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把第四层红纸贴在八卦镜上之后，堂屋里安静了很久。供桌上的长明灯不再跳了，火苗稳稳地立在灯芯上，像一根烧红的针。我坐在蒲团上，手心里全是汗，胸口那块桃木牌贴着的皮肤隐隐发烫。姥爷把镜子重新放回供桌下面，用一块旧蓝布包好，塞进最深的角落里。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说了句：“你待在屋里，我去给你王婶送点东西。”
“送什么？”
“艾草。”他从竹篓里抓了一把晒干的艾草，用麻绳扎成一小捆，“她昨天受了惊，艾草能安神。”
“我能去吗？”
“你别去。”他的语气不容商量，“你现在离她越远越好。她身上沾了东西，你身上也沾了东西，两个东西凑到一起，谁都好不了。”他把艾草夹在腋下，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翕动了一下，像是还有话要说，但最终只是指了指我胸口——那块桃木牌——然后转身出了门。
院门关上的声音很轻，但我听得清清楚楚。那是大白天，日头正烈，院子里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晾衣绳上的灰布褂子还在微风里轻轻摆动。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可自从姥爷踏出这扇门，一种奇异的感觉就隐隐攥住了我——一种站在暴风雨来临前、看着天际线上乌云无声翻涌时才能体会的不安。
我独自坐在堂屋里，对着那排黑漆漆的祖宗牌位发呆。光线从门楣上方的气窗斜斜地投下来，在青砖地面上缓慢移动。香炉里的香灰已经凉透了，积了厚厚一层，上面留着姥爷手指画过的圈——那个圈还在，没有被风吹散，边缘清晰地嵌在灰白色的灰烬里。我盯着那个圈看了很久，总觉得它比我刚看到时大了一圈。
天色擦黑时姥爷还没回来。我走到院子里，在井边的石墩上坐下。西边的天空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映在东厢房的门板上，把那扇旧门染成了铁锈的颜色。门上的黄布封条在晚霞中格外扎眼，像两道横着缝上去的伤口。我盯着那道门缝看，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着姥爷白天说的那些话——穿红嫁衣吊死的女人，被老鼠啃掉的脸，死了半个月才被发现，门缝里渗出的甜味。她死的时候穿着结婚的衣服。她到死都在等那个人回来。
风忽然停了。院墙外那棵老槐树的叶子本来一直在沙沙响，像老人在呢喃，此刻突然静止，每一片叶子都僵在原处。院子里的空气压下来，闷得像暴雨前的低气压。东厢房的门缝里飘出那股气味——旧衣裳和头油混合的气息，比任何时候都浓，浓到我能尝到它残留在舌根上的甜腥。
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不是哭声。不是叹息。是从东厢房里面传出来的——脚步声。极轻极轻的脚步声，像有人光着脚在木板地上慢慢地踱步。从房间这头走到那头，又走回来。每一步都落在不同的木板上，有的吱呀一声，有的沉闷如鼓，有的尖锐如针尖划过玻璃。我攥紧了胸口那块桃木牌，木头贴着手心开始发热——不是温温的暖意，而是烫，烫得像刚从沸水里捞出来。脚步声走到门后时停了，停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它不会再响了。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声音，从门缝里挤出来，细得像一根头发丝——呼气声。不是叹息，不是喘气。是有人站在门板后面，嘴贴着门缝，往外缓缓地吐了一口气。那口气里带着那股甜腥味，扑到我脸上时还是温的。
我猛地站起来往后退，撞翻了井边的水桶。水桶在青石板上滚了两圈，发出空洞的咣当声。等我稳住身子再去看东厢房的门时，一切都静止了——没有脚步声，没有呼气，连那股气味都散了。只有门缝下方的泥土上多了一小片湿痕，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干。像是有人在门后站了很久，终于转身走了。
姥爷推开院门时天已经全黑了。他带回来一个消息：王婶不见了。
“什么叫不见了？”我站在堂屋门口，看着姥爷把没送出去的艾草放回竹篓里。艾草已经蔫了，叶子耷拉着，发出一股焦苦的气味。
“她男人说她下午出了门，说去东厢房。”姥爷说到“东厢房”三个字时，声音压得极低，像怕被什么东西听见，“到现在没回来。他找遍了村子，没找到。水库、后山、老戏台、土地庙——都没有。”他点了烟袋，吸了两口。烟雾在昏暗的灯光下往上飘，飘到房梁高度时忽然散开，像撞到了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我张了张嘴想把刚才听到脚步声的事说出来，但姥爷举手制止了我。他的目光越过我看向院子里——院墙外面的黑暗中忽然传来一阵尖锐的声响，像金属在石头上划过。然后是第二声，第三声，越来越近，每一声都拖得很长，尾音颤着往上挑，像一个沙哑的嗓子在喊谁的名字。
“那是什么？”我问。
姥爷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走到院门口，把门拉开一道缝往外看了一眼。他的背僵了一瞬，然后他把门关紧，从里面挂上了门闩。那根门闩是铁的，成年男人的手臂那么粗，横在两扇门之间，平时从不上闩——村子里几十年没闹过贼。姥爷用袖子擦了擦铁门闩上的灰，擦得很慢很仔细，像在执行某种仪式。
“她来了。”他说。
“谁？”
“王翠芬。”
我没有从门缝往外看。我不敢。但我听到了她的声音——沙哑的嗓子在唱歌。不是村里孩子们唱的那些儿歌，不是收音机里放的梆子戏，而是一首我从没听过的歌，调子哀哀的，三拍子，一长两短，和白天铁蛋在打谷场上哼的那首童谣一模一样：东屋的姐，西屋的鞋，半夜唱歌你别出来……她的声音从巷口飘过来，飘过院墙，贴着地面一寸一寸地往前爬。唱完一遍，停一会儿，再唱一遍，声音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近，像有什么东西在推着她往这边走。
我站在院子里，手心全是汗，胸口那块桃木牌已经烫得让我拿手隔着衣服按住都觉得灼人。歌声在院墙外停下了，就停在院门口，只隔着一扇门。然后她开始敲门。不是用手掌拍——是指甲。她的指甲一下一下地挠着门板，木屑簌簌往下掉，每一下都挠在我的耳膜上。她一边挠一边喊姥爷的名字，喊的却不是“李洪山”，而是“李叔”——这是姥爷在村里被晚辈称呼的方式。但今晚从她嘴里喊出来，声音不对——太年轻，太清脆，像二十岁的姑娘。她用的不是她自己的嗓子。
“李叔，开开门。秀莲让我来还东西。李叔——你开开门。”她忽然换了语调，用一种近乎正常的、甚至带着点委屈的语气说了一句话，“我知道她在里面。你让我进去。我跟她说句话就走。就说一句。”
姥爷站在门后，右手按在铁门闩上，左手掐着烟袋。烟袋里的火星已经全灭了，他浑然不觉。月光照着他的侧脸，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绷得笔直。“不能开。”他说，声音压得极低，低到只有我和他能听见。“她嘴里那个东西——不是她自己要说的。是替人说的。门一开，她进来了，那东西也跟着进来了。”
挠门声忽然停了。沉默了片刻，一个声音从门缝里钻了进来，和白天我在东厢房门口听到的那股呼气声完全一样——贴着门缝，缓缓地吐了一口气。带着一股腥甜。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名字。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是一个我从没听过的名字，但在那个深夜里，它像一把钥匙插进了锁孔，咔嗒一声，所有的碎片都对上了。
“长友——”她拖长了声调，用一种年轻女人对自家男人撒娇的语气，隔着门板往院子里喊，“长友——你在里面吗？”
顾长友。顾秀莲那个常年在外的泥瓦匠男人。王婶的声音在这一声之后戛然而止。门外传来重物倒地的闷响，然后一切都安静了。
姥爷等了一袋烟的工夫，把烟袋放在井沿上，拉开铁门闩。王婶倒在门槛外面，蜷缩着侧躺在青石板上，头发披散着糊在脸上，呼吸粗重但均匀，像是睡着了。她的右手还保持着挠门的姿势——指甲裂了三片，指尖上有血，血已经干了，在手背上凝成几条暗红色的细线。她的另一只手攥着拳头，掰开后掌心里握着一块碎瓷片。碗底的那一块，上面还残留着一圈暗红色的红糖印。
姥爷让我搭手把她抬进屋。她的身体轻得不正常，一个女人不该这么轻——像里面被掏空了一大半，只剩下皮和骨头。我把她放在堂屋的竹床上时碰到了她的手指，冰得刺骨，像刚从井水里捞上来。可是她刚才分明还在门外又唱又挠，那样惨烈热烈，像一团失控的火。她的嘴角微微弯着，像是在做一个梦。在那梦里，她也许正重新变回二十年前那个利利索索、笑声脆亮的女人，正推开一扇门，去赴一场与闺密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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