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重墙》写了一个半月。
刘雨剑白天上课，晚上趴在煤油灯下写。写到陈大柱断腿那一段的时候，他停下来抽了一根烟。烟是苏西坡给的，大前门牌，一角二分一包。他蹲在院子里抽完那根烟，看着夜幕下黑黢黢的坟地轮廓，忽然想起上一世工地上出过的那场事故——一个工人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脊椎断了，老板赔了五万，把人家打发走了。那工人的儿子后来找了刘雨剑的公司干活，刘雨剑给他安排了最轻省的岗位。可他还是没干住，半年就走了。临走的时候对刘雨剑说：“刘总，我看见脚手架就腿软。”
刘雨剑把烟屁股摁灭在土里，回去接着写。那一段他写了三遍，第一遍太惨，第二遍太淡，第三遍才找到那个调子——不煽情，不冷漠，就像一个人坐在门槛上看着路过的拖拉机，只是看着。
完稿那天是三月中旬，油菜花开了，田里一片黄澄澄的。刘雨剑把稿子用牛皮纸包好，骑车去县城邮局寄给了《收获》。这次寄的是平信，没挂号。他觉得自己已经不需要那个挂号凭证来证明什么了。
稿子寄出去之后，他给张梅念了整篇。在小卖部后面那间小屋里，张梅她姨不在，屋里就两个人。刘雨剑坐在小板凳上，张梅坐在床边，他一句一句地念。念到陈大柱被儿子赶出门的时候，张梅的眼睛红了。念到陈大柱坐在门槛上看拖拉机的时候，张梅的眼泪掉下来两颗，她飞快地擦掉了。
念完之后，屋里安静了一会儿。窗外有蜜蜂嗡嗡地飞，油菜花的香气从门缝里钻进来。
“那个陈大柱，”张梅说，“他还能站起来吗？我是说，他的腿还能好吗？”
“好不了了。”
“那他怎么办？”
刘雨剑把稿纸合上：“他就坐在门口看拖拉机。一直看到有一天，有一辆拖拉机停下来。下来一个人，把他接走了。”
“接去哪儿？”
“不知道。”刘雨剑说，“故事到这儿就完了。以后的事，让读者自己想。”
张梅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也对。你把一个人写活了，读者自然会想着他以后过得好不好。”她抬起头看着刘雨剑，“雨剑，你以后也会去上海吗？就像陈大柱坐在门口等拖拉机那样，去等你的机会？”
刘雨剑还没来得及回答，小屋的门被推开了。张梅的姨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封信：“雨剑，有你的信。上海来的，特挂。”
刘雨剑的心跳漏了一拍。
信是《收获》编辑部转来的，但不是李小林写的。信纸抬头印着“上海电影制片厂”几个红字。写信的人叫李天济，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和文学部主任。信很短：
“刘雨剑同志：阅《人生》后深为感动。小说以质朴笔触写时代巨变中个体的挣扎，极富影像感。我厂拟将其改编为电影剧本，诚邀您来沪共同参与改编创作。食宿由厂方安排，往返路费凭票报销。若蒙允准，请即复电，以便安排接站。盼复。李天济，1982年3月18日。”
刘雨剑把信看了三遍，第三遍看完，手开始抖。他把信递给张梅。张梅接过去看，看到一半就“呀”了一声，捂住嘴。看完之后她整个人从床上弹起来，一把抓住刘雨剑的胳膊：“电影！要拍成电影了！”
张梅的姨在旁边笑得合不拢嘴：“了不得啊雨剑，你这是要成大人物了！拍电影！多少人一辈子都见不到电影厂的大门！”
刘雨剑站在那间小屋里，手里捏着信纸，耳朵里嗡嗡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电影。上一世他当然看过电影《人生》，是1984年上映的，吴天明导演，周里京、吴玉芳主演。那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可现在，那部电影的剧本将由他来参与创作。
不对。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上一世《人生》的电影改编权是属于路遥的。吴天明去西安找的路遥，路遥亲自改的剧本。可现在，编辑部把改编权给了他，因为《人生》的作者是他刘雨剑。
他抢在路遥前面发表了《人生》。现在他也要抢在路遥前面，把这部电影拍出来。
“雨剑？”张梅看见他脸色不对，“你怎么了？你不高兴？”
刘雨剑回过神，挤出笑：“高兴。太高兴了。”
“那你什么时候去上海？”
“我……”他看了看信上的日期，又看了看张梅焦急的脸，“我去跟学校请假。应该这几天就走。”
那天晚上回家，他把去上海的事跟父母说了。刘根生端着饭碗半晌没动，过了好一阵才放下筷子：“去多久？”
“不知道。改完剧本就回来。”
他母亲在旁边抹眼睛，嘴上却硬着：“去就去吧。人家大厂子请你去，不去不像话。”她起身去灶间，翻出一个布口袋，装了十几个煮鸡蛋，又往里面塞了两双新纳的鞋垫，“上海冷，你多穿点。”
第二天一早，刘雨剑去学校请了假。苏西坡第一个拍胸脯：“课我帮你代，你放心去。”陈宇正说：“你那辆永久自行车借我骑几天，保管不给你碰掉漆。”刘静让他帮带一本上海出的《语文教学》杂志。张文英说：“你到了上海，买两包上海牌奶糖回来，给孩子们尝尝。”
刘雨剑站在办公室门口，看着这四个人。草房、土墙、坟地，他在这儿待了大半年，从最初的陌生到如今的舍不得。他点了点头：“都行。等我回来，给你们带好东西。”
走的那天，他去小卖部跟张梅告别。
张梅站在柜台后面，手里攥着一块手帕，攥得皱巴巴的。她没哭，但嘴唇抿着，眼睛红了一圈。
“什么时候回来？”
“改完剧本就回来。”刘雨剑说。
张梅把一块叠好的油纸包塞进他手里：“路上吃。”油纸包还热着，是糖饼。她从柜台下面又拿出一个信封递给他，“给你的信，你到上海再看。”
刘雨剑接过来，信封是普通的白纸糊的，封口贴着一块红纸，像过年贴的窗花。他把信封放进衬衫口袋里，贴着胸口放着。
“那我走了。”
“嗯。”
他推着自行车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张梅还站在柜台后面，手帕已经攥成了一团。她冲他摆了摆手，嘴角拼命往上翘，但眼睛里那层水光怎么都压不下去。
他骑上车，往县城汽车站的方向去。骑出老远，回头还能看见老街上那间小卖部的门脸，在早晨的光线里缩成了一个小小的点。
他从上海县坐长途汽车到上海市区，一路颠了三个钟头。到了上海北站，又换公交车去漕溪北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大门口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招牌，门口两棵高大的法国梧桐，叶子才刚冒出嫩芽。他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走了进去。
接待他的是李天济本人。五十多岁，圆脸，戴一副宽边眼镜，笑起来眉眼弯弯的，说话带点江苏口音。“你就是刘雨剑？这么年轻！”他握了握刘雨剑的手，上下打量他，“我读《人生》的时候，以为作者至少四十岁。那些人情世故写得那么透，没想到你才十八！”
刘雨剑笑了笑，没接话。李天济领他进了厂区，一栋灰色的三层楼房，走廊里贴满了电影海报。他走过《庐山恋》的海报，走过《天云山传奇》的海报，走到走廊尽头一间办公室门口。门开着，里面坐着两个人，正对着剧本讨论什么。
李天济推门进去：“来，介绍一下，这就是《人生》的作者，刘雨剑。”
那两个人抬起头。一个三十多岁，脸方方的，浓眉大眼，一股子西北人的粗犷劲儿。另一个年轻些，二十七八岁，文质彬彬，戴一副金丝边眼镜。
“这是吴天明。”李天济指着那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我们厂的青年导演，刚拍完《亲缘》。他对《人生》特别有兴趣，说想争取导这部戏。”
吴天明站起来，大步走过来握住刘雨剑的手：“刘老师，你写得真好！我读了三遍！”他的手掌厚实，握力很足，像一把老虎钳。
“这是周里京。”李天济指着那个年轻人，“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刚分来我们厂。我看他形象气质，演高加林合适。”
周里京微笑着跟刘雨剑握手，文质彬彬的。刘雨剑看着这张年轻的脸——上一世他在电影里看过周里京演的《人生》，那时候电视机还是黑白的。他忽然觉得恍惚，面前这个人还没演高加林，可他刘雨剑已经看过他演的高加林了。
接下来的日子，刘雨剑就住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每天上午去文学部，跟李天济、吴天明一起讨论剧本。吴天明对“高加林走在黄土路上”那一段特别着迷，反复跟他讨论那段戏怎么拍。“刘老师，你写的那条路，它是直的还是弯的？路两边有没有树？”刘雨剑想起自己补写那一段时脑子里浮现的画面，那条路就在他眼前——弯的，两边的黄土被雨水冲出一道道沟壑，沟壑里长着稀疏的酸枣树。
他跟吴天明说完，吴天明一拍大腿：“对！就是这种感觉！我脑子里看到的就是这个画面！”
刘雨剑站在那间办公室里，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摊开的剧本稿纸上。吴天明拿着铅笔在纸上画构图，周里京在角落里揣摩台词，李天济端着茶杯翻看分镜头本子。这些人认真、专注、眼里有光。他忽然觉得，哪怕《人生》是借来的，可此刻这些人围着它转，把它的每一个字都掰开了揉碎了拍成画面，这本身是一件值得的事。
他在招待所住到第四天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没什么事，一个人走出电影厂的大门，沿着漕溪北路漫无目的地走。走到一条岔路口，看见路边有一栋灰色的老建筑，门口挂着一块铜牌——上海图书馆。他想了想，走了进去。
图书馆里安静得很，高高的穹顶，一排排深色的木质书架。他穿过阅览区，走过文学类书架，一直走到最里面一排。那排书架靠在墙角，光线暗一些，书架上的书脊被磨得发白。他沿着这一排慢慢走过去，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停住了。
墙角有一扇小门。木头的，漆成深绿色，门把手是老式的黄铜圆钮，上面落了一层薄灰。
刘雨剑站在那扇门前，心脏猛地收缩。他见过这扇门。在他的梦里。那晚他睡在土炕上，梦见自己在图书馆里找到了这扇门。门后面有一道白光。
他伸出手，指尖触到那扇门的木板。木头凉凉的，表面粗糙，漆皮有几处开裂。他用了点力推了一下，门纹丝不动。像是锁住了。他又推了推，还是不动。门缝里透不出光，什么声音都没有。
他站在那儿，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滋味。这扇门就是那个穿越的门。它现在锁着。但总有一天它会打开。等他老了的某一天，这扇门会为他敞开，把他送回2025年，送到晚年的张梅身边。
他慢慢收回手，退后一步，看着那扇绿色的门板。他记住了它的样子——裂缝的位置、油漆剥落的形状、黄铜门把手上那道细细的划痕。
他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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