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冰在矿区子弟学校读了不到一年，就不读了。
不是被开除的，也不是自己不想读，是程明从中作梗。程德茂那时候忙着矿上的事，三天两头不在家。程明虽然只比韩冰和程秋燕大一岁，那时候也就是个初中生，但程德茂不在家的时候，他就是这个家的少东家。别看年纪小，管起事来那股老练劲儿，丝毫不亚于他爹——什么时候该发话，什么时候该摆脸色，拿捏得比大人还准。程明做主把韩冰从学校拽了回来，说是“家里缺人手”。其实程明心里打的什么算盘，矿区的人都知道——他就是不想让韩冰读书，不想让这个捡来的野种比自己强。
程德茂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跟程明大吵了一架。程德茂摔了一只碗，程明踢翻了一把椅子，父子俩在堂屋里对骂了半个钟头，最后程德茂气得摔门出去了，但韩冰的学籍到底没有续上。那年月，这种事情没人管，一个矿主的养子读不读书，谁会在乎呢？
韩冰倒没有表现出什么。程秋燕跑到西厢房来找他的时候，他正在院子里打蜂窝煤。沙坡头这地方不长一棵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根柴火棍，家家户户烧火做饭都靠煤炭。但煤也不能直接往炉子里倒，得掺上一定比例的黄粘土，和水搅拌均匀了，用那种手摇式的蜂窝煤模子一压，打出来的煤球整整齐齐码在院子里晾着，干透了才能用。这是个力气活，也是个技术活，水多了煤球瘫成一坨，水少了又粘不住，干了一碰就散。韩冰蹲在那儿，袖子撸到胳膊肘，两只手上全是黑乎乎的煤泥，脸上的汗冲出了两道白印子，像花脸。
程秋燕站在他面前，气鼓鼓地说：“你就不想读了？”
韩冰把手里的煤泥填进模子里，用力压实，摇动手柄把成型的煤球吐出来，动作熟练得像干了十年的老把式。他学这些东西总是很快——打煤球、筛煤、赶马车、修水泵，什么东西只要有人教一遍，他就能上手。韩大成说这孩子手巧，什么都会，但程秋燕知道，他不是手巧，他是没有别的事可做。
“你说话呀！”程秋燕急了。
韩冰停下来，把打好的煤球码在一旁，直起腰，看了她一眼。他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读了也没用。”他说。
程秋燕愣住了。她想反驳，但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她知道他说的是对的——在这个地方，一个捡来的孩子，读到天上去又能怎样？能当矿主吗？能离开这片风沙吗？她不知道。
但她的眼眶红了。
从那以后，韩冰白天在矿上干活。程明给他派的活是最苦最累的——在地面上筛煤、装车、扛袋子，不让他下井，不是因为心疼他，而是因为程明觉得这个野种不配碰自己家的煤。韩冰什么都不说，给他什么活他就干什么活，像个沉默的牲口。
干完了矿上的活，程明还有别的花样。他让韩冰去捡煤核——就是从矿上的煤矸石堆里挑那些没烧透的、还带着一点黑的碎煤。那些东西是矿上的废料，混在石头堆里，又黑又脏又扎手，矿区的人家有时候会捡回去烧，但谁也不乐意干这个活。韩冰每天傍晚收工以后，就拿着一个破柳条筐，蹲在矸石堆旁边，一块一块地翻那些黑乎乎的石头，把还能用的挑出来。
程秋燕放学路过的时候，常常看见他蹲在那儿，身影被夕阳拉得老长老长。
她有时候会停下来，蹲在他旁边，帮他一起捡。韩冰不让，她就偏要捡。两个人在矸石堆里翻来翻去，手指头被棱角锋利的石头割出一道一道的口子，谁也不吭声。
“你以后别来了，”韩冰有一次说，“这不是你干的事。”
“你能干的，我就能干。”程秋燕头也不抬。
韩冰不说话了。
除了打煤球和捡煤核，韩冰还有别的事可做——他去那片荒原上。
沙坡头后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再往西走两三里地，就是青石峡。峡谷不深，但很长，弯弯曲曲地伸向远方，两边是风蚀的黄土崖壁，上面长着些稀稀拉拉的骆驼刺。峡底是一条干涸的河床，只有在夏天暴雨的时候才有一点水，其他时候就是一条碎石子铺成的路，一直通到青石村那边去。
烽火台就在峡口的一块台地上。那是一座早就废弃的土夯建筑，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留下来的，底座的石头已经被风沙磨得圆润光滑，上部的土墙塌了一大半，只剩下一个歪歪扭扭的土墩，远远看去像一个驼背的老人蹲在那里。当地人从来不到这里来，说这里“不干净”，但孩子们不管这些，他们把这里当成了一个秘密的据点。
韩冰第一次来这里，是韩大成带他来的。那是他从烽火台底下被捡回来以后，第一次回到那个地方。韩大成指着那座塌了一半的土墩说：“就是这儿。你就是在这儿窝着的。”韩冰站在那儿，看着那块他曾经蜷缩过的墙根，看了很久，然后走过去，蹲下来，用手摸了摸墙根下面的沙土。
他的手在沙土里摸到了一样东西。
那块界碑碎片。
他走的时候把它丢在了这里，几个月过去了，它还在原处，半埋在沙子里，像一块普通的石头。他把它挖出来，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
从那以后，他几乎每天收工后都来这里。
他不干别的，就是坐在那块界碑残骸旁边，看天，看远处的山，看从戈壁尽头不断涌来的风沙。有时候他会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那是程秋燕用过的旧作业本，反面还能写字——拿一根铅笔头在上面写写画画。没有人知道他在写什么，他也从不让别人看。
程秋燕是偶然发现这个秘密的。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学校只上半天课。程秋燕放学回来，在院子里没找到韩冰，就骑着那辆破旧的二八大杠往西边去了。她骑到烽火台底下的时候，看见韩冰正坐在那块界碑旁边，膝盖上摊着那个旧本子，低着头写什么东西，完全没有注意到她来了。
她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想看他写什么。韩冰感觉到有人靠近，猛地合上本子，抬起头来，那双眼睛里有瞬间的警惕，像一只正在吃食的狼被打扰了。
“是我。”程秋燕说。
韩冰的眼神软了下来。他把本子塞进口袋里，往旁边挪了挪，给她腾出一块地方。
程秋燕在他旁边坐下，把自行车支在一旁。她看着远处的戈壁，天边的云被夕阳染成了暗红色，像一片凝固的火。风从峡谷里灌进来，带着一股干燥的、沙土的、同时又让人莫名安心的味道。
“你天天都来这儿？”她问。
韩冰点了点头。
“来干嘛？”
韩冰沉默了一会儿，说：“不来这儿，去哪儿？”
程秋燕没有回答。她知道他在说什么。在程家，他是多余的。程明看他不顺眼，程家的其他亲戚也不拿他当自己人，就连矿上的工人背地里也叫他“那个捡来的”。韩大成对他好，但韩大成自己都是住在程家的一间破厢房里的人，能给他什么？这个烽火台，这片荒原，反倒比他待过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像他的家。
程秋燕忽然伸出手，拉住他的手指。他的手粗糙、坚硬，指甲缝里嵌着煤灰，虎口上全是捡煤核时被石头割出的口子，旧的还没好，新的又添上了。她的小手裹着他的两根手指，像裹着两块石头。
“你要是没地方去，”她说，“你就来找我。永远。”
韩冰看着她的手，看了很久，然后慢慢地，把手抽了回去。不是厌恶，而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的手攥成了拳头，塞进口袋里，碰到了那个旧本子。
程秋燕没有在意。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那是她削铅笔用的，铁壳子，上面印着一只熊猫——在界碑残骸的光滑面上开始刻字。风化了的青石比她想象的要硬，她刻得很费劲，一下一下地，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你干嘛？”韩冰问。
“刻名字。”程秋燕咬着牙，用力地刻着。
她先刻了自己的名字——“秋燕”两个字，歪歪扭扭的，像是虫子爬过的痕迹。然后她把小刀递给韩冰：“该你了。”
韩冰接过小刀，在“秋燕”旁边刻下了两个字。他的手比她稳，刻得也比她深——“韩冰”。这两个字他写了很多遍，在程秋燕给他的那个旧本子上，在煤油灯底下，一遍一遍地，早就熟透了。
程秋燕看着那两个字，觉得不满意。她伸手拿回小刀，在两个名字中间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桃心。那个桃心画得不好看，一边大一边小，像个被压扁了的馒头，但她画得很认真，画完后端详了很久，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就是咱们的了。”她说。
韩冰看着那个歪歪扭扭的桃心，嘴角动了一下。那不是笑，但在韩冰的脸上，那已经是难得一见的、接近于笑的表情了。
那天傍晚，他们并肩坐在烽火台底下，看着太阳一点一点地沉到戈壁的尽头去。天边的云从暗红变成深紫，又从深紫变成灰蓝，最后一切都沉入了夜色之中。星星开始一颗一颗地亮起来，在干燥而稀薄的大气里，那些星星亮得不真实，像是谁在天上撒了一把碎玻璃，明晃晃的，刺得人眼睛发酸。
“韩冰。”程秋燕忽然叫他。
“嗯。”
“你以后想去哪儿？”
韩冰沉默了很久。远处有风的声音，像有什么东西在地平线的那一头低声说话。
“不知道。”他说。
“我想出去，”程秋燕说，她的眼睛望着天边最亮的那颗星，“我不想一辈子待在这儿。这儿什么都没有。”
韩冰没有接话。
“你呢？”她转过头来看着他，“你就不想出去？”
韩冰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嵌满煤灰、布满伤口的手。这双手今天下午在矸石堆里翻了一百多块石头，指甲劈了两个，中指上贴着一块破布条，是程秋燕上周帮他缠的。
“我哪儿也去不了。”他说。
程秋燕看着他，忽然觉得喉咙发紧。她想说点什么安慰的话，但所有的话到了嘴边都显得虚伪。她伸出手去，又拉住了他的手指。这一次他没有抽回去。
他们就那样坐着，在星光底下，在风沙中间，像两个被世界遗忘了的孩子。
后来的很多年里，矿区的人提起韩冰和程秋燕，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那两个娃子，像戈壁上的两匹野马，谁也拴不住。”
说这话的人叫老魏头，是矿上的老工人，在沙坡头待了二十多年，见过的人多，经的事也多。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在矿区小卖部门口，傍晚收工以后，几个工人蹲在那儿抽烟扯闲篇。有人说起程家那个捡来的娃子，又说起程家那个野丫头，说这两个人天天往西边荒滩上跑，不知道搞什么名堂。
老魏头吐出一口烟，眯着眼睛说了一句：“你们不懂。那两个娃子，像戈壁上的两匹野马，谁也拴不住。”
旁边的工人问他什么意思，他摆了摆手，没有解释，把烟头掐灭在鞋底上，站起来走了。
多年以后，当韩冰从南方回来的时候，老魏头已经死了。他的坟在沙坡头东边的乱葬岗上，一块木板插在坟头，上面用墨汁写着他的名字，风吹日晒，早就看不清了。没有人再提起那句“戈壁上的两匹野马”了——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说，而是因为那两匹野马一匹已经死了，另一匹变成了一头吃人不吐骨头的狼。
但这是后来的事了。
在那个星光满天的夜晚，在那座塌了一半的烽火台底下，他们只是两个孩子。他十一岁，她十二岁——或者反过来，她十一岁，他十二岁，没有人说得清韩冰到底多大，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个时刻，在广阔而荒凉的西北大地上的一个小小的角落里，两个一无所有的孩子拥有彼此，就觉得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
那天晚上他们回去得很晚。韩大成蹲在院门口等着，手里捏着一根旱烟，明灭的火光映着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看到两个孩子从黑暗里走回来，他把烟灭了，站起身来，什么也没说，转身进了屋。
程秋燕蹦蹦跳跳地跑进了堂屋，韩冰跟在她后面。程明坐在堂屋的方桌边上，正吃着一碗臊子面，看到他们进来，把筷子往桌上一拍，汤水溅了出来。
“又跑哪儿去了？”程明斜着眼睛看韩冰，语气跟他爹如出一辙——那股子老练的、不容置疑的劲头，从他一个初中生嘴里说出来，反倒比大人更让人不舒服，“活不干，天天跟着这个野丫头往外面跑。你当我们程家是养闲人的地方？明天的煤核捡了没有？”
韩冰没有说话。
程秋燕替他开了口：“哥，他活干了。筛煤机那边的活他一个人顶两个人干，捡煤核也没落下，你还想怎样？”
“你少替他说话。”程明把碗端起来，吸溜了一口面，含混不清地说，“你别忘了你是谁家的女儿。”
程秋燕的脸红了一下，但没有再说什么。她看了韩冰一眼，韩冰低着头，径直走向西厢房。
韩大成已经坐在床沿上了，正在拆一封不知谁寄来的信——他不识字，每次收到信都得等程秋燕放学后帮他念。看到韩冰进来，他把信放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馒头，用布包着，还有点温热。
“给你留的，晚饭你没回来吃。”韩大成说。
韩冰接过馒头，坐在自己的床上，一口一口地吃着。煤油灯的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那影子细长细长的，像一根快要被风吹断的树枝。
“二蛋。”韩大成忽然叫他。
韩冰抬起头来。在西厢房里，在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韩大成偶尔还会叫他的小名。
“今天她带你去的那个地方，”韩大成犹豫了一下，“就是那个烽火台——你以后少去。”
“为啥？”韩冰问。
韩大成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是摆了摆手：“没啥。就是那儿风大，别把你吹坏了。”
韩冰知道这不是真话，但他没有追问。
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西厢房里忽然暗了一瞬，又亮了起来。窗外起了风，沙粒打在窗户纸上，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无数只老鼠在啃噬什么东西。
韩冰把最后一口馒头咽下去，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旧本子，翻开，借着煤油灯的光，继续写那些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的东西。
韩大成躺下了，面朝墙，没有再说话。他的背影像一截被风沙蚀得不成样子的木头，安静地躺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
那一夜的风很大。
从戈壁深处刮来的风，带着千军万马的气势，越过青石峡，扑向沙坡头，扑向那一排灰砖平房的矿区子弟学校，扑向程家的院子，扑向西厢房那扇糊着旧报纸的窗户。
风里有沙子，有尘土，有远处牲口粪便的臭味，也有一点点、几乎察觉不到的、从某个更远的地方带来的湿润的气息。
那是雨的气息。虽然这片土地上一年也下不了几场雨。
韩冰在煤油灯下写到很晚，写到最后，笔尖在纸上停住了。他在那一页的末尾，用很轻很轻的力道，写下了两个歪歪扭扭的字。
那两个字，他写得很小很小，像是不想让任何人看见。
那是程秋燕的名字。
他看了那两个字很久，然后合上本子，吹灭了灯，在黑暗中躺了下来。
窗外的风还在刮。
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刮过来的风，裹挟着这片土地上千百年不变的声音——那是风沙的声音，是黄土的声音，是那些在这片土地上活着、爱着、恨着、死去的人们的声音。这声音穿过废弃的烽火台，穿过干涸的青石峡，穿过沙坡头那一排排低矮的土坯房，钻进每一个孩子的梦里。
在那样的夜晚，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怎样。
连风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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