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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rysanthemum Village

Chapter 10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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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0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rysanthemum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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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公馆的黄昏

下午我哪儿也没去,就在屋里把这几天的笔记从头到尾整理了一遍。

窗外太阳慢慢往西斜。我坐在桌前,手机备忘录里攒了几十段文字,从第一天站在三县交界处的田埂上开始,一直到今天中午在甘棠园里坐着。我把它们一条一条翻看、合并、调整顺序,像拼一幅散了一地的拼图。吕宅、杈召、召扎、公馆遗址、甘棠园——每个地方都去过至少一次了,每一处都拍了照片、录了音频、记了文字。拼图的大轮廓已经出来了,但中间的缝隙还很多。那些缝隙里装的,是日常——是三千年前的人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怎么在一天过完的时候回到营房里去。正午的甘棠树我看过了,早上的公馆我也看过了,就剩下黄昏了。

黄昏是一天里最暧昧的时刻。操练结束了,兵士们从练兵场走回召扎的宿营地。他们路过甘棠树的时候,可能放慢了步子。树底下没有人了——召公已经回了公馆,百姓已经散了,席子已经收了起来。只剩下那棵树的影子在斜阳里拉得很长,长长的一道,从树干底下一直伸向东边。兵士们踩着那道影子走过去,或者绕开它,各走各的。

公馆里传出读书声。

这就是大纲里这一章的核心意象——黄昏的甘棠树和读书声。兵士归营的脚步,和书声。这两个声音在同一个黄昏里并行不悖,一个往西走,一个从东面传过来,在甘棠树的影子里短暂地相遇了一下。三千年前那个黄昏,召公可能刚送走最后一个告状的人,回到公馆里坐下,随手拿起一卷简册翻了翻。翻着翻着,他就念出声来了。念的是周人的历史,还是农业的节令,还是行军打仗的道理?不知道。但他念了,旁边有人听见了。可能是召公夫人正在收拾席子,听见屋里的声音,停下来听了一耳朵。可能是路过的木匠老张,扛着工具往家走,走到公馆门口听见里头有人念书,放慢了脚步。可能是传令兵刚从外面回来,马拴在桩上还没牵走,听见主人屋里传出声音来,就在院子里多站了一会儿。

书声不是课堂,不是谁在教谁。就是一个人在读书,读出了声,然后别人听见了。但“听见”这件事本身,就是教育的起点。

我放下手机,从后董村走到召公镇去。太阳已经开始斜了,西边的天染上了一层淡淡的橘红。村道上的影子拉得很长,我自己的影子在脚前面拖出一道细长的深灰色,一直延伸到路边的草丛里。

我走进甘棠园的时候,太阳刚好偏到教学楼屋顶的上方。园子里斜斜地铺着树影,影子从树干根部出发,一直拖到园子的东墙根底下。汉白玉雕像的侧面被夕阳镀成了暖黄色,面容比正午柔和了很多。我站在园子门口没有进去,就那么站着看了一会儿。

黄昏的光跟正午完全不一样。正午的光是硬的、直的、什么都照得清清楚楚的。黄昏的光是软的、斜的,什么东西都蒙着一层暖调。如果正午适合看文件和地图,那黄昏适合背靠着树干,什么也不干,就坐着看天边的颜色一点一点变深。三千年前的那些兵士,在一天的操练结束之后,也是在这样的光里慢慢走回宿营地去的。他们不会说“黄昏真美”这种话,但他们走慢了的步子说明了一切。

甘棠园外面,学校已经放学了。教学楼里亮起几盏灯,大概是老师还没走,在办公室备课或者批作业。远处传来一阵自行车的车铃声,然后是几个孩子说笑的声音,越来越远。我靠在甘棠园的围墙上,听着这些声音一点点消失,整个镇子像在缓慢地沉入某种安静里。

公馆的方向,现在是一片庄稼地。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站在那片地的边缘往西看,看到的是跟三千年前几乎一样的视野——太阳往桥山的方向落下去,天边从橘红渐变成深紫,地平线上是一道模糊的暖色光带。召公站在公馆门口往西看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个。他大概不会一直盯着夕阳看,但每天黄昏站在门口站一会儿,看看天色、估估时辰、想想明天的事,大概是个习惯。

黄昏的公馆里,书声确实可能响起来。

我沿着围墙走了一圈,走到学校后门附近的时候,碰见王建平骑着电动车出来。他看见我,刹了车,一只脚撑在地上:“陈老师,还没走呢?”

“刚在甘棠园站了一会儿。您下班了?”

“下了。回家吃饭。”他看了我一眼,“您要不要去我家坐坐?不远,就在镇西头。我家里有几本老书,您可能用得上。”

“什么书?”

“民国版的《扶风县新志稿》复印本,还有一本《扶风文史资料》,里头有几篇写召公镇的文章。我父亲留下来的。”

我犹豫了一下,但“民国版的《扶风县新志稿》”这几个字让我没法拒绝。那正是李军科在吕宅提过的版本——写着“俗呼太公台”的那本。我点了头,跟在王建平的电动车后面往镇西头走。

王建平家住在一栋老式的二层楼房里,一楼是客厅兼书房,靠墙一面顶天立地的书架,塞得满满当当。他在书架前找了一会儿,抽出两本装订好的复印本递给我:“您拿去看,不急着还。”

我接过来翻了翻。《扶风县新志稿》是竖排本,字迹清晰,保存得很好。“古迹”那一章里确实有“吕宅”一条,写着:“县东三十里有吕宅,传为太公望故里,今其地犹存吕姓。旧志谓‘召公采邑于此’,而吕宅在其先焉,俗呼‘太公台’,盖传其居处也。”

“俗呼太公台”。跟李军科说的一模一样。旧志的编纂者没有断定太公一定住过吕宅,但他把民间传说记下来了。一个地方官修志的时候愿意把民间传说的“俗呼”写进书里,说明这个传说在当地已经流传得足够广、足够久,不能忽略。

“王老师,这本书您父亲从哪儿来的?”

“他以前在县文化馆工作,八几年整理旧志的时候复印了一套。”王建平坐在我对面,“他对召公镇的东西特别上心,我小时候他就经常跟我说甘棠树下的事。”

“您父亲还在吗?”

“走了,五年前。”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但他留了不少笔记,我还没全部整理完。您要是有兴趣,改天我找出来给您看看。”

“那太好了。”

我们聊了一会儿,天已经彻底黑了。我起身告辞,把那两本复印本夹在腋下,沿着镇西街往回走。街上路灯昏黄,几只蛾子绕着灯光转。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很快又安静了。整个召公镇像是被一口大锅扣住了,安静、温暖,锅底下熬着三千年的老汤。

我走回到后董村口的时候,大槐树的影子在路灯下拉得老长。我爹坐在树底下的一截矮墙上,手里夹着一根烟,火光一明一灭。他在等我。

“咋样,今天跑了一天?”

“去了甘棠园,又去了王建平家,借了两本书。”

我爹把烟掐了:“你王伯下午来坐了,说那块地的事他想了又想,让你明早再来找他。”

“哪块地?”

“公馆遗址。他说他小时候在那片地的西北角见过一块碑,半截埋在土里。后来不知道让谁扛走了。”

“碑?啥碑?”

“他没看清,上面有字,他不认得。那时候他才七八岁,看也白看。”我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你明早去问他。天不早了,回吧。”

我跟着我爹进了院门。院里漆黑一片,只有堂屋的灯从窗户里透出来。我娘大概已经睡了,灶房的门关着。我走进自己屋,把那两本复印本放在桌上,但没有马上打开看。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银白色的光从窗户的缝隙里透进来,在桌面上拉了一道细细的光线。

书声、归营的脚步声、黄昏的甘棠树——我脑子里还在转着这些东西。白天的记忆和书上的文字混在一起,分不太清楚哪些是实地看到的、哪些是自己想象的。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三千年前的那个黄昏,公馆里确实有人念书。可能是召公,可能是他的随从,可能是慕名而来的某个年轻人。他坐在公馆的某间屋子里,窗外是慢慢暗下去的天光,面前摊着一卷或者几卷简册。他念出来的声音不大,被风一吹就散了大半。但散不掉的、飘出公馆院墙的那几缕声音,正好被路过的兵士听见了。兵士的步子放慢了一拍,回头看了一眼亮着灯的那扇窗,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

那一个放慢的步子,就是书声的力量。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大槐树底下。王伯果然已经坐在那里了。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的矮凳上坐下来:“王伯,我爹说您有事要跟我说?”

王伯手里捏着一根没有点的烟,看了我一眼:“你昨天去公馆遗址了?”

“去了。”

“找到那截土坎了?”

“找到了。坐了一会儿。”

王伯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我昨天下午又想了想你说的那个方位。你说的那截夯土坎,应该是公馆的后墙。正门在东边,不是南边,也不是西边。后墙比前墙矮,所以剩下来的是后墙的基脚。前墙早就让人平了。”

“那碑呢?”

“碑在西北角。”王伯用手指了指方向,“正门外头是一片空地,空地西北角有一块土台子,台子不高,我小时候还能看出是个台的形状。碑就在那台子上。青石的,上头有字,我那时候不认字,但我哥认字,他说是‘甘棠’两个字。”

“甘棠?”

“甘棠。他就认出这两个字,其他字笔画太多,他不认得。后来那块碑不见了,大概是被人搬走了。谁搬的,搬到哪去了,没人知道。”

“什么时候不见的?”

“不记得了。我上中学以后就没再见过了。那台子后来也平了,种了庄稼。”他把手里的烟捏了又捏,“你如果真想在公馆遗址找到点什么,那个西北角可能还有点东西——碑没了,但碑座可能在。青石的碑座沉,一般人搬不动。”

我站起来的时候心跳快了几拍。“甘棠”两个字刻在一块青石碑上,立在公馆遗址的西北角。如果真的有过这样一块碑,那它可能是后世某个朝代立的——唐代、宋代、明代,都有可能。立碑的人把那块碑放在公馆遗址附近,是想让人记住这里曾经是召公的地方。后来碑没了,碑座可能还在,只不过被覆盖在庄稼地的土层底下了。

“王伯,那碑座多大?”

“比磨盘小一点,青石的,方形的,上头有个凹槽,是插碑用的。”王伯想了想,“如果没被撬走,应该还在那片地底下。那个东西沉,当年平整土地的人不会费劲去搬它,多半就推到坑里埋了。”

我往东南方向看了一眼。公馆遗址那片地安安静静地趴在早晨的薄雾里,什么都看不出来。但王伯的话让我心里有底了——那个地方不光有夯土,可能还有一块碑座。那是三千年来的人对三千年前的人留下的记号。

我谢过王伯,没有直接去公馆遗址,先回了家。打开手机地图,把公馆遗址的西北角位置标了出来。等我回西安的时候,要把这个信息告诉刘振华——不是要去挖,而是让他在档案里找找,有没有关于召公镇“甘棠碑”的记录。一块刻着“甘棠”二字的青石碑,如果曾经存在过,总该在某个年代的文献里留下痕迹。

我锁了手机屏幕,坐在桌前发了一会儿呆。窗外,秋天的太阳升起来了,把后院的柿子树叶照得透亮。远处传来召公初中的早读声,隐隐约约的,顺着早晨的风飘过来。那些声音跟三千年前的读书声当然不是同一种——内容不同,语言不同,声调也不同。但它们都是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响起来的,都是从这片土地上传出来的。

我闭着眼睛听了一会儿。早读声越来越清晰,齐整的、有节奏的,像是某个班在背语文课文。我听不太清背的是什么,但那声音让我觉得很踏实。

三千年了,这块地上的人还在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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