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把毛边纸的事压到午后，才出门去海事局。
街上的雾还没散尽，灰白地挂在电线杆之间。他走得很慢，右手始终插在外套口袋，指节抵着那枚梧桐果。果壳早干了，可银丝还在柄上绕着，凉意隔着布料渗进掌心。
临海的旧楼墙皮剥了大半，露出里头的灰泥，潮得发黑。一阵风过来，咸味猛地撞在脸上，比巷子里重得多。他停了停，把外套裹紧，想起费澜那句“雾重”——可今天雾不重，是海自己腥。
他沿着海堤走了一截，几艘渔船泊在桩下，缆绳浸得发黑。一只海鸟掠过水面，叫得尖。他想起昭明号也是从这片海归的港，七年前的雾，和今日的没什么两样。
楼门口蹲着两只石狮，狮身潮得长毛。他迈过门槛，鞋底在水泥地上留下湿印，一路通到走廊。
海事局在临海的一栋旧楼里。走廊一股消毒水味，混着窗外飘进的海盐。天花板中央吊着一台电扇，叶片转得慢，嗡声贴着耳根。公示栏上钉着几张褪色照片，其中一张是昭明号的舷侧，甲板尽头立着一口铜钟，钟绳垂在半空。他停了一步，记住了那口钟的样式，才去柜台前。
值班的抬起半张脸，说科长费澜在里间，朝尽头的门努了努嘴。走廊尽头的窗开着，海风卷着消毒水味扑进来，吹得墙上的照片角直颤。一张照片里，钟楼底下的台阶上站着几个人，都背着光，脸看不清。沈砚多站了两秒，想看清最前头那个人，可光把脸吃没了，只留一个瘦长的影。那影让他想起昨夜杂货店门洞外，那人也这般瘦长。
费澜的办公室不大。科长约莫四十，袖口卷到小臂，手里转着一支钢笔。桌上摞着高高的卷宗，一只茶杯搁在边上，茶色浑黄。墙角立着个镜框，面朝墙，只露出木框的背和一道白大褂的袖边。那镜框他多看了两眼。白大褂的袖边从木框缝里露出来，袖口别着枚小蓝牌——是船医的标记。这楼里摆着船医的相，却面朝墙，有人不愿让来人看见。费澜抬眼打量他，目光从眉骨落到袖口，停了一瞬。科长手里那支钢笔转得稳，银色的笔夹在指间一闪。他指甲修得干净，左手无名指戴一枚素圈，金属颜色和沈砚银链相近。沈砚把袖口又往下拉了拉。
桌角压着块石镇纸，刻着“涉密”二字，和印章一个样。镇纸边搁着张翻开的旧照，是艘船的舷号，被茶杯压住半边，看不全。舷号的两个字被茶渍糊了，只露出个“明”的头，和昭明号的“明”同一个写法。沈砚多看了一眼，把那半截舷号记在心里。
沈砚把介绍信放在桌沿：“我是档案馆的，做民国航运文献修复，想调昭明号七年前的归港档案。”
费澜垂眼扫了扫信皮，没拿，指尖在桌沿敲了敲。那一下敲得很轻，却让沈砚想起昨夜钟楼那声孤响的尾音。
费澜没接信，先看了他一眼。那一眼比旁人久。
“这类档案不对外。”费澜拿起一枚红印章，蘸了印泥，在请求单上按下“涉密”两个字。印泥的红洇开，盖住了纸底一处更淡的旧痕——沈砚瞥见那痕是半个“费”字，是早先另一枚章留下的。印泥堆在铜盒里，红得发暗。费澜按下去时，手腕稳，力道匀，这类章他盖过无数回。那枚“涉密”的印，和他家姓的印，叠在同一个位置。沈砚记下了印泥的色，暗红里发乌，和那封匿名信上的墨不是一种——写信的人，和盖印的人，不是一伙。
费澜把笔放下，身子往后靠：“你住西巷旧公寓那片吧。我小时候也在那带跑，巷口的井早枯了。”
沈砚没说过自己住哪。他只把袖口往下拉了拉。
“你母亲可曾提过昭明号。”费澜问得平。
袖口没拉住，银链的链坠滑出来半寸。费澜的目光落上去，停了一瞬。
“这链子，老物件了。谁给的。”
沈砚把链子收回袖里。费澜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叶是碎的，梗多，汤色发暗——和沈砚常在巷口小店买的廉价碎茶一个样。他认得那种叶形，断口糙，煮出来泛苦。费澜的杯沿还留着一道浅浅的茶垢圈，和他自己那只搪瓷缸上的，位置都一样。两个喝同一种碎茶的人，一个在档案馆修书，一个在海事局封档案，杯沿的垢却长在同样的地方。他想起自己那只搪瓷缸，豁的也是同一道沿，喝茶时嘴唇总碰到那处。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喝茶的毛病却从一个模子出来。
“你来做修复，怎么偏挑了昭明号。”费澜的语气忽然淡了，“这船七年没人提了。”
“馆里受潮的档案堆着，按编号轮到的。”沈砚把介绍信往回抽了抽，“只是轮到这卷，名字被人刮过。”
费澜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节奏和钟楼昨夜那一声差不多。他笑了笑，笑不到眼底：“刮名的事归我们管。你别深究。”
费澜倾了倾身子，问得慢：“你多大，哪年来雾港的。”沈砚答了岁数，没答年份。费澜又问：“你认不认得老周，修钟的那个。”沈砚说馆里打过照面。费澜点点头，目光落到他袖口，停了停，没再问。费澜端起茶杯又抿了一口，视线越过他，落在窗外钟楼的尖上，半晌没动。那目光不是看景，落在钟楼尖上，半晌没移。
沈砚站起来。费澜也起身，绕到他身侧，替他拉开门。门轴吱呀一声，廊里的风灌进来，把桌上那张旧照吹得翻了个面——这一瞬，沈砚瞥见照里不是船，是几个人站在钟楼台阶下，最前头一个，背影和老周一般瘦长。费澜也起身送客，走到门边，忽然说：“你母亲若在，也不愿你碰这些旧档。她当年托人把你送来雾港，可不是为了让你翻船上的事。”
沈砚在门口顿住。父亲的事，他从没在任何人面前提过。
他没接这话，只把介绍信折起。费澜却笑了下，转回桌后，把那枚红章轻轻放回盒里，动作慢，好让他看清章底那个“费”字。门在身后合上时，沈砚听见费澜对着空气说了一句：“雾港的事，问多了没好处。”
走廊里电扇忽然停了，嗡声断在一半。走出办公室，走廊比来时更静。那张钟楼台阶的照片，背光的脸，一直跟着他到楼梯口。楼梯转角的窗正对钟楼，雾里那尖顶只剩个影。他站了片刻，那尖顶静静立着，他转身下了楼。
沈砚走出海事局时，费澜站在窗后拨了一个电话：“查查那个修复师在雾港的租房记录，还有他母亲的名字。”
他低头看手里的请求单，翻到空白的背面——红印泥从正面渗过来，显出一个淡淡的“陆”字，和舱单刮痕底下的那个，是同一个写法。这字不是他写的。
他走出楼，海风裹着咸味拍在脸上。脚下一绊，他伸手抓住栏杆，指节磕在铁上，生疼。费澜说的“你母亲若在”，和毛边纸背面那行小字，和舱单底下的“陆”，在他脑子里来回撞。腕上银链的空缺，隔着袖布一下下硌着腕骨。
他把单子折起，塞进内袋。雾港的雾，今夜怕是还要起。
他回头望了眼海事局的楼。费澜在二层窗后站着，手里端着那只豁口茶杯，隔着雾看他。沈砚把领子竖起来，转身进了巷。巷口的馄饨摊还支着，铝锅腾着和白日的白汽。他忽然想起，费澜杯里那点碎茶，和这摊子卖的，是同一个纸包里出来的。雾港小，喝同一种茶的人，未必是一条心。
他沿巷走了一截，鞋底碾过馄饨摊边丢的虾壳，咔地一声碎。楼里那台电扇又嗡起来，一声，停，隔了好久才又一声，把今夜的雾一下下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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