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柠从殡仪馆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证物袋。
她把袋子放在会议桌上，透明的密封塑料里折着一条深红色的粗麻布，两指宽，边缘有毛边，叠得整整齐齐。陆维民隔着塑料看了一眼，没有说话，直接拨了林深的电话。
三小时后林深到了地下二层的会议室，穿着那件万年不变的白衬衫，拎着便携检测设备。他把证物袋打开一个角，用镊子取出一小段纤维，放进试管，加试剂，上机检测。动作行云流水，二十分钟后他摘下手套，看了一眼屏幕上的结果，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又戴上，然后开口：
“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概率，和蒸馏塔上那条来自同一批次。同样的仿宋织法，同样的再生棉基底，同样的棕榈酸铊残留浓度。区别在于这条没被雨水淋过，化合物保存更完整。”
他把眼镜重新架上鼻梁：“这条布的有效释放周期还有至少三年。陈国栋的妻子把它摆在灵堂正中间，对着香炉和供品，如果守灵的亲友长期暴露在这种环境里——”
“会怎样？”唐柠问。
“轻度神经影响，具体表现为焦虑、噩梦、睡眠障碍。如果持续时间超过一周，可能出现短暂的幻觉。”林深顿了顿，“有人不只是要杀陈国栋，还在用同一件东西影响他的家人。”
陆维民靠在椅背上，把这句话消化了几秒。然后他看向唐柠：“你去殡仪馆的时候，有没有见到陈国栋的妻子本人？”
“见到了。但没用，她根本不接话。哭，点头，摇头，就是不说完整的句子。”唐柠把手机里的录音打开，播放了一段大约四十秒的片段，全是压抑的抽泣声和背景里隐约的佛经念诵。
陆维民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她的女儿呢？”
“十八九岁，刚考上大学。比母亲镇定一点，但也不怎么说话。我跟她聊了几句，问她家里的情况，她只说最近半年父亲经常加班、经常失眠、脾气不太好。其他的一概不肯多说。”
“你观察到别的不一样的东西没有？比如灵堂里除了那条布，还有其他奇怪的物品？”
唐柠想了想：“香炉、米、茶、红布，就这四样。我问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说是家属自己布置的，没经过殡仪馆的流程。”
陆维民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墙上的滨海市地图前面。他用手点了一下东郊化工厂的位置，然后手指向西移动，停在市区偏南的一个点上——滨海市殡仪馆。
两者相距二十三公里。同一条红布条，出现在相距二十三公里的两个现场，一个是为了布置死亡，一个是为了祭奠死亡。同一个人把这条布拴在塔顶，然后把另一条交给了陈国栋的家属。
或者——不同的人做了这两件事，但他们用的是同一批材料。
“唐柠，查陈国栋妻子的社会关系。特别关注过去一周内有没有什么人去过她家，或者送过东西。她的通话记录、最近十天内的快递签收记录，全调。注意不要惊动家属。”
“明白。”
唐柠推门出去之后，会议室里只剩下陆维民和苏墨两个人。苏墨一直坐在角落的一把折叠椅上，双脚踩在椅面的横梁上，手肘搁着膝盖，视线落在地砖的缝线上，像是在想别的事。
陆维民没有催他。日光灯管今天只坏了一根，剩下三根全亮着，把整个房间照得近乎刺眼。他倒了一杯水，重新坐回桌前，把三份闽南旧案的传真又重新看了一遍。
“你师父秦伯年，”他开口，没有看苏墨，“2016年病故之前，有没有跟你提过他接触过什么特别的人，或者有人向他打听过悬梁祭的事？”
苏墨的视线从地砖上移开，但没有抬头：“他从来没有主动提过这件事。只有一次，我去他家修一件木雕，看见他书桌上摊着一本拓片册，翻开的页面上画着一种绳结的系法，就是悬梁祭那种死扣。我问他那是什么，他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把那本册子合上了。”
“那是哪一年？”
“2015年。”苏墨说，“那之后他就没再让我去过他家。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医院，他已经说不出话了。”
陆维民的手指在桌沿轻轻叩了两下。一个六十多岁的民间手艺人，常年修复庙宇法器，2015年突然对一种古老的死扣绳结产生了兴趣，而且不愿意跟任何人讨论这件事。一年后他死了，临终留下一句含义模糊的话。
“你觉得你师父是知道什么的，对不对？”陆维民直接问。
苏墨终于抬起头来。他的脸在日光灯下颜色偏淡，但眼神里有一种很沉的东西：“我从来没见过我师父对任何事情表现出恐惧。但是我最后一次去医院看他——他已经不能说话了，我握他的手，他的手在我掌心里发抖。”
苏墨没有说更多。陆维民也没有追问。会议室里的安静和之前不一样了，之前是空白的安静，现在是被人放了一些沉重东西进去的安静。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然后是敲门声。唐柠推门进来，表情比出去的时候紧张了一些，手里捏着一张打印纸。
“陆主任，殡仪馆那条布的事，我还没开始查家属，先接到了一通电话。”
“谁的？”
“市局办公室。那边转过来一个口信，说是规划局那边的意见：陈国栋同志的案子已经按正常程序结案了，让我们这边不要再介入。原话是——‘特殊事务办公室的职权范围不覆盖常规行政体系内干部的正常病故。’”
她把打印纸放在桌上：“还有这个，传真过来的，你签不签？”
陆维民低头看了一眼，是一份《案件移交确认函》，大意是要求特事办将陈国栋案全部现场资料和物证移交市局刑侦支队归档结案，签字确认后不得再自行调查。
他没有去碰那份函件，而是先问了一句话：“规划局那边谁在推动？”
唐柠翻了一下备忘录：“据说是常务副局长孙立新。他说陈国栋的妻子已经签字确认了，家属也没有异议，这事儿没必要再节外生枝。”
陆维民听了这个名字，想了一下。孙立新，规划局二把手，他在之前的协调会上见过一面，印象里是个手脚麻利、说话滴水不漏的中年人，和陈国栋那种慢吞吞打官腔的风格正好相反。陈国栋死了，他是规划局顺位第一个能接任的人。
“另外还有一件事。”唐柠把第二张纸递过来，“陈国栋的女儿，我刚才又查了一下她的社交媒体，发现在昨天中午——就是陈国栋死亡当天白天——她发过一条动态，配图是一碗面，定位在鼓浪屿。”
陆维民的注意力一下子从那份确认函上移开了。他接过那张纸，上面是唐柠打印的截图：一个叫“陈予安”的账号，昨天下午一点四十七分发布了一张清汤面的照片，配文写着“陪妈妈出来散心”，定位显示在厦门鼓浪屿龙头路。
“陈国栋的女儿昨天白天在鼓浪屿？”
“和她母亲一起。”唐柠说，“从滨海到厦门的动车两个半小时。也就是说，陈国栋死亡当天的下午，他妻子和女儿在鼓浪屿，晚上才回的滨海。然后今天一早，他妻子就在灵堂里布置了一条和现场一模一样的红布条。”
苏墨从折叠椅上站起来，动作比平时快了半拍。他走到唐柠旁边，看了一眼那张截图上的定位，然后看向陆维民。
“2016年秋天有人在那张副卷里写的也是这个地名。”苏墨的声音压得很低，“鼓浪屿。”
陆维民把那份《案件移交确认函》从桌上拿起来，看了一眼，然后放在了一边，没有签字。他把陈予安的那条动态截图放大，看到了评论区里有一条留言，时间是昨天下午两点多，来自一个昵称叫“陇西客”的账号，内容很短，只有四个字：
“节哀顺变。”
但陆维民注意到，陈予安回复了这条留言。她回的是：“谢谢您亲自送来。”
亲自送来。这四个字让陆维民的手指停住了。昨天下午，陈国栋还没有被发现死亡，他的妻女在鼓浪屿——有人当面给她们送了什么东西，送完之后在评论区留下四个字。当晚陈国栋就死了。
他把那份确认函推回去：“告诉市局办公室，特事办的职权范围由省厅直接划定，不归市局规划局管。这个案子现在没有结案。”
唐柠接过确认函，看了一眼陆维民的表情，点了下头没有多问，转身出去了。
会议室里又安静下来。苏墨站在窗边，背对着陆维民。地下二层没有窗户，那扇窗其实是墙上一块装饰性的磨砂玻璃板，外面是走廊的灯光透进来的模糊光晕。他盯着那块玻璃板看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陆维民听的：
“我师父去过鼓浪屿。2016年夏天，他走之前最后一个月去了一趟。回来之后什么也没说，但我记得他晒黑了。”
陆维民把那张陈予安动态的截图重新收进文件夹里。鼓浪屿、2016年、红布条、一个死去的手艺人、一个刚死了父亲的十八岁女孩、一个只留下四个字的陌生人。
这些碎片还拼不成一张完整的图。但它们正在以一个越来越快的速度聚拢过来。
他看了一眼角落里的铁皮柜。最下面一层抽屉锁着，钥匙在他自己手里。里面是苏墨没看见的东西——昨天夜里他从闽南旧档的副卷里找到的、藏在文件袋夹层里的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拍的是2016年秋天鼓浪屿一家老宅的门前。一个穿灰色短衫的老人站在门口，脸被门框的阴影遮住了大半。老人脚边蹲着一条狗，身后的门楣上方，隐约挂着一截褪了色的、和蒸馏塔上一模一样的红布条。
那张照片没有署名，没有日期，没有被任何一份报告收录过。
他只是还不想让苏墨看到它。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
（第三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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