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费是正月十五之后到的。
汇款单由乡邮电所转来，上面印着金额：壹仟捌佰圆整。刘雨剑拿着汇款单去县城邮局取钱，柜台后面的大姐看了一眼金额，又抬头看了他一眼：“《收获》的稿费？你就是那个写《人生》的刘雨剑？”
“嗯。”
大姐把一沓大团结从窗口递出来，十元一张的，厚厚一摞。刘雨剑接过来，手指压在钞票上，能感觉到纸张的新鲜劲儿——刚出印钞厂的纸币，边角锋利，闻起来有股特殊的油墨味。他把钱数了一遍，一千八，一张不少。然后拿出其中一百八十块，剩下的用牛皮纸包好，揣进怀里。
那一百八十块，他花了。
先去供销社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一百五十六块，黑色的车架，镀铬的车把，铃铛按下去“叮铃铃”响。然后又去老街口的文具店买了二十本稿纸、三瓶蓝黑墨水、两支英雄牌钢笔。剩了几块钱，他攥在手心里，走到小卖部门口，想了想，又折回去，在对面点心铺称了两斤桃酥。
张梅看见他把自行车推过来的时候，整个人从柜台后面跳了起来：“你买车了？！”
“代步。”刘雨剑把车支好，从车筐里拿出那包桃酥放在柜台上，“给你的。”
张梅拿起桃酥，又看看那辆自行车，忽然笑了：“以后你骑车来，四十分钟变二十分钟了。”她顿了顿，补了一句，“那我给你留的糖饼，揣过来还是热的。”
刘雨剑看着她笑。正月里的阳光斜照进来，把她耳朵边的碎发照成了浅金色。十七岁的姑娘，站在柜台后面，手里抱着一包桃酥，眼睛弯得像月牙。他忽然觉得，那一百五十六块钱花得真值。
“张梅，”他说，“我要开始写第二篇了。”
“那个建筑工人的故事？”
“对。”刘雨剑在柜台旁边的小板凳上坐下，从怀里掏出一本崭新的稿纸，“我今天就在你这儿写，你忙你的，不用管我。”
他摊开稿纸，拧开钢笔帽，在的横线上写下标题：《承重墙》。然后他停住了。笔尖悬在纸上，蓝黑色的墨水凝成一颗珠子，快要滴下来。
建筑工人的故事。他脑子里装着一千个建筑工人的面孔——上一世他公司里的民工，从四川来的、安徽来的、江苏来的，有的干了二十年还在工地，有的攒了钱回了老家，有的出了工伤躺在医院里等赔偿。他见过他们蹲在工棚门口吃盒饭，见过他们用安全帽舀水洗脸，见过他们接到家里电话时那双突然变软的眼睛。
可这些东西落到纸上，他发现自己不知道怎么排。
他写了一行：“陈大柱是一个建筑工人。”然后他看着这行字，觉得它干巴巴的，像一根被晒透了的木头。他又写：“陈大柱今年四十五岁，在工地上干了二十二年。”还是干。他再写：“陈大柱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吃完两个馒头一碗稀饭，戴上安全帽去工地。”还是干。
他把钢笔放下，把稿纸拿起来看了一遍。三行字，加起来不到五十个字。每个字都对，可合在一起，什么都没有。没有气味，没有声音，没有温度。像一份工作档案，不像一个活人。
张梅忙完了几个买酱油的客人，走过来，歪头看他写的东西。她看了一会儿，没评价好坏，只问了一句：“这个陈大柱，他四十五岁了，还天天吃馒头稀饭，他胃不疼吗？”
刘雨剑愣了一下。
“我爸也吃馒头稀饭，”张梅说，“他吃了一辈子。后来胃坏了，老泛酸，每天晚上要喝一勺小苏打水。”她拿起刘雨剑的钢笔，在“吃完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后面加了一行字：“然后从兜里摸出半片胃药，干嚼了咽下去。”
刘雨剑看着那行字。张梅的字迹圆润秀气，“干嚼了咽下去”这六个字，比他那三行字加起来都有劲儿。他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捅了一下。他一直在想怎么写“建筑工人”，可他把最日常、最琐碎、最贴肉的东西忘了。一个四十五岁的建筑工人，吃了几十年馒头稀饭，他的胃不可能好。他一定得吃胃药。他一定得干嚼。因为工地上没有热水。
“你写。”张梅把笔还给他，“你写陈大柱去工地。他走的那条路上有什么？”
刘雨剑重新拿起笔。这一次他不再想“怎么写好”，他开始想那条路。那条他走过几百遍的建筑工地外面的路。坑坑洼洼的，下雨就积水。路两边是铁皮围挡，围挡上贴着小广告，最上面一张总是被风撕掉一角。陈大柱走在这条路上，戴着那顶黄色的安全帽。帽带子勒在下巴底下，勒出一道红印子。他走出去二百米，路边的早餐摊冒着热气，老板娘隔着老远喊：“陈师傅，今天来碗豆浆不？”陈大柱摆摆手，胃里正泛酸，喝不下去。
他写了两页。抬头的时候，张梅已经卖了好几拨东西了。冬天的日头短，窗外的光线从白亮变成淡金，又变成灰蒙蒙的暮色。他看了看自己写的东西，两页稿纸密密麻麻，字迹潦草，有几处涂改。可这一次他不觉得干了。那些字里有了声音，有了气味，有了那条坑坑洼洼的路。
“写完了？”张梅探头过来看。
“没写完，刚开了个头。”
“让我看看。”她拿过去，从头读到尾。读完之后，她没评价，只是把稿纸轻轻放在柜台上，然后看着他。她的眼神里有种东西，刘雨剑说不上来，像在看一棵刚发了芽的树。
“雨剑，”她说，“这才是你的字。”
那天傍晚骑车回去的路上，刘雨剑一直在想这句话。你的字。他骑在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上，冬天的风刮在脸上像刀片，可他不觉得冷。他踩着脚踏板，链条“咔咔”地转，车轮碾过土路上的小石子，车把微微晃动。他骑得很快，风把头发往后吹。
他写了第一篇自己真正动笔的小说了。虽然只有两页，虽然写得还粗糙，虽然陈大柱的故事后面怎么发展他还没想清楚，但那些字是他的。是他刘雨剑从自己四十多年的记忆里刨出来的。张梅说“这才是你的字”——她看得出来。她永远看得出来。
他骑到村口的时候，碰见了苏西坡。苏老师正提着两瓶酒从邻村回来，看见他骑着新自行车，愣了一下：“雨剑，买车了？”
“稿费买的。”刘雨剑捏了刹车，单脚撑地。
苏西坡围着自行车转了一圈，伸手按了按铃铛，“叮铃”一声，他点点头：“好车。永久的大链盒，皮实。”他直起腰看了看刘雨剑，“雨剑，我今天在邻村听说了一件事。”
“什么事？”
苏西坡的表情有点复杂。他搓了搓手，像是斟酌着怎么开口：“邻村有个知青，前几年回城了，在陕西那边当编辑。他过年回老家，跟我聊起来，说陕西那边也有个作家，写了一篇小说，也叫《人生》。”
刘雨剑心脏猛跳了一下。
“还没发表，”苏西坡说，“在改稿。不过那个作家挺有名的，叫路遥，之前在《延河》发过好几篇东西。你说巧不巧，同一篇小说名字，撞车了。”
刘雨剑攥紧了车把。
“不过没事，”苏西坡笑了一下，“你先发表的，先到先得。那个路遥就算写了同名小说，也只能改名字了。”他又拍了拍自行车座子，“行了，你回去吧，天快黑了。”
苏西坡提着酒走了。刘雨剑骑在车上，停在村口的土路上，一动不动。冬天的风从田野上吹过来，枯草伏低了身子，发出沙沙的声响。他盯着面前那条延伸进村子的土路，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几个字——路遥也在写《人生》。
他抢了路遥的东西。这事他早就知道，可知道了和“听说了”是两回事。知道了只是脑子里的一个念头，听说了是一把刀子插在身上。路遥，陕西的那个作家，正在窑洞里一个字一个字地磨着他的《人生》。他不知道上海这边已经有一篇《人生》发表了。他还在改，还在磨，还在深夜里为了高加林的那条黄土路辗转反侧。
而刘雨剑踩着路遥的肩膀，已经站到了台面上。
他弯下腰，把额头抵在车把上。冬天冰冷的金属贴着他的皮肤，冷得发疼。
上一世他做生意，抢过别人的工程，截过别人的单。那时候他不觉得什么，商场如战场，你抢不到就是你没本事。可现在他抢的是一个作家的作品。一件跟钱无关的东西。一件人家从骨头缝里挤出来的东西。
他直起腰，踩着脚踏板，慢慢骑回家。进门的时候他母亲在灶台前做饭，问他怎么脸色不好。他说没事，骑快了风吹的。他进了自己屋，把门关上，坐在炕沿上，从怀里掏出那两页写好的稿纸。
陈大柱走在工地外面的路上，胃里泛着酸水，早餐摊的老板娘喊他喝豆浆。这是他刘雨剑写的。这个人是活的。
他看了很久，然后把稿纸小心地收进箱子里。他对自己说：路遥，对不起。我借了你的东西用了一回。就这一回。往后，我用自己的。路遥，你还有《平凡的世界》。那本巨著谁也抢不走。你要好好写，等我以后有钱了，我会买一万本《平凡的世界》，发给所有我认识的人。
他在心里说完这些话，觉得胸口那块石头轻了一点。他吹灭了煤油灯，躺在炕上。外面的风大了起来，从屋顶的草缝里钻进来，呜呜地响。他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他第二篇小说的情节。
陈大柱干了二十二年工地，终于攒够了钱，想回家给儿子盖房娶媳妇。可他走的最后一天，工地上出了事故。一块预制板从塔吊上掉下来，砸断了陈大柱的右腿。工地老板赔了三万块，把他打发了。陈大柱拖着断腿回了农村老家。儿子把三万块拿走了，盖了房，娶了媳妇，但没接他一起住。他一个人住在老屋里，每天坐在门口看路过的拖拉机。
后来呢？后来他怎么办？刘雨剑在黑暗里睁着眼睛，想不出后半截故事。他想到了自己的上一世。被兄弟告上法庭，被儿女拒绝，被妻子怀疑，他站在十八楼的窗台上往下跳。他把这些经历翻来覆去地想，想找出一个不一样的结局。一个不跳楼的结局。
他在黑暗里想了一整夜。天快亮的时候他忽然想明白了：陈大柱不能跳楼。他得活着。他得坐在老屋门口继续看那些拖拉机，看一辈子。活着的痛苦比死了更重。但活着才有机会等到下一辆拖拉机开过来。
他爬起来，拧开煤油灯，在黎明的光里摊开稿纸，开始写最后一段。
“陈大柱坐在门槛上。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了，照在那些来来往往的拖拉机上。他想，今天这一辆是去镇上的，那一辆是去县城的。他不知道哪一辆能带他去他想去的地方。但他知道，只要他还在门口坐着，总有一天，会有一辆停下来。”
他放下笔。天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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