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剑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住了二十天。
招待所在厂区后面，一栋四层高的老楼房，走廊的水泥地被拖把磨得发亮。他住在三楼靠里的一个房间，窗外是一棵老梧桐，三月底的枝头上已经冒出了嫩绿的新叶，每天早晨被阳光一照，叶子绿得透亮，像一片片翠色的玻璃。
他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去食堂吃一碗阳春面加一个荷包蛋——这里的阳春面比老街口的贵两分钱，但汤底更鲜，据说用鸡骨架熬的。吃完后走到文学部，跟李天济和吴天明碰头，一聊就是一整天。
吴天明是个急性子。他拿着分镜头本子满屋子转圈，嘴里念念有词：“高加林跟黄亚萍在城墙上那场戏，天空必须拍灰的。灰的天，灰的墙，高加林的心里也是灰的。我不能把天拍蓝了，蓝了就不对了。”他转了两圈，又站到刘雨剑面前，“刘老师，你写的时候，心里看见的天是什么颜色的？”
刘雨剑想了想。他上一世看过电影《人生》，那部片子是黑白的，可他知道路遥写的时候，黄土高原的天就是灰黄的——春天的风沙把整个天空搅成浑浊的泥汤色。
“灰黄的。”他说，“带着土。”
吴天明一拍巴掌：“对！就是这个色儿！”他转身对本子，开始在本子上画构图。刘雨剑看着他伏在桌上的背影，心里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上一世吴天明后来成了中国电影界的巨匠，拍了《老井》《变脸》那样的经典。可此刻他只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导演，为一个分镜头的手势画了又画、改了又改，稿纸团了十几个扔进废纸篓里。
有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周里京端着餐盘坐到刘雨剑对面。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外套，头发有点长，遮住半边额头，看起来跟小说里描写的高加林确有几分神似。
“刘老师，”周里京扒了一口饭，“我想问问你，高加林这个人，他最后回到农村的时候，心里是恨多还是悔多？”
刘雨剑放下筷子。上一世他在电视上看周里京演的高加林，那是一个沉默的、拧着眉的、把所有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的年轻人。可此刻，这个真实的年轻人在问他高加林怎么想。
“悔比恨多。”刘雨剑说，“他恨的是命运，可命运是什么？是黄土地、是贫穷、是他生在那样一个地方。这些东西他能恨吗？恨不起来。他只能悔。悔自己走得太急了，把一些不该丢的东西丢了。”
周里京听着，慢慢嚼完嘴里的饭，然后点了点头。他什么也没再说，但刘雨剑看见他的眼神沉了一下，像一池水被投进了一颗石子。
下午，刘雨剑一个人出去散步。上海电影制片厂在漕溪北路，出门往南走一里地就是徐家汇。1982年的徐家汇还没那么多高楼，街边的梧桐树已经绿了，骑车的人从树荫下经过，铃铛声一串一串的。刘雨剑沿着华山路慢慢走，经过一家卖旧书的铺子，他停了一下。铺子门口摆着一纸板箱旧杂志，最上面一本是1979年的《人民文学》，封面卷了角。
他蹲下来翻了翻，忽然在夹层里看见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面印着《李双双小传》。他愣了一下，把册子抽出来翻了翻。李双双，公社妇女队长，泼辣、能干、敢说敢做。这本书的作者是李准，后来写《黄河东流去》的那位。
他拿着那本小册子，走进铺子里付了五分钱。然后他走到街对面的邮局，买了一张信纸和一个信封，趴在窗口的台子上写信。
“张梅：我在上海一切都好。电影厂的同志们都很照顾我，吃饭有食堂，住的地方有暖气，比咱们村的土炕暖和多了。改剧本比写小说累，但很有意思。导演吴天明是个认真的人，他每天画分镜头能画到半夜。演高加林的演员叫周里京，长得很像高加林。我跟他说了高加林心里是悔多还是恨多，他听了半天没说话，但后来我看他演了一段戏，眼眶红了。我想他是听懂了。”
他写到这里，停了一下，笔尖悬在纸面上。窗外有电车开过去，“叮叮当当”的铃声传进来。他接着写。
“张梅，我在上海路过一家书店，看见一本《李双双小传》，我买了，回头带给你看。李双双是个厉害的女人，泼辣、能干、能当家。我读的时候老想起你。以后你要是也那么厉害，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他写完落款，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里。贴邮票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多贴了一张，怕超重。他站在邮局门口的台阶上，把信投进了绿色的邮筒里。信封落下去的时候“啪”的一声，轻飘飘的。他想象着这封信坐几天火车到上海县，再从县里转到乡里，最后被邮递员送到老街的小卖部。张梅拆开信的时候，大概是小卖部刚开门的时候。她站在柜台后面，一边拆信一边听早上的广播。广播里大概在放一首歌。
隔了三天，他收到了回信。信来得比他想得快，张梅大概是收到信的当天下午就写了，第二天一早托人送到了乡邮电所。刘雨剑坐在招待所的床上拆信，信纸是那种带红色横格线的作业本纸，叠得整整齐齐。字迹比上次写散文的时候更稳了，横平竖直的。
“雨剑：你的信我收到了。我看了三遍。你在上海好好写剧本，不用急着回来。小卖部这几天生意好，我姨说我算账快了，卖了多少钱一分不差。我每天晚上回家看你的《人生》，看到高加林回农村那一段，我还是会哭。我姨以为我出什么事了，我说没事，看小说看的。她笑我傻。
你问我李双双什么样。我没见过李双双，但我读过她的事迹，她是一个能把自己的日子过明白的人。你信里说我以后也能那么厉害。我不知道。我先把小卖部的账算清楚再说。
你什么时候回来跟我说一声，我去县城接你。你骑自行车回来的时候，路两边油菜花都开了，特别好看。你路过的时候摘一朵带给我。”
信纸后面还有一行小字，字体更秀气，像写的急：“糖饼还给你留着呢。”
刘雨剑把信纸折好，放进枕头底下。他躺下来看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油菜花。三月下旬了，新桥那边的油菜花确实该开了。他想那片黄澄澄的田，想那条从县城通往新桥的土路，想张梅站在小卖部门口，手里攥着一块油纸包着的糖饼。
可他必须先把剧本改完。电影厂给他安排了十五天的创作周期，他要跟李天济一起把小说改成可拍摄的电影文学剧本。今天已经是第十天了，还剩五天。
晚上他继续在文学部加班。走廊里安静下来了，灯一盏一盏地灭了，只有他所在的这间办公室还亮着。他趴在桌上，把白天讨论的修改意见一条一条地整理。忽然有人推门进来，是吴天明。
“刘老师，还没走？”
“改最后一场。”刘雨剑头也不抬。
吴天明走过来，站在他旁边看了一会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根递给刘雨剑。刘雨剑接过来，吴天明给他点上，自己也点了一根。两个人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窗外漕溪北路的夜景。1982年的上海夜晚没什么霓虹灯，路灯昏黄的光映在法国梧桐的叶子上，叶子被晚风吹得轻轻晃动。
“刘老师，”吴天明吐了口烟，“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说高加林最后回到农村，他是认命了，还是他找到了另一种活法？”
刘雨剑抽了口烟，把烟雾缓缓吐出来。窗玻璃上映出他自己的脸，年轻的，但眼神里沉着六十年的东西。
“都不是。”他说，“他是走累了。高加林跑了半辈子，从农村跑到县城，从县城跑回农村，他跑不动了。他坐在那条黄土路上，不是认命，也不是找到了新活法。他就是累了，想坐下歇歇。至于歇完了怎么办，那是以后的事。”
吴天明沉默地看着窗外的夜景，烟在指间慢慢燃着，烟灰积了一截，他没有弹。
“那你说，”吴天明的声音低下来，“一个人跑累了，歇一歇，他还有力气再跑吗？”
刘雨剑把烟屁股摁灭在窗台上。“那得看他歇的时候，有没有人给他送一碗水。”
吴天明转过头看着他。两个人在昏暗的办公室里对视了几秒。然后吴天明笑了一下，把烟也摁灭了：“刘老师，你说的话比我写的分镜头都透。我得回去想想这场戏怎么拍。”
吴天明走了，办公室又剩下刘雨剑一个人。他把烟灰从窗台上擦干净，重新坐回桌前。桌上摊着剧本稿纸，最后一页是空白的，等着他写最后一场戏的结尾。
他拿起笔，写了几行。写高加林坐在村口的土坡上，看着远处的县城。太阳快落山了，把半边天烧成橘红色。他的腿边放着一个旧提包，里面装着他从县城带回来的几本书。路还是那条路，可他坐的位置换了。以前他是站着看路的，现在他是坐着。坐下来的视角不一样了，他发现那些沟沟壑壑里，其实长着几棵酸枣树。酸枣树的果实在秋天会变红，酸甜的，可以吃。
他放下笔，看了看窗外的天。上海的夜空看不见星星，城市的光把天空映成一片灰蒙蒙的橘色。他想起新桥的夜空，繁星满天，银河横跨天际。他想，等剧本改完，他就回去。回那个有星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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