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街道办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棋牌室的大妈们已经在搓麻将了，“碰”“杠”“胡了”的喊声隔着墙都听得清清楚楚。黄大爷趴在老位置上晒太阳，看到李长安带着沈栀栀走进来，耳朵转了转，但没有睁眼。只是尾巴在地上懒洋洋地扫了两下，像是在说——知道了，又一个没走成的。
李长安先把沈栀栀安置在二楼的临时收容室。说是收容室，其实就是一间空置的办公室改的，十来平米，有一张行军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户朝南，正对着老年活动中心后院里那棵老槐树。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漏进来，在地板上洒了一地碎金。
他从后勤领了一套新被褥铺上。被褥是孙姐给的，蓝色格纹，散发着洗衣液的味道。孙姐听说要来新“住户”，又多塞了一条毛毯和一个热水瓶过来，末了压低声音问：“是那个——梧桐花苑那个？”
“您也知道？”
“废话，我在这个科室干了二十年了，什么不知道。”孙姐把毛毯往李长安怀里一塞，“老周每年都托人给她送花的事儿，全科室谁不清楚？有一年老周摔了腿，还是我替他跑的花鸟市场。那个姑娘——”她往楼上看了一眼，声音又低了几分，“是个苦命人。好好安置，缺什么跟我说。”
李长安抱着毛毯上楼，又从孙姐那里要了个玻璃瓶，把带来的栀子花插进去，灌了半瓶清水，放在窗台上。阳光穿过花瓣，在桌面上投下一小块摇曳的光斑。
“条件简陋，凑合住。”他把热水瓶放在桌脚边，“吃饭去楼下食堂，三餐都管，不用刷卡。早餐七点到八点半，午餐十一点半到一点，晚餐五点半到七点。今天中午有红烧肉，孙姐的手艺，我们科长每次能吃三碗。”
沈栀栀站在窗前。阳光穿过她的身体照在地板上，她的影子比正常人淡很多，像一杯被水稀释过的牛奶。藤蔓从她脚踝延伸出来，在地板上缓缓蠕动，触碰到阳光的时候会微微蜷缩，然后又舒展开。她看着窗台上那朵栀子花，看了很久，忽然问：“老周他……是怎么走的？”
李长安的手指在兜里碰到了那个牛皮纸信封。
这是王建国早上塞给他的。当时他刚从梧桐花苑回来，准备汇报安置方案，王建国什么都没说，只是从抽屉里拿出这个信封，拍了拍他的肩膀。信封没有封口，纸已经泛黄了，但保存得很平整，没有折角，没有水渍。
他把信纸抽出来，展开。
“沈小姐，我这个月可能去不了了。下个月一定。——1987年11月。”
钢笔字。工工整整。跟档案盒里每一份复查记录的字迹一模一样，连标点符号的习惯都一致——句号总是点得很用力，像一个小小的墨点，生怕别人看不清。
“这是他退休那年写的。”李长安说，“后来他让同事替他来，一年换一个人。档案室的陈师傅、后勤的张姐、我们科长王建国——他们都给你送过花。你可能不太记得每张脸，但他们都来过。老周退休的时候把你这本案卷单独抽出来交给科长，说这辈子的案子不多，但只有这一个没结——不是不能结，是不想结。他说你不是妖怪，你只是还没等到。”
沈栀栀接过那张信纸。藤蔓缠绕的手指微微发抖，信纸在她手里簌簌作响。翠绿色的竖瞳里有什么东西在碎裂，但没有流出来。残魂不会流泪，九十年都不会。但她的眼眶边缘泛起一圈极淡的水光，像被露水打湿的花瓣边缘，在阳光下闪了一下，又消失了。
“他年轻的时候，”她的声音很轻，像在翻一本很旧很旧的书，每一页都脆得不敢用力，“第一次来我家查煤气，敲了三次门都不敢进。那时候这里还没有花苑小区，是一大片平房，我家那个院子还没拆完，剩了半堵墙和一截楼梯。他站在楼梯口喊‘有人吗’，喊了好几遍。后来我给他泡了杯茶，他喝了一口就呛到了，说太甜。我说我加了半罐蜂蜜——我不知道活人要放多少糖。我在阁楼里关了好几年，死之前没人教过我这些。”
“后来呢？”
“后来他每个月都来。带一盆栀子花，给我读报纸，告诉我外面变成什么样了。他说胡同拆了，盖了楼，自行车变成了汽车，买东西不用粮票了。他说香港回归了，办了奥运会，手机可以拍照了。每次来都有新东西讲，讲得眉飞色舞的。我其实听不太懂，但看他讲得那么高兴，就觉得那些不懂的东西大概都是好的。”
她低头看着信纸上那句“下个月一定”，手指在“一定”两个字上来回摩挲。
“最后那几年，他头发白了，走路慢了，上楼要扶着栏杆喘一会儿。但每次来还是带花。我说你别跑了，这么远。他说不远的，坐公交车就几站路，公交卡刷一下六毛钱，老年人还半价。”
“他最后一次来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很久，没进来。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把花放在门口就走了。那盆花开得特别好，有二十几个花苞，香了整个夏天。”
“他没来。但我没怪他。九十多年了，就他没骗过我。他说下个月一定来，每次就真的来了。只有最后一次说‘一定’，没来成。但最后一次，不算。”
她把信纸贴在胸口——胸口以下，心脏的位置，是半透明的。透过信纸能看到窗台上那朵栀子花，白得像一小团凝固的月光。她的手指紧紧攥着信纸边缘，藤蔓无意识地收紧，在上面留下了一圈细小的绿痕。
李长安说：“他五年前走的。走之前把你这本案卷交给了王科长。王科长没撤案卷，每年还是安排人去复查，带花。只是这几年人手紧，有时候会晚一两个月。档案室的陈师傅腿脚不好了，后勤孙姐又太忙——所以今年换了我。”
“你叫什么名字？”沈栀栀忽然抬起头问他。这是她第一次问他的名字。
“李长安。长安街那个长安。”
“李长安。”她念了一遍，像是在给这个新名字存档，“谢谢你帮我送花。花盆确实不太好看，但花是好的。”
李长安说下次换素色的。
沈栀栀把信纸小心翼翼地对折，还给李长安：“这个你帮我保管吧。我怕我哪天消散了，弄丢了。”
李长安接过信纸的时候，手指碰到她指尖的小花。那些花很凉，但不是冰的那种凉——是深夜里栀子花瓣沾着露水的那种凉，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清甜。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她说过，她不喜欢红色。
“你以前跟老周也说过红色花盆不好看吗？”
沈栀栀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看着自己指间那些米粒大小的花苞：“没有。老周第一次买的就是红色的，印着‘恭喜发财’。我觉得他挑得那么认真，不好意思说。后来他就一直买红色的，大概以为我喜欢。九十多年了，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我不喜欢红色。”
李长安看着她。她坐在行军床边，阳光穿过她的身体，在地面上投下一个极淡的影子。影子周围，几根藤蔓从她脚踝延伸出来，缠在椅子腿上，缓缓蠕动。有一根藤蔓爬上了窗台，卷住了玻璃瓶的瓶口，开出一朵新的小花。
“沈栀栀。”
“嗯？”
“我每个月也给你送一盆。栀子花。素色的盆，白色或者浅蓝色。不印字的那种。”
她没有回答。但她笑了。那个笑容比刚才放大了一点，确定了一点——像确认了某种久违的约定。窗台上的栀子花在她笑容里又绽开了一瓣，香气漫过行军床，漫过蓝格纹被褥，漫过阳光里浮动着的尘埃。
李长安带上门，走到走廊。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档案室那位陈师傅借给他的铜手电筒还在兜里。他拐进档案室，把电筒放在桌上。
老头依旧在看报纸，姿势跟三天前一模一样。
“谢谢您的手电筒。沈栀栀认出您了——她说老陈挑的花盆比老周好看。”
老头翻报纸的手指停了一秒。只是一秒。然后他继续翻报纸，依旧没有抬头。
李长安已经习惯了这个答案。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苍老的、沙哑的、像是很久没说过话的声音：
“下个月送花的时候，用素色的盆。白色。纯白，不要带花纹。”
李长安停在门口。他回头看，老头已经把报纸翻到了下一页，仿佛刚才那句话是另一个人说的。但报纸拿反了——头版头条倒着冲下，老头的目光却稳稳地落在上面，仿佛每一个字都看得清清楚楚。
“知道了，陈师傅。”李长安说。
他走出档案室的时候，走廊尽头传来黄大爷打呼噜的声音。楼下王建国的搪瓷缸子磕在桌子上，孙姐扯着嗓子喊“开饭了”，食堂飘来红烧肉的浓香。麻将声、狗鼾声、锅铲声——这栋挂着“老年活动中心”牌子的老楼，每一天都是这样嘈杂而鲜活。
走廊那面挂满锦旗的墙上，最旧的那面旁边，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相框。不是锦旗，是一张手绘的图，画着一个穿旗袍的姑娘站在栀子花丛里，线条简单，颜色却涂得很用心。旁边用钢笔标注了一行小字：
“沈氏，残魂。非敌，勿扰。如需接触，请带栀子一盆。”
落款：特殊事务科全体同仁。日期：1987年。
笔迹跟档案盒里每一份复查记录一模一样。周卫国的字。他在把她编入档案的那一天，亲手画了这张图，亲手写了这行字，亲手把它挂在了科室的墙上。然后他的同事们替他守了三十七年。
李长安站在那面墙前，忽然想起沈栀栀说的话——九十多年了，就他没骗过我。
他走向食堂。今天有红烧肉，去晚了就没了。
（第六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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