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冰到沙坡头的第二年春天，程德茂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他把韩冰送进了学校。
那是一个刮风的早晨，程德茂把韩冰叫到堂屋，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这孩子来的时候瘦得像根柴火棍，养了几个月，脸上总算有了点肉，但那双眼睛还是老样子，看什么都带着一种让人不舒服的冷。
“今天你去上学，”程德茂说，语气不容商量，“跟秋燕一块儿去。”
韩冰站在那儿，没有说话。他穿了一件程明穿小的蓝布褂子，袖口挽了两道，裤腿也长，在脚面上堆了一堆。脚上是一双解放鞋，韩大成从矿区小卖部买的，白色的鞋帮已经让他刷了好几遍，但还是灰扑扑的。
“听见没有？”程德茂提高了声音。
韩冰点了点头。
程秋燕从里屋蹦出来，书包在身后一颠一颠的。她穿着一件碎花布衫，头发扎成了两个小鬏鬏，脸上带着那种只有孩子才有的、没心没肺的高兴劲儿。她拉着韩冰的袖子说：“走吧走吧，我们班可好了，老师也可好了。”
程明站在院子门口，书包斜挎在肩上，嘴角挂着一丝似笑非笑的东西。他比韩冰大两岁，但也在这个学校上学，高一个年级。他看了一眼韩冰，什么也没说，转身先走了。
程秋燕拉着韩冰跟在后面。
沙坡头矿区子弟学校建在矿区的北边，是一排灰砖平房，前后三排，加上一个土操场，操场边竖着一根旗杆，旗杆顶上的国旗被风沙打得毛了边，在风里猎猎地响。学校不大，从一年级到初三，拢共不到两百个学生，大多是矿工的子弟，也有附近几个村子的孩子。老师也不多，十几个，大部分是民办教师，只有校长和初三的语文老师是公办教师，从雍州地区师范学校分来的。
韩冰走进校门的时候，几个正在操场上追逐的男孩停了下来，拿眼睛看他。其中一个瘦高个儿歪着脑袋说：“哟，这是谁家的？”
“程家的，”另一个说，“捡的那个。”
“就是那个哑巴？”
“他不是哑巴，我听我爸说他会说话，就是不爱说。”
“那不就是哑巴吗？”
几个人笑了起来。
程秋燕回过头来，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那几个男孩立刻收敛了笑容，其中一个还往后退了一步——程秋燕在这片矿区是有名的厉害丫头，谁要是惹了她，她能追着人家打出一条街去。
校长姓赵，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儿，戴着老花镜，头发花白，背微微有些驼。他把韩冰叫到办公室，问了他的年龄——韩冰说不清自己多大，但看个头和程秋燕差不多，大概也是十一二岁——就把他安排在五年级，跟程秋燕一个班。
“基础差没关系，”赵校长说，从眼镜上方看着韩冰，“慢慢补。秋燕学习好，让她帮帮你。”
韩冰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解放鞋。
班主任姓刘，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前年从雍州师范毕业分过来的，教语文。她瘦瘦小小的，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说话轻声细语，像怕惊动了什么似的。她上下打量了韩冰一番，叹了口气，把他领进了教室。
教室是第二排东头的那间，窗户上的玻璃碎了两块，用报纸糊着，风一吹就呼嗒呼嗒地响。里面摆着七八排双人课桌，桌面上刻满了字和画，漆皮剥落，露出底下发白的木头。
刘老师站在讲台上，拍了拍手，教室里嗡嗡的说话声渐渐小了。
“同学们，今天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她说，“他叫韩冰，以后就跟大家一起学习了。”
三十多双眼睛齐刷刷地转向门口。韩冰站在那儿，像一棵被栽错了地方的树，僵硬而沉默。
“韩冰，你跟大家说句话吧。”刘老师说。
韩冰张了张嘴，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他的嘴唇动了几下，像是在咀嚼一个字，但那个字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吐不出来。
教室里有人嗤嗤地笑了。
刘老师正要说话，坐在第三排靠窗位置的一个女孩站了起来。她回头看了看那些笑出声的同学，目光像刀子一样扫过去，然后转向韩冰，笑了笑，说：“你就坐我旁边吧，这儿空着呢。”
那正是程秋燕。她旁边的位子确实空着，原来的同桌上个学期跟着家里搬走了，一直没人坐。
韩冰低着头走过去，坐下。他把书包——其实就是一块旧布缝的袋子——挂在课桌旁边的钉子上，然后双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程秋燕侧过身来，压低声音说：“你别怕，他们要是欺负你，你告诉我。”
韩冰没有看她，但微微点了点头。
第一节课是语文。刘老师在黑板上抄了一首古诗，叫同学们跟着读。韩冰张着嘴，嘴唇在动，但没有声音。不是因为他不愿意读，而是那些字他不认识——他连拼音都没学过，更别说古诗了。他只认得几个最简单的字，还是程德茂教他打算盘的时候顺便教的，加起来不到一百个。
刘老师叫同学起来朗读课文，点到了韩冰。
韩冰站了起来，盯着课本上的那些字，像看天书一样。教室里安静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他的脸慢慢红了起来，从脖子一直红到耳朵根，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韩冰？”刘老师温和地说，“你要是不太熟的话，可以先读第一行。”
韩冰的嘴唇哆嗦了一下，终于发出了声音。那是一种他从未在众人面前展示过的东西——一口浓重的外地土话，跟沙坡头这一带的方言完全不一样，带着一种黏糊糊的、怪腔怪调的味道，有些字咬得太重，有些字又直接吞掉了，听起来像是另一种语言。
他断断续续地读了第一行，大概七个字，读错了三个。
教室里炸了锅。
“哈哈哈笑死我了，这是哪儿的土话？”
“跟鸟叫似的！”
“他说的是人话吗？”
坐在后排的几个男孩笑得前仰后合，那个在操场上见过的瘦高个儿——他叫张宝军，是矿上张技术员的儿子——学着韩冰的腔调重复了一遍那句诗，故意把字咬得更重、更怪，逗得旁边的同学捶桌子。
韩冰站在那里，手里的课本微微发抖。他的脸已经红得发紫了，嘴唇紧紧抿着，下巴绷得像一块石头，眼睛死死地盯着课本上的那几行字，好像要把它们瞪出窟窿来。
“安静！”刘老师重重地拍了一下讲桌。
笑声渐渐小了，但还有人捂着嘴偷笑。
程秋燕没有笑。她坐在韩冰旁边，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狠狠地瞪着后面那些笑出声的同学。当她的目光落到张宝军身上时，张宝军做了个鬼脸，但到底收敛了一些。
“坐下吧，韩冰。”刘老师叹了口气。
韩冰坐下了。他把课本合上，双手压在上面，低着头，不再看任何人。
程秋燕撕了一张纸，在上面写了一行字，悄悄推到他面前。韩冰低头看了一眼，那行字写得工工整整的：
“别理他们，我教你。”
韩冰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把纸条折起来，塞进了裤兜里。
那天下课以后，张宝军带着两个男生堵在了教室门口。他比韩冰高半个头，下巴尖尖的，一双小眼睛里全是快活又残忍的光。他学着韩冰的腔调说：“韩冰——你是不是从哪个山沟里钻出来的？你说话怎么跟羊叫似的？”
另外两个人跟着笑。
韩冰站在那儿，不说话，也不动，像一块石头。
“你哑巴了？”张宝军伸手去推他的肩膀，“我问你话呢——”
他的手还没碰到韩冰，就被人一巴掌打开了。程秋燕不知道什么时候挤了过来，挡在韩冰面前，眼睛瞪得溜圆，像一只炸了毛的猫。
“张宝军，你是不是皮痒了？”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出去。
张宝军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程秋燕，你护着他干嘛？他跟你什么关系？他是你什么人？”
“他是我——”程秋燕顿了一下，“他就是我家人。你再动他一下试试。”
张宝军看了看程秋燕，又看了看站在她身后的韩冰，耸了耸肩膀，吹着口哨走了。临走还丢下一句话：“行，行，你们家的，你们家的野——行了不说了，走了走了。”
程秋燕盯着他们走远了，才转过身来。她看着韩冰，韩冰也看着她。
“你没事吧？”程秋燕问。
韩冰摇了摇头。
“你以后就跟着我，谁敢动你，你告诉我。”
韩冰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低下头，从裤兜里摸出那张纸条，看了一眼，又塞了回去。
那天放学以后，程秋燕拉着韩冰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翻开语文课本，从第一课开始教他。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念，让韩冰跟着念。韩冰的声音很低，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带着那种奇怪的土腔。
“天——空——的——天。”程秋燕念。
“天——空——的——天。”韩冰跟着念，土腔淡了一些。
“不对不对，不是‘天空’，是‘天空’。你那个‘空’咬得太重了，轻一点。”
韩冰又念了一遍。
“还是不太对，但比刚才好多了。再来。”
窗外的天渐渐暗了，操场上只剩下几个还在打闹的低年级孩子。刘老师路过教室门口，看见灯还亮着，探头一看，笑了笑，没有进来，走了。
后来韩大成跟我说，那段时间韩冰每天晚上都在西厢房的煤油灯底下念书，念到很晚很晚。他不认识的字，就画个圈，第二天去问程秋燕。他学东西不慢，就是底子太薄，别人从一年级就学的东西，他得从头补。程秋燕每次给他讲题都耐心得很，讲一遍不懂就讲两遍，两遍不懂就三遍，有时候讲到韩大成在隔壁都睡着了，她还在那儿比划。
“你的笔顺不对，这个‘永’字应该先写点，再写横折钩——”
“为什么要先写点？”
“没有为什么，就是这样的规矩。”
“规矩是啥？”
“就是大家都这么写，你也得这么写。”
韩冰想了想，说：“那我以后也要定规矩。”
程秋燕笑了：“你定的规矩能有人听？”
韩冰没有回答，低下头继续写字。
程秋燕后来跟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她靠在医院病床的枕头上，脸色蜡黄，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了，但说起这些往事的时候，眼睛还是亮了一下，就像当年那个坐在煤油灯底下教一个土腔男孩写字的丫头。
她说：“你不知道，他那时候笨得要死。一个‘永’字我教了他二十多遍。二十多遍啊。我都想拿课本敲他脑袋了。”
她说着，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后来在我脑子里盘踞了很久。
但这是后来的事了。在那个年纪，韩冰在学校里的日子并不好过。
张宝军那伙人没有因为程秋燕的一句话就放过他。他们找到了更好玩的事——不是直接打他骂他，那太没有意思了，而是变着法子羞辱他。今天把他的课本藏起来，明天在他的书包里塞沙子，后天趁他不注意在椅子上倒水，等他坐下再起哄。
韩冰每次都不吭声。他把课本找回来，把沙子倒掉，把湿裤子穿到放学。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一块被反复打磨的石头，越来越硬，越来越冷。
只有一次，张宝军干了一件过火的事。
那是夏天的午后，午休时间，大部分孩子都趴在桌上睡觉。张宝军从韩冰的书包里翻出了那张纸条——程秋燕写的那张“别理他们，我教你”——举在手里，用夸张的腔调念了出来：“别理他们，我教你——哟哟哟，程秋燕给你写情书呢？你们两个是不是在搞对象？”
教室里顿时哄笑起来。
韩冰猛地站了起来。他的动作太快了，椅子向后翻倒，砸在地上发出一声巨响。他的眼睛里迸出一种光——就是韩大成在烽火台底下见过的那种光，狼崽子被逼到绝路上时的那种光。
张宝军后退了一步，但脸上还挂着笑：“怎么，急了？你要打我？你来啊——”
一只书包砸在了张宝军的脸上。
不是韩冰扔的。是程秋燕。
她从座位上冲过来，手里攥着那只灰色的布书包，一下一下地往张宝军身上砸，一边砸一边喊：“我叫你胡说！我叫你胡说！你再说一句试试！”
张宝军被砸得抱头鼠窜，书包里的铁皮铅笔盒叮叮当当掉了一地。程秋燕追到教室门口还不罢休，把书包用力扔了出去，正中张宝军的后背。
教室里鸦雀无声。
程秋燕喘着粗气，转过身来，目光扫过每一个人。她的脸涨得通红，辫子散了，几缕头发贴在额头上。她的眼眶里有一些亮晶晶的东西在打转，但她忍着没有让它掉下来。
“谁再欺负韩冰，”她咬着牙说，“我就跟谁没完。”
没有人说话。
她从地上捡起那张纸条，用手抚平，走到韩冰面前，递给他。韩冰伸手接了，没有看，直接揣进了裤兜里。
那张纸条后来一直在他身上。韩大成说，多年以后韩冰从南方回来，穿的西装口袋里，还装着那张纸条，纸已经黄了，脆了，折叠的地方都断了，但他还是带着。
但那是后来的事了。
在那个夏天的午后，程秋燕把纸条交给韩冰以后，拉着他的手回了座位。两个人并肩坐着，谁也没有说话。窗外的蝉叫得撕心裂肺，阳光从破了玻璃的窗户照进来，照在课桌上，照在那两双并排放在桌面的手上——一双白白净净的，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另一双骨节粗大的，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煤灰。
那一年，他们都还小。
小到不知道后来的事有多长，多难。
小到不知道沙坡头的风会吹多少年，烽火台的土墙会塌成什么样，那块刻着他们名字的界碑会不会被风沙磨平。
他们只是坐在那里，并肩坐着，在那个破旧的教室里，在那个漫长的、似乎永远不会结束的夏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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