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亭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伍安的心却一天比一天不踏实。
说不上是哪里不对，但他总觉得空气里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暴风雨来临前那种闷。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人还是那些人，但有些东西在悄悄变了。
起初是零星的几句闲话。
那天伍安在石桥铺的井台边上打水，听见两个妇女在小声议论。一个说：“听说了吗？隔壁乡有人在说，朝廷的新政看着好，其实是陷阱。现在对你好，等把你们都哄住了，就要下狠手了。”另一个说：“我也听说了，说是以后每家每户都要编什么伍、什么什，一家犯法，九家连坐，谁也跑不了。”第一个又说：“还有人说，以后种什么庄稼都不能自己说了算，朝廷叫种什么就得种什么，不种就抓去修长城。”
两个人看见伍安走过来，立刻住了嘴，低下头匆匆走了。
伍安站在井台边，手里提着水桶，心里沉了一下。但他没有追上去问，想着不过是乡里人闲来无事嚼舌根，过几天就消停了。
可闲话不但没有消停，反而越传越多、越传越离谱了。
过了几天，伍安在杨家坳巡查时，听见几个年轻后生在村口的草垛边争论。一个说：“我听北边来的人讲，秦国的律法严得很，出门走路都要有证件，没有证件就被当成奸细抓起来。”另一个说：“这算什么，我还听说以后每家每户门口都要挂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家里几口人、几亩田、几头牲口，什么都瞒不住。”第三个的声音压得很低，但伍安竖起耳朵还是听见了：“我舅舅说，那些旧楚的贵族在私下串联，说朝廷撑不了几年，六国迟早要复辟。咱们现在跟着朝廷走，等楚国人打回来了，咱们全得倒霉。”
伍安听不下去了，走过去问：“你们这些话从哪里听来的？”
几个后生看见伍安，脸色都变了。一个支支吾吾地说：“伍……伍亭长，我们也是听别人说的。北边来的行商，在集市上传的。”另一个连忙补充：“还有一个老头，穿着绸衣裳，看着像是有身份的人，在酒馆里跟大家讲的。他说他以前在楚国做过官，知道很多内情。”第三个低着头不说话，用脚尖在地上画圈。
“以后不要再传这些话了。”伍安没有发火，但声音很严肃，“传这些话，对你们没有好处。朝廷的政策好不好，你们自己心里没数吗？以前你们家一年能收多少粮？现在能收多少？以前你们出门怕不怕盗匪？现在还怕不怕？好日子就在眼前，别被人几句闲话就忽悠住了。”
后生们唯唯诺诺地散了。但伍安知道，他们并没有真正被说服。
情况越来越严重。
几天后，姜啬夫专门把伍安叫到了乡府，面色比往常凝重许多。案上摊着几块木牍，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字，是各亭亭长上报的情况汇总。
“伍安，你坐下。”姜啬夫指了指对面的草席，等伍安坐定了，才开口，“最近各亭都反映，乡里有人在散布流言，攻击新政，蛊惑黔首。你们云亭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伍安如实回答，“最近十来天，各种流言满天飞。有的说朝廷以后要加重赋税，有的说联保制度是连坐，有的说朝廷要强制种指定作物，还有的说旧楚要复辟、朝廷撑不了几年。”
姜啬夫点了点头，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情况比我想的还要严重。本官已经查过了，这些流言不是空穴来风，是有人在背后故意散布。”
“什么人？”伍安问。
“旧楚的残余势力。”姜啬夫压低了声音，像是怕隔墙有耳，“具体来说，是那些被削了爵位、失了特权的旧贵族。他们不甘心失去世袭的特权，不甘心从高高在上的主子变成跟黔首平起平坐的平民，就想方设法破坏新政。他们不敢公开反对朝廷，就躲在暗处散布流言，蛊惑人心，妄图让黔首对新政产生怀疑和抵触。”
伍安沉默了一会儿，问：“乡里打算怎么办？”
“先摸清情况，再对症下药。”姜啬夫说，“县里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情况，杜县丞专门交代，要咱们先稳住乡里的局面，不要激化矛盾，但也不能放任不管。你回去之后，密切注意云亭的动向，发现可疑情况及时上报。”
“明白。”伍安站起身，又想起一件事，问道，“姜大人，那些散布流言的人，会不会被追究？”
姜啬夫沉吟片刻，说：“朝廷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依秦律，造谣惑众、动摇民心，是重罪。但现在的重点不是抓人，是稳住黔首的心。只要黔首们不信那些流言，散布流言的人就翻不起大浪。”
从乡府出来，伍安没有直接回云亭，而是绕道去了一趟集市。
集市不大，就设在阳陵乡的中心地带，每月逢三逢八开集。今天正好是逢八的日子，集市上人来人往，很是热闹。卖粮食的、卖布匹的、卖农具的、卖牲口的，各色摊贩沿街摆开，吆喝声此起彼伏。
伍安在集市上转了一圈，没有急着买东西，而是竖起耳朵听。
他听见有人在议论今年的收成——“今年收成真好，我家打了三十石稻子，仓都装不下了。”有人在议论新修的水渠——“水渠修好了，明年的收成肯定更好，旱涝都不怕了。”有人在议论赋税——“今年的税定得公道，我家田多缴得多，我心服口服。”
这些都是好的。但也有不好的。
伍安在一个卖陶器的摊子旁边停下来，假装在看陶罐。旁边有两个中年人正在低声说话，声音虽然压得很低，但伍安离得近，一字一句都听得真切。
一个说：“你别看现在日子好过，那是朝廷在收买人心。等过几年，人心收买了，就要开始收拾人了。秦国的律法有多严，你又不是不知道。到时候，有你哭的时候。”
另一个说：“我也听说了，朝廷要把天下的兵器都收走，一根箭头都不留。没有了兵器，万一有盗匪来了，咱们拿什么自卫？这不是把咱们往死路上逼吗？”
第一个又说：“还有那个联保制度，什么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不就是连坐吗？你邻居犯了法，你也要跟着吃挂落。这不是保护你，这是监视你。”
伍安听不下去了。他转过身，走到那两个人面前，平静地说：“两位，你们说的这些话，是从哪里听来的？”
两个人看见伍安穿着亭长的衣裳，脸色大变，像见了鬼似的。一个连连摆手：“没……没听谁说，我们自己瞎琢磨的。”另一个拉起同伴就走：“走了走了，家里还有事。”
伍安没有追。他知道，追上去也没有用。这两个人不过是被流言蛊惑的普通黔首，不是散布流言的源头。真正的源头，藏在更深的暗处。
回到云亭已经是傍晚了。伍安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赵伯家。赵伯见多识广，在乡里辈分高，说话有分量——伍安想听听他的看法。
赵伯正坐在院子里编草鞋。他听了伍安的话，放下手里的活计，沉默了很久。
“安子，”赵伯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但沉稳，“这些流言，你不要太担心。”
“为什么？”伍安问。
“因为日子是过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赵伯说，“旧楚时期，那些贵族把话说得天花乱坠，什么‘护佑子民’‘保境安民’，可实际上呢？他们把小民当牛马使唤，该征的征、该抢的抢，谁在乎过黔首的死活？”
“朝廷不一样。朝廷没说什么漂亮话，但做了一件件实事。登记户籍，让每个人都有了身份；清查田亩，把被霸占的田归还原主；修水渠，让田地旱涝保收；定赋税，富户多缴、贫户减免。这些事，哪一件不是为黔首着想？”
“安子，你记住，黔首们不傻。谁对他们好，谁对他们不好，他们心里有一杆秤。那些流言说得再好听，能当饭吃吗？能当水喝吗？能让田里多打粮食吗？不能。但朝廷的政策能。”
伍安认真地听着，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赵伯，您说，那些散布流言的人，到底图什么？”
赵伯冷笑了一声：“图什么？图他们的特权，图他们的富贵。旧楚时期，他们是人上人，骑在咱们脖子上作威作福。现在天下统一了，他们的特权没了，跟咱们平起平坐了，他们不甘心。他们就想着把水搅浑，把天下搞乱了，他们好浑水摸鱼，重新爬回咱们头上去。”
“但他们打错了算盘。”赵伯的声音忽然高了起来，“现在的天下，不是旧楚时期的天下了。朝廷有法度，黔首有盼头，谁还愿意回到那个暗无天日的旧时代去？他们做梦！”
伍安看着赵伯激动的样子，心里反而安定下来了。赵伯说得对——好日子是过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云亭的变化，每一个黔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那些流言能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
接下来的几天，伍安逐里走访，跟黔首们谈心聊天。他不说大话、不讲空话，只是跟大家一起回忆旧楚时期的苦日子，对比现在的好日子。
在侯大家，伍安坐在门槛上，跟侯大唠了半个时辰的嗑。
“侯叔，你还记得旧楚时期，贵族家那个熊管家吗？”
“怎么不记得！”侯大提起这个名字就来气，“那个狗东西，年年加税，不交就打人。我家那八亩田，就是被他强占的。”
“现在呢？熊管家还敢来吗？”
“他敢！”侯大哼了一声，“现在有王法管着，他要是敢来，我直接去乡里告他！”
“那你觉得，现在的日子好，还是旧楚时期的日子好？”
“这还用问？”侯大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现在好。以前，我累死累活，连肚子都填不饱。现在，我有田种、有饭吃、有余粮。傻子才想过以前的日子。”
类似的对话，伍安在每一里都重复了很多遍。他不厌其烦地跟黔首们讲道理、摆事实、举例子，用云亭实实在在的变化，戳破那些流言的谎言。
大多数黔首是明事理的。他们听了伍安的话，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但也有一小部分人，心里还是半信半疑，甚至有人当面质疑伍安。
那天，伍安在黄泥岗走访，一个叫魏老四的汉子当着众人的面质问：“伍亭长，你说朝廷的政策好，那为什么有人说不让咱们用兵器？万一有盗匪来了，咱们拿什么自卫？”
伍安没有生气，耐心地说：“老四，你听谁说不让用兵器的？”
“大家都这么说。”魏老四梗着脖子。
“你说的‘大家’，是哪些人？他们见过朝廷的公文吗？他们读过朝廷的法令吗？”伍安一连问了两个问题，魏老四答不上来。
伍安从怀里掏出一块木牍，上面抄着县里下发的关于兵器管理的法令。“这是朝廷的法令，你看清楚了。朝廷不是不让黔首用兵器，只是规定兵器要登记、要妥善保管，不能私藏违禁兵器。你家有把菜刀、有把锄头，谁能管你？你家有把弓箭打猎，登个记就行。怎么就成了‘不让用兵器’了？”
魏老四接过木牍，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他虽然识字不多，但法令上的内容大致能看懂。他的脸红了，不好意思地说：“伍亭长，是我听信了谣言，没搞清楚就乱说。对不起。”
伍安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关系，搞清楚就好。以后再有拿不准的事，直接来问我，别听风就是雨。”
魏老四连连点头。
经过这件事，伍安意识到，光靠被动解释还不够，必须主动出击。他找到孟三老，商量着在各里组织宣讲会，系统地向黔首们讲解朝廷的政策和法令，澄清那些流言的谬误。
孟三老非常支持，说：“老朽早就想这么做了。那些流言，句句都是歪理，但如果不加驳斥，还真能迷惑一些人。咱们要正本清源，把道理讲清楚、讲透彻。”
两人制定了详细的宣讲计划：孟三老负责讲大道理，讲天下大势、讲一统之利；伍安负责讲实际事例，讲云亭的变化、讲新政的好处。两人配合，既有高度，又有温度，既有理论，又有事实。
第一场宣讲会在石桥铺的晒谷场上举行。那天来了很多人，几乎全里的人都到了。孟三老和伍安坐在临时搭建的台子上，面对着黑压压的人群，开始了宣讲。
孟三老先讲。他老人家虽然七十多岁了，但声音洪亮，条理清晰。他从天下大势讲起，讲分封制的弊端、讲郡县制的优势、讲一统天下的必要性。他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听得黔首们频频点头。
然后伍安讲。他不讲大道理，只讲故事、讲事实。他讲了旧楚时期普通黔首的苦难——被征兵的恐惧、被盘剥的无奈、被盗匪骚扰的提心吊胆。他讲了新政落地后云亭的变化——户籍登记让大家有了身份，田亩清查让大家有了田地，水渠修建让大家有了保障，赋税改革让大家有了余粮。他还讲了自己家的变化——从一个人孤苦伶仃，到如今有了伍拾这个养子，有了八亩属于自己的田，有了当亭长为乡亲们做事的机会。
讲到动情处，伍安的眼眶红了，台下也有不少人抹眼泪。
“各位乡亲，”伍安最后说，“那些流言，说一千道一万，就是想让大家对朝廷离心离德，好让他们浑水摸鱼、重新骑到咱们头上。大家想想，旧楚时期的日子，你们还想回去吗？那些贵族的嘴脸，你们还想再看吗？那些被盘剥、被欺压、被当牛马使唤的日子，你们还想再过吗？”
“不想！”台下有人喊。
“绝对不想！”又有人喊。
伍安点了点头：“那就对了。好日子是自己过出来的，不是别人说出来的。咱们要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的日子，别被那些流言蒙蔽了。只要咱们齐心协力，跟着朝廷走，云亭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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