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申斌四五岁的时候，是曾晓婉身后的小尾巴。
她走到哪，他跟到哪。她去巷口买糖，他帮她拎着装糖的纸袋子，袋子是旧报纸糊的，油墨味混着麦芽糖的甜香；她去滩涂边捡花蛤，他帮她提着小竹篮，篮子比他脑袋还大，拖在地上磕磕绊绊的；她爬树摘杨桃，他站在树下仰着头，张开胳膊等着接掉下来的果子，脖子仰酸了也不肯放下。
村里的大人总笑他们，说支书家的小丫头养了个小跟班。曾晓婉听了就叉着腰，小胸脯挺得高高的，反驳得理直气壮：“阿斌是我弟弟，我护着他怎么了？”
曾申斌站在她旁边，不说话，只悄悄把手里最大的那个杨桃塞进她口袋里。他嘴笨，不会说好听的，就习惯把好东西都留给她。她发现了就把杨桃掏出来，掰成两半，大的那一半塞回他手里：“你吃，你比我小。”
那时候日子慢。太阳从海面上升起来，把滩涂照得金灿灿的，又慢悠悠落到山后面去，一天好像长得过不完。他们最爱去的地方是村尾的滩涂，退潮的时候露出一大片泥地，黑油油的，藏着数不清的蛏子、花蛤、小螃蟹。曾晓婉挽着裤脚，裤腿卷到膝盖上头，踩在泥里动作比他还麻利。她手指一挖一个准，蛏子从泥里被揪出来，壳上还挂着水珠，不一会儿小篮子就满了。
她总把大个的蛏子拨到曾申斌篮子里，嘴上还不承认：“我不爱吃这个，塞牙。”
曾申斌知道她骗人。上次阿母煮了蛏子汤，她来家里吃饭，一口气喝了两大碗，喝完还用舌头舔碗边，阿母笑着说她像只小猫。可他不说破，默默记在心里。下次上山采草药，就把最甜的野草莓摘给她。野草莓小得很，只有指头大，藏在一片绿叶子底下，他蹲在草丛里找了半天才找了一小把，全用芋头叶包好，塞进她手里。
那时候村里的孩子也分派系。长房二房的孩子凑一堆，八房的孩子凑一堆，弱房的孩子大多孤零零的，三五成群的事轮不到他们。曾晓婉是支书家的女儿，在哪都能说上话，村里的孩子王见了她也得给三分面子。可她偏就爱跟曾申斌玩，别人叫她跳房子她不去，叫她丢沙包她也不去，就蹲在滩涂上跟曾申斌一起挖泥。
有一回八房的几个小子抢他们挖的花蛤，领头的就是曾二混子家的老大，一把就把曾申斌的竹篮掀翻了，花蛤撒了一地，滚进泥水里。曾申斌蹲下去捡，被他一脚踩住了手背。
曾晓婉一下子就炸了。她冲上去，张开胳膊挡在曾申斌前面，脸涨得通红，嗓门大得整片滩涂都听得见：“你们凭什么抢东西？再抢我就告诉我爸，扣你们家工分！”
那几个小子有点怕支书——毕竟工分是实打实的东西，扣了工分回家得挨揍。他们骂骂咧咧地走了，临走那个领头的还推了曾申斌一把。曾晓婉回头看他摔在泥里，浑身都是黑泥，赶紧蹲下来扶他，拍他身上的泥。拍着拍着她眼圈就红了，鼻尖也红了，说：“都怪我，没护住你。”
曾申斌从泥里坐起来，拍了拍她的手，说：“没事。泥不脏。”
他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连眼眶都没红。他确实没觉得有什么好哭的，被推一下就哭，那以后怎么办？他低头把散落的花蛤一个一个捡回篮子里，有几个壳都踩碎了，他把碎的挑出来扔掉，好的放回去。
那天回家的路上，他一路没说话。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一高一矮，在石板路上慢慢移动。他知道她护得住他一时，护不住他一世。她是支书的女儿，总不能一辈子跟在他身边。真要没人敢欺负，还得自己有本事。
他们俩还有个固定的去处，是祠堂旁边的老榕树下。那棵榕树不知道长了多少年了，树干粗得三个大人合抱不住，气根垂下来一大片，像老爷爷的胡子。树下有块青石板，被一代代人的屁股磨得光滑发亮，太阳晒在上面暖烘烘的。曾晓婉总在那教他认字。她比他大一岁，早一年去了幼儿班，学了生字就回来教他。她用树枝在泥地上写，他跟着写。她字写得歪歪扭扭，像刚爬出来的小螃蟹，一撇一捺都分不开，可她教得特别认真，写错了还要用树枝划掉，重写三遍。
“这个字念‘人’，一撇一捺，站得稳才叫人。”她一本正经的样子，像极了大队里的教书先生，就差鼻梁上架副眼镜了。
曾申斌跟着写，一笔一划写得比她工整多了。他天生手稳，握树枝像握笔，横平竖直。她看了有点不服气，撅着嘴说：“你写得好看也没用，我比你先学会。”说完自己先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他们在榕树下写字的时候，不远处的田埂上总蹲着个小姑娘。比曾晓婉小一点，梳着齐耳短发，头发有点黄，不像是染的，像是缺营养的那种黄。手里攥着一把猪草，安安静静地看他们。看一会儿就低下头捻草叶，捻得碎碎的，绿色的汁液染在指尖上。眼神总往泥地上的字上飘，带着点羡慕，又带着点怯。
曾申斌后来知道，她叫曾秀兰，是八房曾伟雄的亲妹妹。明明是一房的人，性子却和她哥半点不像。她哥走路带风，骂人嗓门大得隔三条巷子都听得见；她走路没声，说话细得像蚊子，看人的时候眼睛总是往下看，不敢直视。
有一回她不小心摔了，膝盖擦破了一大块皮，血珠子渗出来，顺着小腿往下淌。她坐在田埂上掉眼泪，周围几个八房的孩子都在，有的在打闹，有的在割猪草，没一个人管她。她就那么坐在地上，用手背抹眼泪，越抹越多。
曾申斌刚好跟着阿爸去采草药路过。他看见了，蹲下来，从阿爸的药篓里拿了几片车前草叶子，放在石头上捣碎了，敷在她膝盖上。草药汁凉凉的，碰到伤口她嘶了一声，缩了缩腿，又忍住了。
她抬起头看他，眼睛红红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子，像只受惊的兔子。半天憋出一句：“谢谢你。”声音细得差点被风吹散了。
曾申斌摇摇头，没说话，站起来跟着阿爸走了。
走出去很远，阿爸才开口。他肩上背着药篓，步子不快，声音也不高，像是自言自语：“秀兰这孩子，命苦。她哥太横，她妈走得早，在家里也受气。她哥说女孩子读书没用，不让她上学，就让她在家干活、喂猪。”
曾申斌没接话。他回头看了一眼，她还坐在田埂上，望着他们的背影。膝盖上敷着的草药糊了一层绿色的泥，手里还攥着那把猪草。她的目光又落在了地上曾晓婉写过的生字上，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被风吹得有点模糊了，可她还在看。
那时候他还不懂，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时候就始于一次伸手、一株草药。田埂上这个安安静静的小姑娘，会在往后的几十年里，和他的人生缠缠绕绕，剪不断，理还乱。
除了滩涂和老榕树，他们最常去的就是晒谷埕。农忙的时候，大人们都在晒谷埕上干活，翻谷子、扬谷壳，热热闹闹的。金黄色的稻谷铺了一地，在太阳底下闪着光，空气里飘着细碎的谷壳，呛得人直打喷嚏。曾申斌和曾晓婉就蹲在边上玩石子，看大人记工分。
记分员就是曾伟雄。他叼着烟，靠在竹筐边上，记工本摊在膝盖上，圆珠笔夹在耳朵后面。给谁记多少，全凭他一句话。弱房的人家出工早走得晚，汗水摔在田里摔八瓣，工分总比别人少；八房的亲戚迟到早退，蹲在田埂上抽两根烟就走了，工分照样记满。七房的人跟着他混，也能沾不少光。
没人敢当面说什么。大家都知道，曾伟雄和大队副主任沾着亲，八房人又多，得罪了他往后日子不好过。弱房的人只能在私底下咬耳朵，出了晒谷埕就不敢吭声。
只有二房的曾守义敢跟他硬刚。曾守义是退伍军人，当过班长，身板挺得像一杆枪，走路都带着风。他是二房的生产队队长，每次记工分都要盯着曾伟雄的笔，少一分都不行。
有一回曾伟雄给二房的一户孤寡老人少记了工分，曾守义当场就拍了桌子。晒谷埕上吵得很凶，稻谷壳飞得满天都是，曾守义一把夺过记工本，啪地摔在竹筐上。他的声音像洪钟，隔着半个晒谷埕都听得一清二楚：“工分是社员的血汗钱，你凭什么说扣就扣？今天你必须给改过来，不然我就告到公社去！”
曾伟雄也不是善茬，把烟头往地上一摔，骂骂咧咧地撸袖子耍横。他身后的几个八房后生也围了过来，拳头攥得咯咯响。曾守义一个人站在那，纹丝不动，眼神像两把刀子，盯着曾伟雄，眼皮都不眨一下。
最后还是老族公拄着拐杖出面，站在两人中间，拐杖往地上重重一顿，才把事压下去。曾伟雄不情不愿地改了工分，走的时候瞪了曾守义一眼，那眼神像要吃人，牙关咬得腮帮子一鼓一鼓的。
那天曾申斌蹲在谷堆后面，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他记住了曾守义挺直的腰杆，记住了他洪钟一样的声音，也记住了曾伟雄恶狠狠的眼神。那种眼神让他后背发凉，像是被一条毒蛇盯上了。
晚上回家他问阿爸：“为什么曾伟雄可以乱扣工分？”
阿爸正在碾药，药碾子咕噜咕噜转着，铁轮子在石槽里滚来滚去。他沉默了一会儿，手里的活没停，说：“因为他手里有权。权这个东西，好人拿着能帮人，坏人拿着就会害人。”
“那为什么没人管他？”
“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阿爸停下手里的活，铁轮子不转了，屋子里忽然安静下来，“弱房没人，说话就没分量。所以让你好好读书，有本事了，才能护着自己，护着家人。”
曾申斌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那天夜里他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潮声一阵一阵的，像是有人在远处敲鼓。他盯着黑漆漆的房梁，第一次对“本事”两个字有了模糊的向往——不是要掌权，不是要当官，是要长出能护住家人的力气，让阿母不用看人脸色，让姐姐不用被人欺负，让阿爸不用大半夜去给人看病还不敢收钱。
曾晓婉却好像从来不懂这些烦恼。她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脸上永远挂着笑，口袋里总藏着吃的，不是地瓜干就是水果糖。水果糖是用透明的塑料纸包着的，她剥开糖纸的时候小心翼翼，生怕撕破了，吃完糖还把糖纸夹在课本里压平。她总说，等他们长大了，就一起去县城读书，去很远很远的北京看天安门。
“爸爸说北京城好大的，有好多好多楼房，好多好多汽车和自行车。”她眉飞色舞地讲，手舞足蹈地比划，眼睛亮得像星星。她的世界里没有工分没有房头没有强弱，只有好吃的糖果和远方的北京。
曾申斌坐在她旁边，听着，笑着，心里悄悄想：等我有本事了，就带她去。去县城，去北京，去她想去的一切地方。
那时候他们都还小，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潮涨潮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会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走出这个渔村去看外面的世界。
他们不知道，人和人之间早就隔着看不见的墙。她是支书家的千金，他是弱房的寒门子弟；她将来顺顺当当读书嫁人，他要拼尽全力才能挣一口饭吃。那堵墙现在还看不见，但它就在那里，等他们长大就撞上去了。
田埂上的曾秀兰还在捻着草叶，手指被草汁染得发绿。晒谷埕上的争吵还在继续，曾守义和曾伟雄的梁子越结越深。海风卷着咸腥味吹过老榕树，气根轻轻晃荡着，把少年人的心事吹得像飘在空中的谷壳，轻飘飘的，没个着落。
曾申斌蹲在榕树下，用树枝在泥地上又写了一个“人”字。一撇一捺，站得稳稳的。
曾晓婉凑过来看，点了点头：“嗯，这次写得比我好了。”
他笑了笑，没说话。他把那根树枝扔到一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很多年后曾申斌再想起那些日子，总觉得像一场泛着黄的旧梦。石板路，花蛤壳，榕树下的生字，还有曾晓婉扎着羊角辫的背影，都浸在咸湿的海风里，温柔得不像话。她在前面跑，他在后面跟，两个半大的孩子一前一后，踩碎了夕阳，踩碎了一地的金色。
那是他这辈子最干净、最安稳的时光。没有算计，没有博弈，没有权钱交易，也没有身不由己。只有两个半大的孩子，手牵着手，踩着夕阳的影子，一步步走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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