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脑勺的剧痛还没散去，我本能地伸手去摸——手掌太小，指肚软嫩，沾着湿泥。
这不是六十岁老头的糙手。
我猛地撑起身体，入目是低矮的土坯墙，空气里呛着柴火和猪粪的混浊味。远处巷口，一个瘦高的姑娘正缩着脖子往拐角躲——那是十二岁的大表姐，闯了祸只知道跑。她刚才没抱住我，让我后脑勺磕在了门槛上。
“死妮子！你给我站住！”母亲的声音从身后炸开，她怀里还抱着襁褓中的妹妹，几步冲过来把我捞起，“摔坏没？说话！”
我张了张嘴，喉咙发紧。面前这张脸麦色、年轻、眼睛亮得扎人——这是二十多岁的母亲，不是那个六十岁佝偻着腰、被我气得抹眼泪的老太太。
重生。一九七三年。我三岁。
前世六十几年像淬了火的铁水，瞬间灌进这副小身板：大学毕业分配到农村教书，老老实实窝在乡下教书四十年，工资养不活三口人，把火气全撒在老婆孩子身上，和朋友一块喝多了，一不小心脚下不稳，后脑磕在台阶上，再也没醒来。
“妈，今年几月初几？”我听见自己用奶声奶气的调子问。
母亲一愣，以为我摔傻了：“四月初十啊，你生日，早上你爷爷上工捡了鸟蛋给你蒸着吃了，忘了？”
四月初十。七三年。
父亲还在邻村当代课老师，月底才能结那五块钱的工资。家里米缸见底，猪圈空了一年。
我倔强地推开母亲的手，扶着土墙站起来。后脑勺的包一碰就疼，但脑子前所未有地清醒。
前世欠的账，这辈子一刻都不能等。父亲的工作、母亲的腰、妹妹的学费、爷爷那口没咽下的气——全攥在我这双三岁的小手里。
巷子那头，大姨家的院门虚掩着，我得进去。现在就要进去。
后脑勺的包还在隐隐作痛，但我已经站在大姨家院子里了。
大表姐缩在石凳后面不敢抬头，手里攥着钢笔，作业本上洇了一团墨渍。她怕我告状。但我没空理她——我的眼睛盯着石桌上摊开的算术课本，一年级的，封皮卷了边，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二表姐的名字。
“朝阳，头还疼不？”大姨从灶屋探出身，围裙上沾着玉米面。
“疼。”我实话实说，但下一句压低了声音，“姨，二姐明天上学，能带我去吗？”
大姨愣了一下，擦手的动作停了：“你才三岁，学校不收。”
“让我爸去跟校长说。”我踮脚扒着石桌边沿，指尖点了点那本算术书，“我就坐教室门口听，不捣乱。”
二表姐咬着筷子抬头：“老师会骂人的……”
“我不出声。”我看着大姨的眼睛，把前世四十年的执拗压进这副童声里，“姨，你帮我跟二姐说一声，明天早上她走的时候喊我。”
大姨没立刻答应。她弯腰盯着我看了两秒，眼神从疑惑变成若有所思——我猜她觉出哪儿不对了，一个三岁孩子不该把话说得这么整。
但她没说破，只是叹了口气：“行，明天让你二姐叫你。但要是老师赶你回来，不许哭。”
“嗯。”
灶屋里飘出玉米糁面条的香气，大姨转身去盛饭。
“行，明天让你二姐叫你。”大姨松了口。
大表姐这才敢凑过来，小声问：“朝阳，你真不告我状了？”
“大姐，明天上学有大孩子欺负我，你要帮我，我就原谅你。”
大表姐愣了一瞬，忙不迭的点点头。
我端起那碗面条，热气扑在脸上。我端着大姨给我的那碗玉米糁面条，后脑勺的包一抽一抽地疼，但心里热得发烫。两辈子加起来，头一回觉得一碗面条能这么沉——大姨答应的是“叫你”，但能不能进教室，得看我爸。
前世我七岁才摸到课本，这辈子提前四年，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坐在教室门口听一节课，是撬开这个时代的第一根杠杆。
傍晚回到家，奶奶一把将我搂进怀里。她掌心有年轻时练武留下的薄茧，温热粗糙。我靠在她肩头，心里默默数着：离七九年，还有六年。六年后那个庸医配的药，这辈子绝不能再让奶奶吃下去了。
晚上，全家挤在院子里摸黑喝红薯糊糊。奶奶把我搂在怀里，掌心粗糙温热。我趁她低头纳鞋底的间隙，侧过脸看着蹲在门槛上的父亲。他二十四岁，大学毕业，一张分配通知卡了三年，整个人蔫得像晒过头的菜。
“爸。”我压着嗓子，“大姨说，二姐明天上学能喊我。但学校得你帮我说句话。”
父亲端着碗的手顿了一下。月光底下，我看见他喉结滚了滚，惊奇的看着我，然后把碗放下，抹了把嘴说：“中。明早我跟你一块去。”
就这么一句话。但他应下的时候，背挺直了一瞬——那是我重生后头一回看见他眼里有光。
夜深了，土炕挤着我和爷爷奶奶。奶奶的鼾声平稳，我睁着眼看漆黑屋顶，把上辈子四十年的懊恼翻来覆去地烙在骨头上。然后闭上眼睛。天刚蒙蒙亮，我就醒了。
二表姐在巷口喊我的时候，我正蹲在门槛上等。父亲今天穿了件干净的白衬衫——压箱底的那件，领口磨毛了，但至少很干净。
小学校在村东头，六间土房，一面红旗被晨风吹得猎猎响。远远地，我就看见校长站在校门口，背着手，一脸严肃地打量着每一个进校的学生。爸爸赶紧拉着我快走几步，上前恭敬地打招呼：“建军叔，早啊。”校长点点头接过父亲递过来的烟，目光落在我身上，有些疑惑：“这是……你家娃？”“是我儿子，叫朝阳，刚满四岁。”爸爸笑着解释，语气里带着几分恳求，“这孩子今天非闹着要上学，拦都拦不住。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让他在一年级旁听两天，就当是玩一玩。”
校长低下头，认真打量着我。我立刻挺起小胸脯，甜甜地喊了一声：“校长爷爷好！”校长被我逗得眉眼舒展，脸上的严肃一下子散了，连连点头：“好，好，真乖，嘴巴真甜，识字吗？”“识。”我说，“爸教过几个。”
“既然孩子想来，那就先进来旁听两天吧，看看能不能坐得住。”爸爸连声道谢，父亲松了一口气，弯腰在我耳边说：“好好听，别捣乱。”
我点点头，迈过那道土门槛。
教室里二十几个孩子齐刷刷扭头看我——有比我大五六岁的，有啃手指头流鼻涕的，还有一个穿补丁裤子的小姑娘，盯着我脚上的开裆裤笑出了声。
老师姓王，二十出头，拿粉笔的手还在抖——她也是临时工，一个月拿五块钱。
“新来的？”她问。
“嗯。”
“坐那儿。”
我走到最后一排，爬上那条长板凳。腿太短，悬在半空晃荡。
但我的眼睛已经盯住了黑板。
期终考试那天，我照常走进教室。
黑板上写着“认真答题”四个字，粉笔灰还飘在空气里。孩子们都缩着脖子，攥着半截铅笔，脸色发白。老师在讲台上清点卷子，一张一张往下传，传到二表姐那里停了，坐在二表姐身后的我急了，赶紧举手示意。
“张朝阳，你没报名，不能考。”
全班二十几双眼睛齐刷刷转过来。有笑的，有看热闹的，还有后排一个大块头男生起哄：“一个穿开裆裤的，考什么试！”
我攥着膝盖上的布料，没动。
“老师，你出道题，我能回答。”我站起来，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楚，“您念题，我答错了马上出去。”
老师愣了。她教了五年书，没见过四岁娃主动要求“口试”的。后排起哄的男生也闭嘴了，等着看我出丑。
“行。”老师拿起第一份卷子，挑了最难的几道，“‘春天’的‘春’字，默写。”
我捡起地上半截粉笔，走到黑板前，踮脚——够不着。教室静了一瞬，然后那个起哄的男生居然主动走上来，把我抱起来举到黑板前。 我悬在半空，手没抖，一笔一画写了“春”。
“第二道，算数。笼子里有鸡和兔，共十二个头，三十四只脚，问各几只？”
这是二年级下册的题。教室里几个五年级的“留级生”都皱起眉头。
我在那个大块头男生肩膀上稳住重心，没有犹豫：“鸡五只，兔七只。”
老师看着卷子，又看看我，嘴唇张了张。然后她放下粉笔，叹了口气：“你坐回去，卷子我给你留一张。”
全班安静了三秒——然后是那个大块头带头鼓的掌。
第二天一早，我迫不及待地赶到学校领通知，考试成绩将决定谁升级、谁留级。当老师念到我的成绩——语文满分，算术满分，双百分！全班都安静了。在那个年代，双百分是极其少见的，更何况我只是一个才四岁的旁听生。学校破例，专门给我发一张奖状，印着烫金的奖状两个字，红色的纸上，写着黑色的字，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是我人生中第一份荣誉。我紧紧抱着奖状，一路小跑冲回家，一进门就大声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考了双百分！我得奖状啦！”
一家人全都围了过来，看着那张鲜艳的奖状，脸上都露出了难以置信又骄傲的笑容。我仰着小脸，兴奋地对爸爸说：“爸爸，你快去跟校长说说，开学我要直接去二年级听课！我不要读一年级了！”爸爸看着我，又看看奖状，眼里满是自豪。他摸了摸我的头，答应道：“好，爸爸这就去跟校长说。”而校长，早就在村里听说了这件奇事：一个四岁的娃娃，旁听一个月，居然考了双百分，简直是神童下凡。在爸爸的诚恳恳求下，校长略一思索，便笑着点头同意：“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破例让他升二年级，继续旁听！”
一九七三年的那个夏天，阳光格外明亮。四岁的张朝阳，抱着人生中第一张奖状，站在自家小院里，心里种下了一颗名叫“求知”的种子。他不知道未来会有怎样的奇遇，只知道，读书、学习，会带他走向更远、更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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