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日，农历四月初十。这一天，是我五岁的生日。短短两年时间，我从一个一年级旁听生，一路飞速升级，竟然已经坐在了五年级的教室里，成了全校最出名的“神童”。
这天不上课,我正想着心事,脑海里突然响起一声清脆的提示音——“叮咚——”这声音很奇怪，清晰又明亮，不像村里任何一种声响。我愣了一下，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可紧接着，一个淡蓝色的、半透明的界面，突然凭空出现在我的意识里。界面上清晰地显示着三行数字：
1000000步
1000千克
100分钟
最下面，还有一行小小的字：是否运行。旁边跟着一个可以点击的按钮。
我没有多想，心里一动，下意识地在脑海里按下了“运行”按钮。下一秒，一阵剧烈的头晕目眩猛地袭来。天旋地转，眼前的土坯房、老槐树、村子里的孩子，全都像被打碎的镜子一样扭曲、消失。我只觉得身子轻飘飘的，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卷进了一个巨大的漩涡里，意识一阵模糊。
等那阵眩晕终于散去，我缓缓睁开眼睛，眼前的景象让我彻底惊呆了。平整宽阔的水泥道路，整整齐齐地伸向远方；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白墙红瓦，气派非凡；我，竟然来到了几十年后的未来。
我站在路边，小小的身子，穿着一身打满补丁的旧衣服，鞋子破了好几个洞，脚趾头都露在外面，和眼前繁华的世界格格不入。我又惊又怕，却又带着一丝莫名的兴奋。这时，一辆三轮车慢悠悠地行驶过来，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赶紧用力招手。三轮车在我面前停了下来，开车的大叔探出头，疑惑地看着我：“小朋友，你拦车干什么？”我鼓起勇气，小声说：“大叔，我想去市医院，您能带我一程吗？”
大叔上下打量我一眼，破鞋露脚趾，补丁褂子大两号，眉头皱起来：“小孩，你有钱吗？没钱我可拉不了。”
我攥紧鸡毛键子，没慌：“大叔，我认识你们家艳红姐，我到了地方给你东西抵。”
大叔回头又看我一眼，这才松口：“上来吧。但你要是骗我，我把你搁半道上。”
五六分钟后，三轮车上的我看到旁边有一家工程复印广告门市，心里立刻有了主意。我赶紧对大叔说：“大叔，就停在这里吧，我到了。”大叔把我放下，我道了谢，转身走进广告门市。刚进门，就听见有人小声嘀咕：“怎么进来一个小乞丐？出去出去，要饭别处要去。”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衣服虽然干净，却全是补丁；鞋子破旧，露出脚趾。在这个光鲜的门市里，我确实像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我没动，把鸡毛键子放在台面上：“哥，我不是要饭的。我拿东西换你帮我打印两篇文章。”
他低头看了眼那破键子，嗤笑：“就这？扔地上都没人捡。”
这时候李姐从里间出来，看见我浑身补丁、脚趾露在外面，眼眶一红，瞪了那男的一眼：“小王你嘴怎么那么欠？”她转头看我，声音放轻，“小弟弟，你想印什么？”
我把《第七条猎狗》和《我的母亲是傻子》报出来。李姐愣了一下——这不像一个五岁孩子会看的书。她没多问，只说：“小王，帮他打。免费的。”
我抬起头，对王哥说：“王哥，你看看印这几页文章要多少钱？”王哥笑了笑，摆摆手：“就几张纸，不要钱，你拿走吧。”我摇摇头，认真地说：“哥，这鸡毛键子里面包着制钱，听说能换钱的，我一会儿还要买其他东西呢，你帮我看看.”说着，我把手里一直攥着的鸡毛键子递了过去，王哥有些好奇，接过鸡毛键子，用小刀小心地拆开。里面果然藏着两枚古钱币：一枚是乾隆通宝，一枚是康熙通宝。王哥拆开键子，看了看那两枚钱，又看了看我：“小弟弟，你哪来的？”
“家里老物件，爷爷给的。”
他没马上说价，而是掏出手机拍了照，打了个电话。挂了之后，他挠挠头：“我朋友说，这两枚品相可以，但乾隆通宝存世量大，康熙的也一般。两枚一起，他收的话出80。”
我心里一沉。80块，不够买五斤白砂糖加五包盐再加十斤奶糖。
“哥，”我抬起头，认真看着他，“我不贪。你能不能再帮我问问，我只要够买这些东西就行——五包盐、五斤白糖、十斤奶糖。剩下的归你。”
王哥又打了两个电话，最后挂断时笑了：“行。有个藏友愿意出150，东西我帮你买齐，多的钱我回头给你。”
我摇头：“多的不要了。你再帮我买几本旧书就行，最便宜的那种。”
王哥一口答应：“行，你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回来！”他交待店员看好店，转身就出门去采购。没过多久，刚才回家拿衣服的姐姐也回来了，手里拎着一个大大的包裹。她笑着朝我招手：“小弟弟，快来，试试衣服，以后你可以叫我李姐。”包裹里装着好几套干净的衣服，还有一件厚厚的棉衣，两双结实的新鞋子，另外还有三本书和一盒香甜的糕点。我一件一件试着，心里暖烘烘的，嘴里不停地说着谢谢。
这时王哥也回来了，手里提着一大包，正是我要的盐、白砂糖和奶糖。他把东西递给我，又掏出剩下的零钱：“买完东西，还剩一百多块，给你。”我摇摇头，不肯要钱：“哥，钱我不要了。你再帮我在网上买几本便宜的书吧，小故事、笑话、人生哲理、青春励志的都行。我没事的时候可以看，也可以读给爷爷听。”王哥笑着答应，立刻帮我挑选下单，把收货地址留在了广告门市。我对李姐说：“李姐，书先放在店里，过一段时间我再来拿，行不行？”李姐温柔地点头：“当然行，小弟弟，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门一直为你开着。”
李姐帮我拦车送我回到村口，我下意识地看向脑海里的那个界面。原本的数字已经变了：
0步
1000千克
20分钟
我点了一下那个“1000千克”的位置，手里的东西没消失。我又点了一下，还是没动。
时间只剩7分钟。
我急出一头汗，把东西放在地上，对着空处说“收”，没反应。然后我试着在心里把东西“推”进去——那一瞬间，一包盐消失了。
我明白了。必须把东西接触我的身体，并且心里想着“放进去”。
我蹲下来，把盐包贴在肚皮上，心里默念“收”——没了。糖包贴胸口——“收”——没了。奶糖用衣服兜着，一整包按在腿上——没了。
全部收完，界面显示“已用空间：72千克”。我瘫坐在地上，手还在抖。
回到家，我把盐罐填满，把砂糖放进糕点盒，把带回的衣服塞进爸爸的旧木箱底。做完这些，手心全是汗。
家里人陆续回来了。奶奶一进门就抽鼻子——灶台上那包细盐散出来的白净，跟家里粗黑的大盐粒子太不一样了。
“朝阳，”奶奶放下锄头，声音压低了，“这盐哪来的？”
我把想好的话背出来。说到“冤案人员返回郑州”那几个字的时候，爷爷本来在喝水，碗顿了一下。
空气安静了足足五秒。我看见爸爸看了爷爷一眼，爷爷没回看他，只把碗搁在灶台上，声音沉得不像平时：“朝阳，这话你跟别人说过没有？”
“没有。”
爷爷慢慢蹲下来，平视着我的眼睛，手掌搭在我肩上：“以后不管谁问，就说盐是在路边捡的。‘冤案’这两个字，在咱村说出来，是要惹事的。记住了？”
我点头。手心更湿了。
爷爷站起来，扫了一眼全家人：“今天这事，谁都不许往外说。老三，听见没有？”
三叔难得没嬉皮笑脸，闷声“嗯”了一下。
那天晚上吃饭，没人再提盐的事。但我看见奶奶把那包细盐用油纸裹了三层，塞进了炕洞里最深的角落。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农历四月初十一，星期三。
天没亮我就醒了。井水洗过脸，一碗玉米粥灌下去，经过我再三要求，爷爷和爸爸终于同意我去初中学习，奶奶和母亲站在门口目送。我跟着父亲，往邻村的纸坊初中走。
四里土路，走了半个时辰。野草上的露水打湿了裤脚，但我心里只想着昨晚爷爷说的那句话：“初中不比小学，那里没人让着你。”
父亲把我领进教师办公室的时候，几个老师正在批作业。他们看见我——一个五岁的小孩，穿着打补丁的褂子，脚上鞋子大两号——都停下了手里的笔。
“老张，这是你儿子？”一个戴眼镜的中年老师先开了口。
“嗯，来旁听的。”父亲语气平静，但我看见他攥书包带子的手指节发白。
办公室安静了两秒。然后一个年轻女老师“噗”地笑出声：“老张你开玩笑吧？这娃娃还没桌子高，上什么初中？”
我抬起头，看着她，没说话。
父亲把初一课本放在我手里，弯腰对我说：“你先在办公室坐一会儿，等上课铃响了再进教室。”
他走了之后，那个戴眼镜的老师走过来，蹲下看我：“小朋友，你认识字吗？”
我点头。
“那你写个‘纸坊初中’给我看看。”
我从桌上捡了半截粉笔，在他办公桌的报纸边上，一笔一画写了四个字。粉笔有点粗，我攥得紧，但写出来之后，戴眼镜的老师愣住了——他转头喊那个年轻女老师：“刘老师，你过来看看这字。”
女老师探头一看，笑容收了。
“这字，”她说，“比咱班初二学生写得都稳。”
纸坊初中的校舍后头，有一块黄土夯实的空场子，是学生们上体育课和做操的地方。场子不大，四周栽着几排杨树，树龄不长，枝叶却已经能撑起一片荫凉。正午日头毒的时候，躲在树下背书，倒也是个清静的所在。
我站在树荫下，翻开语文课本。
初一上学期的课本一共十五篇课文，以毛**诗词和革命题材文章为主，文风朴实庄重，字里行间满是那个年代特有的力量感。这些课文对我而言并不难——前世教书几十年，这些文字早已刻进骨子里。我沿着场子边缘缓缓踱步，轻声诵读，一句一句默记在心。晨光透过枝叶缝隙洒落，在纸页上投下斑驳光点，温暖而安静。
两节课光景，我背熟了三篇课文，字句流畅，一字不差。
心里涌起一股踏实的成就感。读书这件事，急不得，但每一天的积累都不会白费。
背完课文，我回到父亲办公室，拿出数学课本开始做题。初一的数学内容简单，一元一次方程、基础应用题，提笔就能写，思路清晰。我刷刷做了两节练习题，笔迹工整，步骤干净。
乡村学校的上午只排三节课。下课铃响，父亲结束授课，带我去食堂打饭。纸坊初中没有正式的食堂，只有一个烧水的小灶房，老师们中午凑合着热点干粮。父亲从家里带了玉米面饼子和咸菜，我坐在办公室门槛上，就着热水吃完，心里没有半点抱怨——这个年头，能吃饱就是福气。
下午继续。
我在杨树下来回踱步，手里的课本换成了政治。理论文字读起来枯燥，但沉下心来边记边背，倒也不觉得难。背完一节内容，又做了一组物理题，劳逸交错，效率反而比一直读书更高。
傍晚放学铃响，我收拾好课本，跟着父亲踏上回家的土路。十里路，走起来要半个多时辰。父亲走得不快，我跟在他身边，手里还捧着政治课本，边走边温习下午背过的内容。路两边的庄稼地在夕阳里泛着金黄，风一吹，沙沙作响。
父亲没打断我，只是放慢了步子，让我跟上。
自此，我的初中生活便定了型。每天清晨到校，先在空场子上踱步背书，积攒穿越步数；课间刷题、记诵；放学路上再温习一遍当日所学。日子平淡，却一天比一天扎实。我脑子里始终装着两个数：一个是课本上的公式和词句，一个是空间界面上慢慢爬升的步数。
回到家时天已经擦黑了。奶奶还在灶台前忙活，见我进门，冲我招招手：“朝阳，锅里给你留了个煮鸡蛋。”
我端着那个温热的鸡蛋，坐在门槛上慢慢剥壳。蛋皮一片片落在地上，白色的蛋白露出来，在昏暗的油灯下泛着微光。
我没舍得一口吃完。一小口，一小口，咬着，嚼着，心里想着：总有一天，要让家里每天都能吃上鸡蛋。
星期天父亲下地挣工分去了，我年纪小不用下田，独自留在家中，合上房门，从空间里取出那几本珍藏的书——那天在打印店，李姐塞给我的三本书里，除了那本讲猎狗的故事集，还有一本油印的笑话册子和一本《生活百科》。封面都已经磨得看不清字了，但里面的内容对我而言，正是眼下最用得上的东西。
我按事先想好的顺序，开始动笔。
先挑了三则积极正向的笑话。内容诙谐有度，不偏不倚，读完让人会心一笑，不惹麻烦。接着选了一则短篇故事，篇幅不长，情感朴实，我在首尾稍作修饰，加了几句贴合时代的话，让它读起来更稳妥。最后是一条生活常识——储粮防虫的土办法，农家日常用得上，简单易懂，也最容易被报社编辑看中。
三则笑话、一则故事、一条常识，五篇短文，写得字迹工整，纸面干净，没有一处涂改。在那个连稿纸都稀罕的年代，工整本身就是一种尊重。
写完这些，我放下笔，从空间里取出那张折叠整齐的草稿纸。上面是我前几天默写下来的那篇后来广为流传的文章——关于一个傻母亲的故事。前世我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躲在宿舍被窝里哭了大半夜。那篇文章的文字我记得七七八八，但原名叫什么早已模糊了。我给它取了个新名字：《娘啊》。
提笔的时候，手顿了一下。我知道这篇文章一旦写出来，只要送出去，一定能发表。它太真了，太沉了，每一句都扎在人心最软的地方。
我深吸一口气，一笔一画抄写下去。字迹比之前更工整，力道也更稳。抄到后半段的时候，眼眶热了几次，但我没停笔，一口气写完，把稿纸轻轻铺在桌面上晾干。
下午，我把五篇短文和《娘啊》分别装进两个信封。短文那封装了五张稿纸，《娘啊》单独一封。在信封上写下地址：郑州市河南日报社。落款署名，我写了父亲的名字和笔名——水花。
在这个年代，文章发表没有稿酬，但一份见报的荣誉，比钱更值钱。父亲的档案里缺的就是这个。
晚饭后我揣着信封去了大姨家。大姨父在县城工作，周日下午返程，托他寄信是最稳妥的。大姨父正蹲在院子里抽烟，听完我的来意，接过信封翻了翻，抬头看了我一眼：“你爸爸写的？”
“嗯。”
他没再多问，把信封收进上衣口袋里，弹了弹烟灰说：“行，到了县城我就给你寄。”
我走出大姨家的时候，夕阳已经把整个村子染成了橘红色。巷子口几个孩子在追着一只土狗跑，笑声飘过来，又飘远。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如果报社采用了，以后家里的光景就会好一点，爸爸的工作分配也会有盼头的。
回到家，奶奶还在灶台前忙活。锅里的玉米糁粥咕嘟咕嘟翻滚着，整个灶房都是粮食的香气。我悄悄从空间里取出一点白糖——是从2035年带回来的那包里的最后一点了——捏了一小撮，撒进粥锅里，用勺子轻轻搅了搅。
奶奶盛了一碗尝了一口，愣了一下：“朝阳，你往里头放糖了？”
我点点头。
奶奶没再说话，端着碗又喝了一口。灶膛的火光映在她脸上，我看见她眼角有亮晶晶的东西，一闪就没了。
那天晚上，全家人喝粥的时候都沉默了一瞬。没人说“甜”，但每个人都喝得比平时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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