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婶在堂屋的竹床上躺了一夜。
姥爷坐在她旁边的太师椅里，一宿没合眼。烟袋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在黑暗中像一只红色的萤火虫，每隔一会儿就亮一下，然后暗下去，再亮一下。我在西屋的木板床上也一夜没睡，倒不是姥爷不让我睡——他给我铺好被子，放下蚊帐，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说了句“睡吧”。可我闭不上眼睛。
只要一闭眼，我就能听到王婶贴在门缝上往外吐气的声音。还有那个名字——顾长友。她用顾秀莲的嗓子喊出来的那个名字，语气里带着一种让人脊背发凉的温柔，像一个妻子在深夜给晚归的丈夫留门。
第二天一早，王婶的男人来了。他是个瘦小的中年人，背微驼，脸上有常年风吹日晒留下的红血丝，站在院门口不敢进来，只探着头往里看。姥爷把他让进堂屋，他看了一眼竹床上还在昏睡的王婶，嘴唇哆嗦了半天，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沉默的话：“她昨晚非要走。我用铁链把她锁在床腿上，锁了三圈。她把铁链挣断了。”
他摊开手，掌心里托着一截断裂的铁链。链环有筷子那么粗，断口不是被砸断的，也不是被剪断的——断面是齐的，像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撑开了。每一个链环的断口处都有一层黑色的粉末，姥爷用指尖蘸了一点放在鼻子下闻了闻，没有说那是什么，只是用布把手擦干净，铁链扔进了灶膛里。铁链在火中烧了片刻，火焰忽然跳了一下，变成了暗绿色，只一瞬就恢复了正常的橘红色，但我看到了，姥爷也看到了，他不动声色地把灶膛的门关上了。
王婶在中午醒了过来。她睁眼后第一句话是：“我怎么在这儿？”声音恢复了正常——不是昨晚那个年轻女人的嗓子，就是王翠芬本人，沙哑、疲惫，带着困惑。她不记得昨晚发生的事。不记得自己怎么挣断铁链，不记得自己怎么穿过整个村子走到老宅门口，不记得用指甲挠门，不记得用别人的声音喊出那个名字。她最后的记忆停留在昨天下午——她蹲在自家灶房里烧水，灶膛里的火苗跳了一下，变成了暗绿色，然后她闻到一股旧衣裳和头油的气味，很熟悉，像很久以前她经常闻到的那种味道。她记得自己站起来想去找那股味道的来源，但刚走到门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从那之后到此刻之前所有的记忆像被人用剪刀齐齐剪断，只剩下空白。
姥爷端了碗热粥给她，看着她一口一口喝完，然后把王婶的男人拉到院子里说了几句话。那男人一边听一边点头，眼圈泛红，最后把王婶背走了。临走时姥爷塞给他一把艾草，嘱咐他回去把艾草挂在门框上，七天之内不要让王婶一个人出门。那男人诺诺地应了。王婶趴在男人背上回过头来，越过自己男人的肩膀看向我身后的院子深处——她看的是东厢房的方向。她的嘴唇无声地动了一下，我没有读出来她在说什么，但她的表情让我心里一紧。那不是害怕，不是怨恨，是一种复杂得多的东西，像一个欠了债的人远远看到债主家门口的灯笼还亮着。
他们走后，整个院子安静下来。姥爷坐在竹椅上，背对着我，背影看起来比昨天矮了一截。他在灶台边坐了一整个下午，直到太阳开始偏西，直到空气里的燥热开始退潮。我知道这件事没完。王婶挣断了铁链，用别人的声音喊了那个名字，然后倒在门口像被抽空了灵魂——这不是结束，这是开始。那个名字是一把钥匙。它打开了一扇门。我不知道门后面是什么，但我知道那扇门没有关。
姥爷在傍晚时分背上竹篓说要去后山采药，嘱咐我锁好院门待在家里，不要出去。他走到巷口时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一下，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只是挥了挥手示意我回去。那个手势和母亲在车站挥手时的姿势几乎一模一样——同样举到半空中就停住了，同样停在一个欲言又止的弧度。
我一个人待在院子里。太阳西斜，东厢房的影子一寸一寸地往井边爬，像一只摊开的黑手掌。我在井边站了一会儿，看着那块石板上的湿痕——它还在，而且比昨天更宽了，边缘往外扩散了大约一指宽。青石板摸上去是温的，但那道拖痕的位置冰凉，手指按上去能感到一种不属于石头的绵软，像按在人的皮肤上。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下的决心。也许是在王婶喊出那个名字的时候，也许是在铁链断裂处看到黑色粉末的时候，也许更早——在第一个夜晚听到哭声的那一刻。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有一个念头：我要看一眼。不是从门缝里闻那股气味，不是在窗根下听那些声响，是真的看一眼——那扇门后面到底有什么。大人们没有给过我任何真正的答案，只有闪烁其词和讳莫如深，他们说那是“债”，是“执念”，是“过不去的一口气”。可我不懂这些抽象的词，我是一个八岁的孩子，我需要亲眼看见才会相信。即便那东西会让我做一辈子的噩梦，那噩梦至少是我自己的。
我从院子里搬了一把板凳放在东厢房门口。
门板上的漆皮在夕阳下泛着暗红的光泽，像凝固的血。黄布封条在近处看更旧了，布丝已经朽了，手指碰一下就会掉下一撮纤维。门槛上那个被虫蛀的小洞还在，姥爷白天塞进去的艾草已经枯了，叶片卷曲着从洞口伸出来，像一撮烧焦的头发。我把脸凑近门缝。门缝极窄，只够一只眼睛贴上去。一开始什么都看不到，里面太黑了，黑得像一口倒扣的井。我把手拢在眼睛两侧挡住外面的光，瞳孔慢慢放大，黑暗里开始浮现出一些轮廓——房梁上悬着一根麻绳，绳头还打着那个要命的结，是上吊用的结法，绳子已经旧了，表面有一层黑褐色的霉斑，但绳结的每一个转折都清晰如昨。
有人挂上去过。没有人解下来过。
房梁下面是一张老式木床，床上的被褥已经烂了，棉絮从布缝里鼓出来，灰扑扑地堆着。床脚横七竖八地摞着几个旧箱子，上面落满灰尘。地板上有一层灰，灰上留着脚印。不是大人的脚印，也不是老鼠的爪印，是一排细小的、光着脚踩出来的脚印，五个脚趾的轮廓清清楚楚，从床前走到门后，然后折回去，再走过来，反反复复，把灰尘踩出了一条浅浅的小径。像有人在这间屋子里踱步，踱了二十年。
我的目光顺着那串脚印往门的方向移过来，然后看到了它们。
绣花鞋。就摆在门后不到三尺的地方，并排放在一起，鞋尖冲着门外。那是一双红缎面的绣花鞋，鞋面上绣着并蒂莲，花瓣的绣线已经褪成了暗红色，在黑暗中看起来像两朵正在枯萎的花。鞋口处镶着一圈金边，金线也黯了，但还能看出当年的光泽。鞋底是千层布纳的，针脚密密麻麻，只是两只鞋的鞋底都干干净净，没有穿过一次的痕迹。这是一双还没上脚的新鞋，或者是为某个永远不能穿它们的人准备的。
我的呼吸停了一瞬。
那双绣花鞋的鞋尖，是冲外的。朝着门的方向。朝着我。
我刚才在门口站了这么久，没有听到脚步声，没有听到任何声响。可那双鞋明明是平放在地上的，如果没有人动过，鞋尖应该是冲里的，或者随意歪着。它的鞋尖正对着门缝，像是在等人推门进来，或者它自己正要走出去。
我不敢再看下去了。我从板凳上下来时腿软了一下，膝盖磕在门槛上，疼得我龇牙咧嘴。我蹲在地上揉膝盖，眼睛不自觉地往门缝下面瞟了一眼——门板和门槛之间有一道极窄的空隙，只够塞进一张纸。从那道空隙里透出来的不是黑暗，而是一丝微弱的光。不是日光，不是月光，而是一种幽幽的、蓝荧荧的光，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反上来的，像夏天夜空里远处无声的闪电。那光闪了一下就灭了。然后我闻到了那股气味——旧衣裳和头油的味道，还有另一种更深的、腐朽的甜，像木头芯里沤烂了的花瓣。
那天夜里，我把被子蒙在头上，手捂着胸口的桃木牌，在黑暗里一直睁着眼。桃木牌是温的，不像平时那么烫了，但每隔一小会儿就会跳一下，像有一颗心脏藏在木头纹理里。窗外没有哭声，没有脚步声，什么都没有。但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那双绣花鞋——鞋尖冲外，鞋面上的并蒂莲在黑暗中慢慢地、一瓣一瓣地绽开，好像这二十年来它从未停止过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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