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问题悬在空气里，像店里那串风铃被门夹住了一样，不响，但你知道它在。
我站在门口，试着找一句合适的回答。没有。五年前在成都，我可以用一句"还没想好副歌"搪塞过去，那时候她最多说一句"你总是这样"，然后继续低头看书。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站在两千公里外的北京，她开了一家书店，我没写完的歌已经拖了五年。
"还没有。"我说。
她低下头，把手里那本书翻了个面，封底朝上。过了一小会儿，她说："你坐吧。我去倒水。"
书店的角落里有一张小圆桌和两把木椅子。我坐过去的时候看到桌上放着一本翻开的书，是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书页已经有些旧了，边角起了毛，不知道是她自己看的还是哪个客人留下的。
她从后面的小隔间端了两杯水出来，放在桌上。玻璃杯，上面印着书店的logo——一个小小的"不"字，设计得很好看。
她把杯子放下的时候，抬手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这个动作很轻，很自然，像是已经做了几千遍。五年前她不戴眼镜——那时候看什么都眯着眼凑很近。现在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好像比以前更沉了。也可能只是镜片折射的光。
她在我对面坐下来，把围裙解了，搭在椅背上。
我们之间有大概五秒钟谁都没说话。店里很安静，暖气片偶尔咔嗒响一下。街对面咖啡馆有人在门口抽烟，烟味顺着门缝飘进来一点点。
"你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前天。"
她顿了一下。"前天就来了一直没——"
"我在对面咖啡馆坐了三天。"我说完这句话才觉得有点蠢，但已经收不回来了。
她看着我，表情说不上是什么。不是生气，也不是感动。更像是——确认了什么。
"你还是没变，"她说，"什么事都要犹豫很久。"
"变得挺多的。"我说。
她没接话。
水有点烫，我端着杯子没喝。她倒是喝了一口，然后放下杯子，双手交叉搁在膝盖上。这个动作我很熟悉。五年前每次她觉得尴尬或者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就会这样。
"这书店是你的？"
"嗯。去年开的。"
"名字取得挺好。"
"随便取的，"她说，"本来想叫'不是书店'。"
我端着杯子的手停了。
"不是书店"——成都那家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她注意到了我的反应，很快补了一句："后来想想，都来北京了，总要有点新的东西。就叫不知书店了。"
"知意。"我叫了她的名字。
她抬起头。
五年没叫这个名字了。成都的录音棚里喊过，玉林路的火锅店里喊过，五年前离开的那天在机场大巴上，我在心里喊了无数遍。但现在真的对着她说出来，嘴唇有点抖。
"那首歌的歌名，我倒是想好了。"
她没说话，等着。
"就叫《五年》。"
她把视线移开了。暖气片又咔嗒响了一下。外面有人按电动车喇叭，滴滴两声，很吵，但书店里还是很安静。
过了很久，她说："沈暮，你知道我最气的是什么吗？"
"什么？"
"不是你走了。是你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这句话比我想象中平静。没有哽咽，也没有质问的语气。就像一个事情放了太久，已经不会让人激动了，但你知道它一直在那里。
她低下头，手指在杯沿上慢慢地转了一圈。有一瞬间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还有后半句话。比生气更重的东西。比五年更久的东西。
那半句话悬在她嘴边，和门口那串风铃一样——我知道它在，但她没有让它响。
她只是把杯子端起来又喝了一口。然后抬起眼睛看我。那个眼神让我觉得，她在等的不是我的道歉。是别的东西。而我还没准备好。
我想解释。想说家里出事了、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觉得自己配不上她——这些理由我排练了五年。但现在坐在这里，面对着她的脸，每一个听起来都像借口。
"对不起。"
"这句话你练了五年？"
"练了。"
她笑了一下。很轻，嘴角动了动就收回去了。但确实是笑了。
"歌写完了再给我听吧。"她说。
"好。"
店里又安静了一小会儿。她伸手把桌上的《挪威的森林》翻了一页，然后又翻回来——根本没看进去。我注意到她翻书的时候习惯用食指顶着书脊，和五年前一样。那时候在"不是书店"，她也是这样一边翻书一边等我弹完一段demo。
"你眼睛什么时候开始近视的？"我问。
她愣了一下。然后摘下眼镜，用围裙角擦了擦镜片。"来北京的第二年。可能是看稿子看的。在出版社那几年天天盯着屏幕，看到后来字都是重影的。"
她把眼镜戴回去。镜片上有一小片没擦干净的雾气，在暖黄色的灯光下微微发白。我没提醒她。她也没在意。
外面天色暗了一些。北京的冬天黑得早。书店里的暖黄色灯光显得更亮了。我这才注意到收银台旁边挂着一把吉他，原木色的，弦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
"那把吉他——"
"你放成都忘带走的，"她说，"我搬家的时候带来了。"
我没说话。
她站起来，把两个杯子收了，走回收银台。围裙还搭在椅背上，藏蓝色的，左边的带子还是比右边长了一截。
她在收银台后面坐下，拿起刚才那本书继续套塑料封皮。动作很慢，像一个不着急的人。
"你住哪？"
"朋友家。"
"赵北川？"
"对。"
她点了点头，没再多问。
我在圆桌边又坐了一会儿。水已经凉透了。那本《挪威的森林》还翻在她刚才翻过的那一页。书页上有一道浅浅的折痕，像是被拇指反复压过的。
我站起来，走到收银台前面。
"明天我能来吗？"
她没抬头，手里的书封套了一半，塑料膜在灯光下反着光。"书店每天九点半开门。"
我推开不知书店的门。风铃叮叮当当响了好几下。北京的冷风灌进来，吹得门口的推荐黑板晃了一下。我回头看了一眼——她还在低头套书封，但手指停了。隔了两秒才继续动。
门关上之前，我听到她说了一句。
"明天别又在对街坐一上午。"
我在门口站了两秒。然后往前走。单行道上又开过去一辆车，尾灯在灰蒙蒙的天色里很红。
赵北川发消息问我在干嘛。我没回。
我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沿着那条街一直往下走。脑子里反复回放她那个没说完的眼神——嘴唇动了动，又抿住了。她藏了半句话。我确定。那半句话比"最气"更重，比五年更久。但今天她没说。我也没问。
北京的冬天真的冷。但好像比刚下飞机那天，暖了那么一点点。
走到地铁站门口的时候，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不知书店的暖黄色灯光在灰蒙蒙的街角亮着，像一颗忘了关的灯。
赵北川又发了一条："见到了？"
我打了两个字："见到了。"
然后我把手机放回口袋，走下了地铁站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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