斤。但正是这种平淡让我后背发麻——他太冷静了。一个老人对孙子说“保你的命”，却像在说天气预报一样平静，这说明他早就习惯了。习惯了什么？姥爷伸出三根手指，一根一根地弯下来。
“第一件：不管白天黑夜，不许去东厢房。门上的封条不是防贼的，是防什么的，你不用知道。你只需要知道，那个门槛，你一步都不能跨。”
“第二件：夜里不管听到谁叫你的名字，哪怕是我的声音，哪怕是你妈的声音，都不许应。听到就当没听到，把被子蒙住头，天亮再掀开。”
“第三件——”他顿了一下，手指弯到最后一根，“有人在窗外敲窗，多少下都不许开。敲三下是试探，敲四下是叫你。你要是开了，来的就不是哭声了。”
我张了张嘴想问他来了会是什么，但他举起手掌制止了我。“别问。问多了，你就能听到更多。你现在听到的还只是哭声，还能当做没听到。等你听到了别的——说话声、脚步声、敲门声——那就晚了。这面镜子你看到没有？”他指了指桌上扣着的八卦镜，“这面镜子原本是挂在东厢房门框上的。我爹——你太姥爷——在世的时候挂上去的。他死后，我把镜子摘下来，用红纸封了。不是我不想挂，是挂不了了。”
他翻过镜子，让我看镜面。那团灰影还在，而且比我刚才看到的更清晰了一些——能看出一个模糊的人形轮廓，肩膀、头部、垂下的长发。“镜子里沾了东西。这种东西不能照人，照了人会沾上。我把它封在堂屋里，用香火和牌位压着，暂时没事。但你要是不听话，进了东厢房，这面镜子就不够用了。”他把红纸重新贴上镜面，贴了整整三层，每一层都用手指仔细地抹平，不让一个气泡留在纸上。贴好后他将剪刀压在红纸上，刃口依旧朝着东边。做完这一切之后他沉默了片刻，然后像下定了某种决心般在供桌前蹲下身子，撬开最下面那块青砖。砖下是一个浅坑，坑底铺着一层石灰，石灰上面放着一个铁皮盒子。他打开铁皮盒子，从里面取出一块东西递到我面前。
那是一块木牌。巴掌大小，桃木的，木头纹理已经被汗和油浸得发黑发亮，边角磨得圆润光滑。木牌正面刻着一道符，朱砂的颜色已经变成暗红。姥爷把木牌翻过来，背面刻着一个字：“安”。他把木牌挂在我脖子上，红绳贴着我的皮肤，有一种奇异的温热——不是体温传导过去的那种热，而是木牌自己在发热，像握着一杯刚倒的热水。
“这是你太姥爷给我刻的，我戴了六十年。现在给你。戴着它，晚上睡觉别摘，洗澡别摘，回城也别摘。戴着，那些东西就近不了你三尺之内。但记住——只能保三尺。三尺之外，还是靠你自己。靠你记住我那三件事。”
我把木牌塞进衣领里，贴着胸口的位置。木牌的温度渐渐和体温融为一体，分不清是它在发热，还是我的胸口在发烫。沉默在我们之间蔓延，我盯着他身后的那排祖宗牌位看了很久。最高处那块最旧最黑，上面刻着的字已经模糊了，只隐约能看到一个“陈”字。我问他：“姥爷，东厢房里的人……是怎么死的？”
姥爷没有回答。他只是抬起手，用粗糙的指腹擦了一下我的眼角——我这才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哭了。他的手指在我脸上留下了一道烟草味，然后他转身走到供桌前，把三炷香插进香炉里，划燃火柴的手很稳。“上完香，去帮你王婶送东西。”他说，“你妈让你带的那包红糖，是给她家的。见了她别多说话，东西放下就回来。”
我点了点头。但出门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堂屋。香炉里的三炷香，烧得不正常——左边那炷烧得极快，香灰簌簌往下掉；中间那炷烧得极慢，火头只有米粒大小；右边那炷更怪，香火忽明忽暗，像有人对着它一下一下地吹气。姥爷背对着我，站在供桌前，双手垂在身侧。他的影子被日光投在墙上，但我看到——他的影子旁边，还有另一个影子。那个影子比他矮，比他瘦，头发很长，垂在肩膀两侧，一动不动地贴在他身旁，像一个沉默的陪伴者。
我眨了眨眼。再睁开时，那个影子消失了。墙上只有姥爷一个人的轮廓。
我拿着那包红糖出了门，心里反复琢磨着姥爷说的那些话。他什么都说了——哭的是什么，为什么封门，为什么贴符，为什么挂镜子。但他什么都没解释。他只是在告诉我规矩，却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他一定是觉得一个八岁的孩子不能理解那个“为什么”。但其实他可以告诉我——为什么那个“债”会变成哭声留在东厢房里，又为什么王婶听到哭声时会不一样。他如果肯说，我就不会在去王婶家的路上，遇到那件事了。
那天我穿过打谷场，红糖用牛皮纸包着，麻绳扎得紧紧的。打谷场上空无一人，日头正烈，照得地面上的谷壳泛着一层金光。但我走到场中央时，脚底忽然凉了一下——不是踩到了水，而是隔着鞋底能感觉到地面的温度骤降了几度。我低头看，脚下的泥地上有一片阴影。不是我的影子。我的影子在我正下方，缩成小小的一团。那片阴影比我大得多，边缘模糊，像是有人站在我身后，替我把太阳挡住了。
我回头。身后没有人。打谷场上空空荡荡，远处的老槐树在热浪中微微扭曲。但地上那片阴影还在，而且它开始动了——不是跟着我移动，而是自己往另一个方向移了过去。它缓慢地滑过打谷场的泥地，像一盆泼出去的水被地面吸着往低处流，最后停在了王婶家的院门口，在门槛上停留了一瞬，然后被门缝吸了进去。
我攥紧了手里的红糖，站在打谷场上，日头正烈，却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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