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婷香的青龙梦，经过彭道士一番添油加醋的渲染，在四宝村已是家喻户晓。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竟传到了几百公里以外的重庆市。这事还得从当年的重庆知青说起。
1964至1965年，重庆开始有组织地动员城市中小学毕业生下乡，这批被称为”老知青”，约两万余名。1969年，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号召下，重庆掀起大规模上山下乡热潮，首批”老三届”（1966至1968届毕业生）下乡约一万二千人，此后规模持续扩大，至1976年，重庆已有超三十二万知青到农村和边疆。他们下乡时大多十七八岁，正是抽条长个、充满青春梦想的年纪。那时的重庆市还属四川省管辖，划为中央直辖市，是1997年以后的事了。
1969年秋天，四宝村迎来了三个重庆女知青。
男知青都安排在老山咔咔里头去了。四宝村离公社街道和县城都比较近，与老山咔咔相比，条件就算好的了，所以安排的全是女知青。
那时沿永定河通向公社和县城的公路还没修通，只是一条真正的马路——过马车的路。
公社派马车把她们送到大队，大队再通知生产队去欢迎。
生产队长刘万银带着十几个村民敲锣打鼓到村口迎接。闻讯赶来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加在一起大概有三四十人，十分热闹。只有几岁大的龙青九，也屁颠屁颠地跟在人群中。许多人与其说是去欢迎，还不如说是去看稀奇。他们只见过公社街道和县城里吃供应粮的小城人，还没见过成都、重庆这种大都市来的都市人。见到了，他们不仅觉得这些人跟农村人不一样，也跟公社街道和县城里的城里人不一样。不仅说话的口音不同，肤色也更加白皙好看。人群里有人小声说：“这是不是就是《天仙配》里说的仙女来了哦？”
三个女的，名字分别叫朱碧华、熊东玉、陈秀英。朱碧华最小，十七岁，白白净净，说话声音轻，像蚊子叫，但很温柔好听。熊东玉十九岁，胖，圆脸，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陈秀英二十岁，是三个人里年纪最大的，也是唯一一个党员，她们三个的领队。她剪着齐耳短发，走路步子大，说话像下命令。
生产队早给她们在公房旁边紧挨着建了知青房。土墙，茅草顶，三个房间依次挨着，一人一间。中间那间略大，是共用的灶房，砌了三个土灶，架了三口铁锅。
欢迎的人群散去后，她们站在门口，看着四宝村的山。山比她们想象的矮，但更荒，苞谷秆割完了，地里只剩枯黄的茬子。一只乌鸦从头顶飞过，叫了一声，声音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脖子。
她们就在这样的”广阔天地”里，一边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边也用青春和知识改变着农村。没有她们，至少***的演出要逊色很多。
陆婷香和其他队里人，也给她们讲那个青龙梦。她们把这个故事写进书信里，传到了重庆。
朱碧华喜欢逗龙青九玩，给他糖吃——糖是从重庆带来的水果糖，包着花花绿绿的玻璃纸。龙青九舍不得一次吃完，把糖含在嘴里，等甜味淡了，再拿出来看看，又塞回去。朱碧华看他那样，笑得直不起腰。
陆婷香看着，心里不是滋味。不是因为朱碧华逗儿子，是因为朱碧华身上有一股她说不清的东西——干净，体面，像另一个世界来的人。
她低头看看自己，补丁摞补丁的蓝布衫，手上全是茧子，指甲缝里永远洗不干净的黑泥。她忽然觉得自己老了。
1970年春天，四宝村又来了一个知青。还是个女的，叫李秀兰，从成都来的。十九岁，瘦，但该有肉的地方有肉。眼睛不大，但眼角往上挑。皮肤白，不是朱碧华那种苍白的白，是瓷白，在太阳底下能反光。她说话声音不高，尾音往下沉，有一种磁性。
这一次队里没有专门给她建知青房。队长刘万银安排她住到离公房不远的一户人家。这家只母子两人，母亲叫陈银珍，儿子叫黄荣兴，十一二岁。刘万银叫陈银珍腾出一间房，把原来开在屋内的房门堵了，在外墙另开一道门进出，就像一个单家独户。
刘万银第一眼看见李秀兰，就知道她是让男人睡不着觉的女人。她走路不快，但腰肢轻摆，像溪里的水蛇。她低头干活，后颈露着，白生生的。她说话客气，但眼睛往你身上一瞟，瞟完就移开，像什么都没发生。但你却忘不了那一瞟。
刘万银三十一了，熊安凤嫁给他十年，生了三个娃，肚子又大了。他早就腻了。熊安凤胖，走路喘气，晚上打呼噜。他想要新鲜的。
他找李秀兰，热情地关心知青生活。问她粮食够不够，柴火够不够，晚上怕不怕。他让龙家平多帮她挑水，多帮她劈柴。
龙家平一歪一歪地做着这些事，不说话。他看出来刘万银是啥意思，但他不说破。他是跛子，刘万银是队长，他不想惹他，也惹不起。
李秀兰也早就看出了刘万银不对劲。她十九岁，在成都谈过恋爱，见识过男人，知道男人看女人的眼神。刘万银看她的眼神，不像是看知青，倒像是看猎物。
她不怕。她心里有数。
1970年夏天，一个闷热的晚上。
李秀兰躺在床上，还没睡着，身上穿的极少。听见门外有动静，她睁大眼睛，借着微弱的光线努力向外看。她看见门缝里伸进一把刀，薄薄的，像柳叶，正在拨门闩。拨了好一会还没拨开，拨门闩的手好像不怎么灵活。
她没有喊。她等着。她猜不是盗贼，应该就是刘万银。把她安排住这里，他也许早就起了逮猫儿心肠。
门开了，一个人影闪进来，踉踉跄跄往里走，满身酒味，苞谷酒，两毛钱一斤的那种。
“李秀兰，”那人吐着酒气小声说，“我来了。”
听声音就知道是刘万银，猜得一点没错。
“刘队长，半夜三更撬门进来干什么？”
他不知是醉得麻木了，还是真没有听见，反正他没有答话，只管扑上来，压住了她。他的手很大，很粗，像树皮，在她身上摸来摸去。她没有咬，没有挣扎，闭着眼睛，像死了一样。她更没有喊叫——她知道如果喊叫，肯定会把他吓醒或吓跑。他借着酒劲来，说明他有贼心没贼胆，没有酒壮怂人胆，他是不敢来的。如果真的大声喊叫，有人来了，两人都下不了台。
但就是这样，他也没做完整。
不是他不想，是他不行。酒喝多了，软了，像一节煮得很烂的孬香肠。他在她身上折腾了半天，满头大汗，最后还是泄了气，滚到一边，打呼噜——为了壮胆，他灌的实在是太多了。
李秀兰睁开眼睛，看着屋顶的茅草，又看着墙上那个小窗。窗口里漏进一束月光，像一缕轻纱，朦朦胧胧，若隐若现。
她爬起来，穿上衣服，打开门，走了出去。
她没有去找龙家平，没去找任何一个人，而是一个人在菜地边坐下来。夜露很重，打湿了她的裤脚。她坐了很久，想着怎么把刘万银最大限度地利用好。
三天后，李秀兰出现在公社。
她穿着最好的衣服——一件格子衬衫，一条蓝布裤子，洗得干干净净。她把头发梳了，编成一条辫子，垂在胸前。她没有化妆，但她白，白得让公社办公室里的男人都抬头看她。
她去找的是公社***副主任赵天贵。赵天贵五十来岁，秃顶，肚子大，像怀了六个月。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摊着一摞文件，最上面一份的标题是“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意见”。他看着李秀兰，眼睛眯成一条缝。
“李秀兰同志，”他说，“你有啥事？”
“赵主任，”李秀兰说，声音轻轻的，尾音往下沉，“我有情况要汇报。”
她汇报了刘万银“破坏知青工作”——克扣知青口粮，给知青派重活，晚上骚扰女知青，“影响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热情”。
她没有说”强暴”。她说的是”骚扰”，是”破坏”，是政治问题。她不是要减轻刘万银的罪过，她是要给自己留一些面子。
赵天贵听着，眼睛眯成一条缝。他不是傻子，听出了弦外之音。他看着李秀兰，看着她的白，看着她的腰，看着她的眼睛——那眼角微微上挑，像两把钩子，钩得人心里发痒。
“李秀兰同志，”他说，“你的情况，我了解了。刘万银的问题，组织上会调查。你……你先回去，等消息。”
李秀兰没有回去。她往前走了半步，靠近办公桌。她的辫子垂在胸前，发梢扫在桌面上，像一根手指轻轻抚摸。
“赵主任，”她说，声音更低了，“我一个人，在四宝村，害怕。您……您能不能，常去看看我，在……在人前给我撑撑腰？”
赵天贵的眼睛亮了。他伸出手，碰了碰她的手背。她的手冰凉，像溪水。
“李秀兰同志，”他说，“组织上关心每一个知青。你……你放心。”
李秀兰笑了。笑的时候，眼角嘴角都往上挑，那两把钩子，钩住了赵天贵的眼睛。
一个月后，刘万银被撤职了。公社的文件说：“刘万银同志在担任生产队长期间，存在克扣知青口粮、迫害知青、骚扰知青、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问题，经组织调查，情况属实，现撤销其一切职务，降为普通社员。”
刘万银拿着文件，手在抖。他去找赵天贵，赵天贵不见他。他去找大队支书，支书是他堂兄，但支书说：“万银，这回我也保不了你。上面有人盯着，你……你认了吧。”
刘万银不想认。他知道是李秀兰给他下的药。他看着李秀兰，看着她的白，看着她的腰，看着她的眼睛。他忽然明白了，她不是猎物，是猎人。那眼角和嘴角微微上挑的弧度，就是她的猎枪。
他去找李秀兰：“李秀兰，这一切都是你干的？”
李秀兰看着他。她的眼睛很平静，像两潭死水，深，但没有波澜。
“刘队长，”她说，”你说得不对。组织上的决定，怎么说是我干的？你该问问你自己，或者你去问组织。”
“你勾搭了赵天贵！”刘万银的声音像从喉咙底下逼出来的，“是你让他整我！”
李秀兰笑了。笑的时候，眼角嘴角往上挑。
“刘万银，”她嘴上说，“那天晚上你不行，办不了事。你不行，还想占有我，你胆子很小，色心很重，让我看穿了你们男人就是被下半身和色心左右的动物，让我找到了攀上赵天贵的底气和由头。”她心中想“吃了老娘的洗脚水，你就是行也不行。”
她顿了顿，又说：”赵天贵比你行。他权力比你大，而且他至少能办事。”
刘万银的脸色变了又变。他想打她，手举起来，又放下。他不敢，他现在不是队长了，没了打人的底气。
他转过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像要把她吞进肚子里。
龙青九蹲在不远处的土坎上，看着这一幕。他手里攥着半块朱碧华给的水果糖纸，糖纸已经揉烂了。他不懂大人之间的事，但他记住了刘万银那个眼神——像狗被夺走了骨头。
刘万银也是一个有“革命理想”的人，年纪轻轻就当了队长，他还想当大队支书，想当公社书记，然而，一切都泡汤了。
刘万银一点一点疯了。先是话少了。以前他在村里走动，见了人总要招呼两句，问问庄稼，说说天气。后来他不说话了，见了人只是盯着看，眼神直勾勾的，看得人心里发毛。
然后他开始自言自语。一个人在田埂上走，嘴里念叨着什么，凑近了听，也听不清。有时候忽然停下来，指着空气骂：“贱人！**！老子弄死你！”有时候又哭，哭得像小孩，鼻涕眼泪糊一脸。
村里人开始躲着他。小孩不敢靠近，大人在路上碰见了，也绕着走。他身上的衣服穿烂了也不换，一股酸臭味，隔老远就能闻到。头发长到肩膀，胡子拉碴，像个野人。
他一个人住在土墙屋里，喝酒，喝最便宜的苞谷酒，几毛钱一斤。喝醉了，就躺在地上，对着屋顶说话。
“李秀兰，”他说，“你回来。你回来，我弄死你。”
“赵天贵，你等着。你等着，我弄死你。”
他疯了，潜意识中依然知道该恨哪些人。他谁都想弄死，但谁都弄不死。他只是一条疯狗，在村里游荡，见人就吠，但没人怕他。
龙家平看着刘万银疯了，去找李秀兰：“李同志，刘万银疯了。你……你小心，疯子会无缘无故的打人。”
“龙大哥，“她说，”我不怕。他不行，疯了更不行。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的好意，我会提防的。”
“李同志，”龙家平说，“你……你说刘万银是不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缺德事，遭了这种报应？”
“报应？”李秀兰笑了，“龙大哥，你这是迷信。科学的解释应该是他受到了很大的刺激，精神崩溃了。”
龙家平看着她，没说话。他忽然觉得，这个女人比刘万银更可怕。刘万银的坏是明面上的，她的坏藏在笑里，藏在眼角那微微上挑的弧度里。
1972年春天，赵天贵给李秀兰争取了一个推荐回城的名额。表格上盖着公社***的公章，还有县知青办的审批章。比她先来的那些人都还没回城，她就走了。
走的那天，她穿着那件格子衬衫，辫子垂在胸前。她站在村口，回头看了一眼四宝村的山。
1973年冬天，刘万银死了，冻死的。
他喝醉了，躺在一棵歪脖子树下，睡着了。雪下了一夜，把他埋了。第二天有人发现的时候，他已经硬了，像一根冰棍。
他的脸是笑的。嘴角往上翘，但不是李秀兰那种钩子般的笑。他的笑是僵的，是冻出来的，像冰面上裂开的纹路，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
熊安凤来收尸，哭了几声，也没多伤心。她早就当这个男人死了。她带着三个娃，嫁给了二十里外村子里的一个鳏夫，日子照样过。
熊安凤把刘万银埋在关山上的乱坟岗，没有给他立碑。后来刘万银的土墙屋塌了半边，成了野猫的窝。有时候夜里走过，能听见猫叫，像婴儿哭，也像人笑。
龙青九他后来长大了，才知道李秀兰那种笑容叫什么——那不是笑，是钩子，是猎枪，是某种让人心甘情愿往陷阱里跳的法术。
而刘万银，就是那个掉进陷阱里的猎物。他色心太重，太重的东西，总会把人坠死。
四宝村的人后来提起这件事，总说刘万银是”色字头上一把刀”。但龙青九知道，这句话说错了，看错了，仔细看，色字头上那不是一把刀，那是一个钩子，长着倒刺的钩子。钩子钩住了刘万银的魂，钩住了赵天贵的权，也钩住了一个时代的某种真相。
很多年后，龙青九在成都的饭馆里，听见有人说起成都的一个女干部，姓李，叫李秀珠，在妇联工作，风评很好。履历在他的家乡当过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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