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7月16日
那天的太阳毒得很，湘北的夏天一贯如此。稻田里的禾苗被晒得蔫头耷脑，蝉在树上叫得声嘶力竭，像是要把一辈子的力气都耗在这个下午。
我在田里薅草，腰弯得太久，直起来的时候眼前一阵发黑。母亲从田埂那头走过来，手里攥着一个信封，黄色的，上面印着红色的字。她走得很快，深一脚浅一脚，泥水溅到裤腿上，她也不管。
"守正！守正！"
她的声音在发抖。我以为是爹出了什么事——爹在隔壁村代课，三天没回来了，说是要准备什么"普六"资料。上个月他回来说，今年"民教转公"有名额，他报了名，考了试，正在等消息。
我扔下锄头，往田埂上跑。母亲的脸上没有泪，是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表情，像是笑，又像是怕，五官挤在一起，说不出的怪异。
"县师范，"她把信封塞到我手里，"县师范的录取通知书。"
我低头看信封。收件人：陈守正。寄件人：湖南省××县师范学校。红色的公章，盖在右下角，像一滴凝固的血。
我没立刻拆开。我的手在抖，抖得撕不开封口。母亲帮我撕的，她的手指粗糙，指节粗大，那是三十年农活留下的印记。她撕得很小心，像是怕弄坏了里面的什么东西。
通知书是铅印的，字很大，黑体：
"陈守正同学：经考试录取，你已被我校1985级普师专业录取，请于1985年9月1日报到。"
下面盖着县师范的公章，还有县教育局的钢印。
我盯着那两行字看了很久。太阳晒在背上，火辣辣的，但我感觉不到热。我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在晃——稻田在晃，树在晃，母亲在晃，手里的通知书也在晃。
"全县第三，"母亲说，声音轻得像是在自言自语，"王校长来送的通知书，说你是全县第三。"
王校长是我们乡中心校的校长，也是爹的同事。他亲自来送通知书，这在乡里是破天荒的事。
"你爹呢？"我问。
"去县城了，"母亲说，"说是去教育局问转公的事。"
我把通知书折好，塞进胸前的口袋，贴着心口。那是一张薄薄的纸，但我感觉它很重，重得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十六岁的胸膛上。
那天晚上，爹回来了。
他是走着回来的，二十里山路，从县城到我们村。进门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他的布鞋磨穿了底，脚趾头露在外面，沾着泥和血。
母亲给他打了一盆水，他坐在门槛上洗脚，我坐在旁边，手里拿着录取通知书。
"爹，我考上了。"
他没说话，只是把脚从盆里抬起来，在裤腿上擦了擦，然后接过通知书。他的手在抖，比我还厉害。那张纸在他手里簌簌地响，像是秋风里的落叶。
"全县第三？"他问。
"嗯。"
"比重点高中还高？"
"高。"
他笑了。那是我见过的，他笑得最开心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的牙很黄，是常年抽旱烟熏的，但那天晚上，我觉得他的牙很白，白得发亮。
"好，"他说，"好。"
他把通知书还给我，起身进了屋。我跟进去，看见他从床底下的木箱子里翻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一沓钱，毛票、分票，用橡皮筋捆着。
"多少？"母亲问。
"三百七十二块，"爹数了三遍，"学费一百二，住宿费三十，书本费二十五，还剩……"
"够了，"母亲说，"我再去借点。"
"不用借，"爹说，"下个月工资发了，就有钱了。"
他说的是"民教转公"后的工资。民办教师一个月十八块，公办教师一个月五十六块。如果转公成功，我们的生活会好很多。
那天晚上，爹喝了酒。不是买的，是自己酿的米酒，坛子埋在灶台底下，过年才舍得挖出来。他喝了三大碗，脸涨得通红，话也多了起来。
"守正，你知道中师是什么吗？"
"知道，"我说，"培养老师的学校。"
"不对，"他摆手，"中师是跳农门。你考上了中师，就是公家人了，吃商品粮，国家给分配工作，一辈子不愁。"
"爹，你也是老师。"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有些苦涩："我不一样。我是民办的，民办的不是公家人。我是农民，代课的农民。"
"民教转公不是有名额吗？"
"有，"他低头喝酒，"今年全县一百二十个民办教师，转公名额二十个。我考了，等消息。"
"爹，你肯定能转上。"
他没说话，只是又喝了一碗。
第二天，消息传遍了全村。
陈德厚的儿子考上了县师范，全县第三。
这是陈家的大事，也是全村的大事。陈家三代务农，没有一个吃公家饭的。我是第一个。
邻居们来了，亲戚们来了，连村支书都来了。他们提着鸡蛋、挂面、红糖，说着恭喜的话。母亲忙前忙后，脸上的笑就没停过。
王校长也来了，带着乡中心校的两个老师。他送了一块匾，红底金字："光宗耀祖"。
匾挂在堂屋的正墙上，挨着祖宗牌位。母亲把录取通知书供在牌位旁边，用两个瓷碗压着，怕风吹跑了。
"摆酒，"爹说，"十八桌。"
十八桌，在乡里是大场面。杀猪、宰鸡、买鱼，从早上忙到半夜。我穿着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白衬衫，坐在主桌上，接受一轮又一轮的敬酒。
大人们说的话都差不多：
"守正，出息了。"
"守正，将来当了大官，别忘了乡亲们。"
"守正，你爹教了一辈子书，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我一杯一杯地喝，米酒很甜，但喝多了也上头。到第十杯的时候，我已经站不稳了，眼前的人脸都在晃，像水中的倒影。
爹喝得更多。他端着酒杯，一桌一桌地敬，说的话颠三倒四，但意思只有一个：我儿子，吃公家饭了。
那天晚上，他醉得不省人事，被人抬回床上，还在笑，嘴里念叨着："公家饭……公家饭……"
我坐在门槛上，看着满地的瓜子皮和烟头，听着屋里父亲的鼾声，突然觉得有些不真实。
十六年前，我出生在这个土坯房里。十六年后，我要离开这里，去县城，去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变成一个"公家人"。
这意味着什么？我当时并不完全明白。我只知道，从明天起，我的生活将和村里的人不一样。我将不再下地，不再薅草，不再晒得脱一层皮。
我将坐在教室里，读书，写字，将来站在讲台上，教书。
像爹一样。
但爹是民办的，我是公办的。
这个区别，我当时只知道是工资的不同。我不知道，这个区别将贯穿我的一生，成为我所有骄傲和痛苦的根源。
三天后，爹去县城问"民教转公"的结果。
他没让我去，说"你在家准备上学的事"。
他走了两天。那两天，母亲坐立不安，一会儿去村口张望，一会儿回屋烧香。她把菩萨和祖宗牌位都拜了一遍，嘴里念叨着"保佑他爹转公成功"。
第三天傍晚，爹回来了。
他的脸色很差，灰扑扑的，像是蒙了一层土。进门的时候，他没说话，径直走到床边，躺下，把脸转向墙。
母亲跟进去，问："咋了？"
"没转上，"爹的声音闷闷的，"差三分。"
屋里安静了很久。我站在门口，看见母亲的肩膀在抖，但她没哭出声。
"差三分……"母亲重复着，"差三分……"
"考试内容是教育学和心理学，"爹说，"我没学过。我只有高小文化，那些理论，我不懂。"
"别人呢？"
"别人？"爹笑了一声，那笑声很难听，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公社书记的侄子，教了三年书，转上了。教育局刘科长的表弟，一天课没上过，转上了。我教了二十一年，差三分。"
母亲不说话了。她走到灶台前，开始烧火，动作很慢，像是一个木偶。
那天晚上，家里没开灯。爹躺在床上，面朝墙，一动不动。母亲坐在灶台前，火光照着她的脸，忽明忽暗。
我没敢说话。我拿着录取通知书，站在堂屋里，看着墙上的"光宗耀祖"，突然觉得那四个字很刺眼。
我考上了中师，全县第三，光宗耀祖。
爹教了二十一年书，差三分，不是公家人。
这是什么道理？
我十六岁，还不懂什么叫"体制"，什么叫"编制"，什么叫"关系"。我只觉得，哪里不对。
但我不知道哪里不对。
我只是把录取通知书收起来，塞进了书包的最底层。
开学前一周，爹变了。
他不再提"民教转公"的事，开始忙着给我准备上学的东西。
一个帆布包，是他当年上高小时用过的，洗得发白，边角磨破了，他用针线补好。
一床棉被，是母亲连夜赶制的，新棉花，厚厚实实，针脚细密。
一双布鞋，是母亲纳的，千层底，黑灯芯绒鞋面，比我脚大一码——"脚还会长"。
还有钱。三百七十二块，用橡皮筋捆着，分三处藏：鞋底、腰带夹层、内裤口袋。爹说："路上小心，有抢钱的。"
我点点头，把钱的藏法记在心里。
临走前一天晚上，爹把我叫到床边。他的脸色好了一些，但眼窝深陷，像是几天没睡好。
"守正，到了学校，好好学。"
"嗯。"
"中师三年，学的东西多。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美术，你都得会。将来分配到村小，一个人包班，什么都得教。"
"我知道。"
"还有，"他顿了顿，"到了学校，别惹事，别出头，安安稳稳读完三年，等国家分配。"
"爹，我不想安安稳稳。"
他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有惊讶，有欣慰，也有一丝我说不清的东西。
"你想怎样？"
"我想当个像你一样的好老师。"
他笑了，伸手摸了摸我的头。他的手很粗糙，掌心有老茧，那是常年握粉笔留下的。
"守正，爹不是好老师。"
"你是。"
"我不是，"他摇头，"好老师要让学生走出农村，爹没做到。爹教了二十一年，教出来的学生，大多数还在种地。"
"那是因为他们没考上中师。"
"不，"他说，"是因为爹只会教书，不会别的。教书救不了农村，但教书是爹唯一能做的事。"
他停了一下，看着窗外。窗外是黑的，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 faint faint的。
"守正，你不一样。你是公家人了，你有编制，有工资，有前途。你可以做一个好老师，一个真正的、公办的好老师。"
"爹，我会的。"
"还有，"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神很亮，"记住，不管将来遇到什么，别丢了良心。教书是良心活，丢了良心，就什么都不是了。"
我点点头。那时候，我不懂这句话的分量。
很多年后，当我站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当我面对赵德明的威胁，当我在"末位淘汰"的名单上垫底，当我拒绝在改薄资金上签字——我才明白，爹那句话，是我一生的枷锁，也是我最后的尊严。
1985年9月1日，我去县城报到。
爹送我到村口。他没去县城，说"还有课"。
我知道他在撒谎。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民办教师的课不重要，他可以请假。他只是不想送，或者说，不敢送。
他怕在县城遇见熟人，怕别人问"老陈，转公的事咋样了"，怕那种同情的眼神。
我理解他。十六岁的我，已经学会了理解父亲的脆弱。
"爹，我走了。"
"嗯。"
"爹，你回去吧。"
"我再站会儿。"
我转身走了，背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踩着露水打湿的土路，一步一步往村口走。
走到拐弯的地方，我回头看了一眼。
爹还站在原地，瘦瘦的，小小的，像是一根被风吹弯的稻草。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那是他最好的衣服，今天特意穿的。
他举起手，挥了挥。
我也举起手，挥了挥。
然后，我拐过弯，看不见他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活着的爹。
三个月后，他会因为"民教转公"失败，喝下一瓶1605农药。遗书上只有一行字："别让我耽误孩子上学。"
那时候，我正在县师范的琴房里，练习脚踏风琴，弹奏《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我弹得很烂，踏板踩不稳，音符断断续续。但我不知道，在二十里外的家里，我的父亲，正在和我送别。
而且是永别。
县师范在县城边上，两排青砖瓦房，一个土操场。
校门很旧，木头的，漆掉了大半，露出里面的木纹。门柱上挂着一块牌子："××县师范学校"，白底黑字，风吹日晒，字迹有些模糊。
我报到的时候，门口挤满了人。都是农村来的孩子，穿着补丁衣服，背着棉被和米袋，脸上带着和我一样的表情——紧张、兴奋、不知所措。
接待处设在传达室。一个中年女老师坐在桌前，面前摆着一摞表格。
"姓名？"
"陈守正。"
"分数？"
"全县第三。"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丝惊讶，但很快恢复了平静。
"专业？"
"普师。"
"住宿费三十，书本费二十五，学费一百二。钱带了吗？"
"带了。"
我从鞋底抽出一张五十的，从腰带夹层抽出两张一百的，从内裤口袋掏出剩下的零钱。女老师看着我，嘴角抽了一下，像是想笑，又忍住了。
"把钱整理好再给我。"
我脸红了，手忙脚乱地把钱捋平，数了三遍，递过去。
她开了收据，撕给我，然后指了指后面："去宿舍报到，然后到教室集合。"
我接过收据，塞进帆布包，往宿舍走。
宿舍是平房，一排八间，每间住十二个人。我分到第三间，上铺，靠窗。
铺床的时候，邻床的同学问我："你哪儿的？"
"陈家湾。"
"没听过。"
"乡下的，小地方。"
"我也是乡下的，"他说，"我叫刘大柱，石桥镇的。"
刘大柱很胖，圆脸，小眼睛，笑起来眯成一条缝。他的父亲是公社干部，所以他不像我一样紧张。他的被褥是新的，印着牡丹花；他的脸盆是搪瓷的，印着"奖"字；他的毛巾是纯棉的，印着"上海制造"。
他看着我洗得发白的帆布包，看着我母亲纳的布鞋，没有嘲笑，只是好奇。
"你爹干什么的？"
"教书的。"
"公办的？"
"民办的。"
"哦，"他点点头，"民办的不算公家人。"
他说的是事实，但我听着不舒服。我想反驳，但不知道说什么。
"没关系，"他拍拍我的肩膀，"你考上了中师，你就是公家人了。比你爹强。"
我笑了笑，没说话。
我把爹的话记在心里："别惹事，别出头，安安稳稳读完三年。"
但我不知道，从踏进这所学校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惹事了。
我惹的是命运的事。
教室在宿舍后面，一间大平房，五十张课桌，挤得满满当当。
班主任叫刘秉文，五十多岁，戴一副断腿的老花镜，用胶布缠着。他穿着一身灰布中山装，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风纪严整。
他站在讲台上，目光扫过全班。五十个学生，来自全县各个乡镇，大多是农村孩子，少数是镇上干部子弟。
"我姓刘，刘秉文，教你们语文，也是你们的班主任。"
他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楚，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威严。
"在座的同学，都是全县的佼佼者。你们的中考成绩，都在全县前两百名。你们本来可以上重点高中，考大学，当干部，进工厂。但你们选择了中师。"
他顿了顿，推了推那副断腿眼镜。
"为什么？"
没人回答。教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窗外的蝉鸣。
"因为你们想当老师，"他说，"因为你们想改变农村的教育面貌，因为你们想让更多的农村孩子，像你们一样，有机会读书。"
他的声音有些激动，眼镜后面的眼睛亮亮的。
"这是崇高的理想。但我要告诉你们——"
他突然停下来，从讲台上拿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八个字：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这是中师的校训，也是你们未来一生的准则。学高，就是学问要高；身正，就是品行要正。只有学问高、品行正的人，才配站在讲台上，才配被称为'老师'。"
他放下粉笔，转过身，看着我们。
"还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们——"
他又顿了顿，目光在每个人脸上停留了一秒。
"你们是共和国最后一批全科教师。"
"最后一批？"有人小声问。
"对，"刘秉文点头，"最后一批。国家正在改革师范教育，以后不再培养中师生了。你们之后，小学教师将由大专、本科培养，分科教学，不再一人包班。"
教室里一阵骚动。我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最后一批"这四个字，像一颗石子投进水里，在我心里荡开一圈圈涟漪。
"所以，"刘秉文提高了声音，"你们肩负的，不仅是个人的前途，更是一个时代的使命。你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
他看着我们，眼神里有期待，也有一丝我说不清的东西。
后来我才知道，那东西叫"悲悯"。
他早就知道，我们这一批"天之骄子"，将来会面临什么。他知道中师即将停招，知道我们将成为被时代遗忘的一代，知道我们的"全科"本领在分科教学时代将毫无用处。
但他没说。他只是看着我们，像看着一群即将被送上祭坛的羔羊。
"好了，"他拍拍手上的粉笔灰，"今天先到这里。明天正式上课。课程表贴在教室门口，自己看。"
他转身走了，灰布中山装的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
我坐在座位上，看着黑板上的八个字——"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突然觉得它们很重，重得我喘不过气来。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宿舍里没有电，点的是煤油灯。灯光昏黄，在墙上投下摇曳的影子。十二个人挤在一间屋里，呼噜声、磨牙声、梦话声，此起彼伏。
我躺在床上，看着上铺的床板，想着白天的事。
刘秉文说我们是"最后一批全科教师"。什么意思？是说我们以后不用再教全科了，还是说，全科教师这个职业，要消失了？
我想不明白。十六岁的我，还没有能力想明白这么复杂的问题。
我只是觉得，"最后一批"这个词，听起来不像荣耀，像是一种告别。
就像爹说的"民教转公"，听起来是机会，实际上是一道门槛，把爹这样的人，永远挡在门外。
我翻了个身，床板吱呀作响。
邻床的刘大柱还没睡，他在黑暗中问我："陈守正，你睡不着？"
"嗯。"
"想啥呢？"
"想我爹。"
"你爹咋了？"
"他民办教师，没转上公。"
"哦，"刘大柱沉默了一会儿，"我爸说，民办教师迟早要清退。国家不养闲人。"
"我爹不是闲人。他教了二十一年书。"
"我知道，"刘大柱的声音有些含糊，像是困了，"但国家政策，不是按教龄算的。"
他没再说什么，翻了个身，打起呼噜。
我睁着眼睛，看着煤油灯的火苗在墙上跳动，像是一只挣扎的蝴蝶。
爹教了二十一年书，不是公家人。
我考上了中师，是公家人。
这个区别，是工资的区别，是身份的区别，是命运的区别。
但刘大柱说，民办教师迟早要清退。
那爹怎么办？
我十六岁，第一次为爹的未来感到恐惧。但我不愿意深想。我只是告诉自己：等我毕业了，等我有了工资，我就让爹不再当民办教师，我养他。
这个念头让我安心了一些。我闭上眼睛，在煤油灯的气味中，慢慢睡去。
梦里，我回到了村里。爹站在村口，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向我挥手。
我向他跑过去，但路越来越长，怎么也跑不到头。
最后，爹的身影消失在一片金色的稻田里，像一滴水融进了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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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寄语: 父亲陈德厚的"民教转公"失败，是陈守正命运的第一个阴影。他不知道，三个月后，父亲将用一瓶农药，为这"差三分"做了人生终了。而刘秉文那句"你们是共和国最后一批全科教师"，将在四十年后，成为陈守正人生最真实的注脚——他们确实是最后一批，也是最先被时代抛弃的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